台灣的土地改革

內容包括1949年的『三七五減租』，1951年的『公地放領』及1953年的『耕者有其田』。 

全面實施耕者有其田，規定地主保留（中等水田三甲、旱田六甲）及免徵耕地。政府強制徵收地主超額之出租耕地，附帶徵收地主供佃農使用收益的房舍、曬場、池沼、果樹、竹木等定著物的基地，放領給現耕農民。於1953年12月順利完成，計徵收放領耕地139,249公頃，創設自耕農戶194,823戶。放領的地價，以耕地正產物（稻穀甘藷）全年收穫總量2倍半（分十年均等攤還）。徵收方面，補償地主70%為政府發行的實物土地債券（分十年均等償付，並加給年息4%），30%為水泥、紙業、工礦、農林等公營事業股票（一次給付）。 

如果全年收穫總量 = 200斤

2倍半 .. 2.5 x 200 = 500 斤

70% x 500 = 350 斤 ... 350斤/10years = 35 斤/year (加給年息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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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者有其田政策對於台灣資本集中有相當的幫助，因為當時的小地主在土地被徵收後立即陷入貧窮的局面、加上對國民黨政權的不信任，必須出售政府給予之補償國企股票；一些富人則可趁機以低價購入，此一資本集中現象對工業化產生一定的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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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1月，中華民國政府為推行耕者有其田政策，發行土地實物債券，將台灣水泥、台灣紙業、台灣農林、台灣工礦等四大公營事業的公司股票搭配補償給地主 ... 1962年2月9日，臺證所正式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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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者有其田政策在台灣造成一些負面影響，原因在於地主的定義太嚴苛，並未有效打擊真正的大地主，反讓許多中小地主在政策實施後淪落為窮人；台灣在進行耕者有其田的政策時，農戶的分類及定義與中華民國在中國大陸時代不同。大抵只要是把土地出租予他人耕作，不論其擁有土地面積之多寡，皆被定義為地主；如果以過去在中國大陸實施的標準來看，只有少數的台灣人會被稱為地主（中華民國在中國大陸時，所定義的地主約千餘戶，在台灣時定義的地主則高達十萬餘戶）。許多「地主」僅有小面積的土地（大多是共有出租耕地的業主們）、被徵收後，生活頓時陷入困境；據當時立法院內政考察團的估計，受打擊的人口數竟高達二百萬人。 
政府土地收購價格過低：當時政府收購農地所頒布的地價以耕地正產物（稻穀甘藷）全年收穫總量2倍半為收購價格，但是，政府在收購土地時強硬限制了耕地的單位產量，顯然地把原本的耕地單位產量壓低至原本的1/10產量，再用這個壓低產質剩1/10的耕地正產物（稻穀甘藷）全年收穫總量2倍半來收購農地，收購時並非付給現金，而多是利用債券、支票、股票等替代。 

國民政府在中國大陸早就該實施的耕者有其田政策無法實施，原因就在於地主多有政治實力或是當局者本身身分就是大地主，所以一直無法實行。直到國共戰爭，中國大陸的TG搶奪各地地主的土地為公用，成功拉攏多數貧窮的農民民心，順利實現「農村包圍城市」，遭TG擊退的國民政府來到台灣後，為了保有政權，耕者有其田有著類似削藩的政治目的，以減少地主反抗的機會，同時也能獲得多數佃農的支持。當然此時政治界都是從中國大陸初來乍到，政府中反對此政策實行的地主力量不存在。而國民黨消滅的政治勢力是台灣原本的中產階級、而真正的大地主卻沒有受害。

李筱峰指出，有一位參加三七五減租工作的基層幹部說：「這次三七五地租推行順利的原因，是省方決定把阻撓三七五的案件移歸軍法去辦」，而陳誠更在召集地方首長和士紳公開談話時挑明說：「三七五減租工作一定要確實施行，我相信困難是有的，刁皮搗蛋不要臉的人也許有，但是我相信，不要命的人總不會有」，掌握當時台灣省軍政大權的陳誠如此放話，地主們當然只能乖乖地和佃農換簽新約，減租到三七五了。 

只不過，在民國三十六年二二八事件的政治衝擊下，加上三七五減租等土改措施在經濟面的打擊，傳統的「紳士」階級逐漸從台灣社會景觀中消失，例如在一九四九年底，也就是三七五減租工作正如火如荼地進行時，曾在日本統治時期有「台灣第一市民」之稱的台中霧峰大地主林獻堂，便因此而抑鬱地離開台灣，客死日本，據葉榮鐘所寫的「杖履追隨四十年」一書中引述林獻堂的話說，他是因：「對於「三七五減租」，尤其是『收購大戶餘糧』的政策，見解似乎未盡一致」，才會選擇離去。 

但是，平心而論，在人類歷史上，土地改革，無論是從社會公平正義的道德層次出發，還是以政治統治的考量著手，又或者是從財政經濟面的角度來實施，它都是一項十分危險而困難的工作，一不小心就會引發反彈或者動亂，因此成功的例子並不是很常見，而會成功又通常要有一定的強制力和有效率的施政，國民政府在台灣而不是在中國大陸成功地推行土地改革措施，奠定社會經濟政治環境穩定的基礎，便是因為有其特定的歷史條件以及採行威權運作方式才能成功，而從這個層面來論斷三七五減租等土改措施的功過，或許可以得到更多元而包容的答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