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竺可桢谈农业“十字宪法”
樊洪业
竺可桢论文1963年9月修订稿手稿之首页
竺可桢1964年2月6日日记
毛泽东曾于1964年2月6日召见竺可桢于卧室，谈受其论文启发，欲将农业“八字宪法”改为“十字宪法”。此事须从“八字宪法”说起。
陷入困境的“农业八字宪法”
1956年1月23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了《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即《农业四十条》，其中包括为实现农业增产而规定的若干具体措施。在1958年初的南宁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要以跃进的速度提前实现《农业四十条》提出的发展目标，随后在各种会议报道中都不断出现将毛泽东提出的增产措施与“农业宪法”挂钩的说法。终至12月9日，毛泽东在八届六中全会上的讲话提纲中认为已经确立了“以深耕为中心的水、肥、土、种、密、保、工、管八字宪法的思想”（《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第638页）。旋即有此次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决议》，其中明确写道：“水（水利）、肥（肥料）、土（深耕、改良土壤）、种（改良种子）、密（密植）、保（植物保护、防治病虫害）、工（改良工具）、管（田间管理）的农业八字宪法”。后来因为强调以“深耕”为中心，八个字的表述顺序调整为“土、肥、水、种、密、保、工、管”。
急切摆脱贫穷而迷信领袖英明的人们，都以为靠这部“宪法”，就可以彻底解决中国的粮食问题了。
这部“宪法”的提出和实施，是与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三个法宝”（后称“三面红旗”）相伴同行的。那八个字中，在“大跃进”高潮中各显神通，前几项都留下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历史记录。
单说这打头的“土”吧。
《中共中央关于深耕和改良土壤的指示》中提出：“深耕是农业增产技术措施的中心。‘水肥土种密’，中心是土，就是深耕。”（《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1册第459页）文件要求“在今后两三年内，要把一切可能深耕的土地，全部深耕一遍，并且每三年轮流深耕一次，周而复始。深耕的标准是一尺以上，丰产田二尺以上。”（同前，第460页），而毛泽东又更一步提出“一部分还要更深些，例如深达四、五、六、七尺”（《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第506页）。
适度的翻地深耕，可以改变土壤板结的状况，有利于土壤保持蓄水。历史上和现实社会中的中国农民，本来就有这方面的宝贵经验。一般耕地在接近地表部分存在一个有机质含量较多的营养层，如果过度深翻，就会把这个营养层翻到下面，却把缺少或没有营养的部分翻到上面来。粮食作物一般根系较浅，过度深翻就会导致营养不良，影响粮食产量，更不要说劳动力的合理分配和成本问题了。
“土”是如此，“八字”中的其他各字也都有因过度夸大而走向反面的问题。但在政治高压之下，瞎指挥，高指标，虚报浮夸成风，高产卫星满天飞。贯彻“农业八字宪法”的初衷是实现粮食的高产，得到的回报却是一场连续几年的全国性大饥荒。
竺可桢研究中国气候特点与粮食生产的关系
1961年初，中共中央提出了有关国民经济建设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随后发出要求全国各部门“支援农业”的号召。
自1949年建立中国科学院以来，竺可桢一直担任副院长，长期分管地学与生物学部门的研究所。1961年以后，他将很大精力投入到组织院内科研力量支援农业的工作中。
在中国科学院之外，竺可桢还担任全国科协副主席，兼任中国气象学会和中国地理学会的理事长。在这些岗位上，他也是“支援农业”的强力推手。
1963年2月，中国地理学会理事会决定，本年举行以支援农业为主题的学术年会，要求会员准备论文。竺可桢可能由此开始酝酿撰写有关文章。他在8月青岛避暑度假期间写出初稿，题目为《论决定农产品单位面积产量的几个气候因素》。回到北京后，继续补充修改，于9月8日（星期天）成稿约共八千字。文稿曾先后送黄秉维、汤佩松、吕炯、吴传钧、戴松恩、金善宝和叶渚沛等著名科学家征求意见。再经修改定稿，题目几经变化，最终定为《论我国气候的几个特点及其与粮食作物的生产关系》。中国地理学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及63年综合性学术年会于11月12日在杭州举行，竺可桢即此文提交会议宣读。
竺可桢的文章认为：气候是目前影响粮食生产的重要因素。因此，我们的应急工作是要分析气候如何影响粮食生产，随之探讨如何利用气候资源实现增加粮食生产的目标。
文章明确提出，影响粮食生产的三大气候要素是：太阳辐射总量、温度和雨量。全文的主体也是在具体分析我国这三大气候资源的分布状况，讨论它们影响我国稻麦两大作物生产的有利因素和不利因素。最后根据因地制宜和因时制宜的两大原则，提出了九条对策意见。
1月9日，竺可桢看到了自己这篇文章被节选编入国家科委的《科学技术研究动态》第274期上。这是一份提供给高层领导阅读的内部简报。
毛泽东从这份简报中看到了竺可桢文章，立即引起了他的关注，于是召见了竺可桢。
毛泽东与竺可桢谈“农业宪法”
1964年2月6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南海卧室召见竺可桢、李四光和钱学森三位科学家。虽然关于此事的流传版本很多，但根据目前所见，只有竺可桢日记为第一手史料。
按竺可桢平时习惯，每日一般只记一页，对当日入记诸事的选择是自取所需。2月6日这一天分为四段，上午事为看病，与其他院领导谈工作，文字最多，占有两段；下午即为到中南海与毛泽东谈话，占一段；最后记晚上外事活动，文字较少。在日记原本中，下午内容特别用红墨水笔书写，以示其重要。虽然所记简单，但因存于私人日记之中而得以留传，弥足珍贵。经过辨识整理的有关文字见载于《竺可桢全集》第17卷第37页：
下午一点钟得毛主席电话，要我去中南海谈话，并说只约了仲揆和钱学森。我到中南海怀仁堂后的（乙组）时，见毛主席卧室两间，外间外摆图书，内室一大床，桌、椅、床上也摆满图书。他卧在床上与我握手后，床前已摆好三椅，我坐下正要问好，他就先说见到我关于《中国气候的几个特点》文，（已摘录在《科学技术研究动态》第（274？）号中）。我就说明这是去年杭州地理学会所提论文。他就说农业八字宪法“水、土、肥、密、种、保、工、管”外又加“光与气”。他对于太阳光如何把水和碳氧二合成为碳水化合物有兴趣。未几仲揆和学森来，就大家谈地球形成之初情况，如何空气合成了许多煤与石油，动植物如何进化。他又提到无穷大与微观世界、正电子与反电子的辩证法。仲揆谈到南雄近来铀矿有发现。问钱学森反导弹有否着手，[知]目前毫无基础，毛主席以为应着手探研。谈到仲揆造山运动和冰川，因此谈到地质时代气候变迁与历史时代气候的变迁。毛主席又问到近来有否著作，可以送他看。三点告别。
从中可知，1964年2月6日下午一点，竺可桢在家中接到电话，通知称毛主席要他和李四光、钱学森到中南海去谈话。竺最先赶到，被引进毛的卧室，见床前已摆好三椅，毛卧在床上与他握手，待竺落座后，毛即说见到了他的文章，谓农业八字宪法只讲已有的那八个字还不够，要加上“日”（日光）和“气”（气候）两个字。毛在与竺的谈话中，表明他对植物如何通过光合作用吸收光能把水和二氧化碳合成为碳水化合物感兴趣。在李四光和钱学森来到之后，诸多话题涉及地球形成、生物起源、冰川与造山运动、气候变迁、石油成因，以及反导弹等等。
此次召见，竺可桢在毛处前后计一个半小时。竺老的记忆，当然远比当日所记要多。在后来的日记中，至少还有四次涉及这次谈话的内容。其中三次与农业有关，依时序分述如下：
（一）1964年2月7日，中科院党组副书记兼副院长裴丽生来询与毛主席谈话情况。竺告以经过情形，特别说明因耳聋和记性差，未必全能记得。他认为在所谈诸事中，理解毛泽东最关注的有两点：第一是关于农业八字宪法，毛主席以为“水、肥、土、密、保、种、工、管”八字宪法在农业方面照顾尚有缺点，应加“光和气”（日光和气候）；第二是毛对于反导弹一事极为注意，谆嘱钱学森能组织一个小委员会进行研究。
（二）1967年2月8日，有地理所气候室两人来谈，问及毛主席谈话内容，竺告以毛主席曾谈农业八字宪法，“八个字现在看来应加日光和气候，成为十字宪法”。
（三）1967年11月24日，竺回答北京农业大学农业气象系本届毕业生的询问：毛主席说看了我那篇论文后，感觉到日光和气候的重要性，所以认为八字宪法应增“光、气”二字，而成“十字宪法”。
综合各次记述可见，毛泽东从竺可桢的论文中得到启发，已经认识到过去提出农业“八字宪法”之不足，应该补充“光”和“气”二字，修改为“十字宪法”。
“八字宪法”的终结
在毛卧室中被召见的三人中，未见有李四光和钱学森本人直接讲述这次召见的回忆文字。据竺可桢日记，1967年11月19日上午，李四光夫妇到竺家访问时，李称：过去地质部人员常问他1964年二月间毛主席召见我们二人及钱学森时说了什么话，他已忘了详细情形，人家疑为封锁最高指示云云。竺对李说自己虽记有日记，亦语焉不详，只记得那天从“万物生长靠太阳”讲起，海阔天空，谈得很多。
对这次海阔天空的漫谈，大多细节已记忆模糊，但正如竺可桢当初对裴丽生所言，有其印象深刻者，是认为毛泽东当时最为关注两件事：一是“农业八字宪法”应加“光和气”，二是“反导弹”。
“反导弹”后事如何？
毛泽东在1963年12月16日听取聂荣臻汇报《1963-1972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时，已表示过对反导弹问题的关注。后于1964年初曾专门约谈中科院党组书记张劲夫，要他找科学家咨询关于对付敌人导弹来袭的办法（《张劲夫文选》上册第288页）。毛在这次与钱学森的谈话中再做询问和指示，随之引出了“640工程”，开启了中国的反导事业，后有“863计划”相接续。两个代号都显示着它们发生的年代。
“农业十字宪法”后事又如何？
毛泽东虽然看到竺可桢的文章后受到触动而有急切召竺晤谈之举，并动过将“八字”修改为“十字”的念头。“八字宪法”由领袖意志化为群众运动，其直接后果已定格在历史上。产生于毛泽东卧室之中的“农业十字宪法”，又消解在了他的卧室之中。除了竺可桢的个别答问，也无人知晓这件事。自1982年起，中国农业的发展，彻底丢弃了生存20余年的“八字宪法”，迎来了一年又一年的有关农村工作的“中央一号文件”。
毛泽东与竺可桢晤谈的一个细节
1964年的2月6日，是农历腊月二十三，民俗中的“小年”。星期四中午一点，是机关工作人员的休息时间。在年龄上，竺可桢再过一个月就74周岁了，比毛泽东年长将近四岁。体弱多病的李四光长毛泽东四岁两个月。毛此次召见，从谈话内容看，多半是与他个人哲学兴趣相关的科学问题，并无急要之事。
当时，钱学森家住在阜成路，李四光家住城西郊紫竹院北，都距离较远。竺可桢家住地安门东大街中科院第一宿舍，离中南海最近，因此能最先赶到。一点钟接到通知，事出不备，总要有联系司机和打理冬装的准备时间。据竺日记，当日“地上存雪半寸”，该是路况不佳，行车不易，于一点半赶到了毛的住处。竺记见到毛之后的情况是：“他在卧床上与我握手”。按毛的作息时间，似乎为一觉方醒之时。
竺可桢的无奈迂回
竺可桢早年留学美国，深得“哈佛”真传，内心深处崇尚“自由主义”。长浙江大学之初，他就借哈佛大学成立300周年纪念之机，鼓吹“学校思想之自由”（《美国哈佛大学三百周年纪念感言》）。1938年，在遭受敌机狂轰滥炸的西迁路上，他为浙江大学立下“求是”校训，释其内涵为“排万难，冒百死，以求真知”的精神。在进入共和国时代之后，“思想自由”已成政治禁忌，竺可桢当然会晓得“避席畏闻文字狱”的道理。
1956年又稍有变化。竺可桢到怀仁堂听了陆定一所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报告之后，曾与一位党内老干部说：“我看蔡元培主持北大时，学术自由比现在还自由一些，那时他提倡科学自由。可是我们现在并不让胡适、胡风这类人进行自由争论。”
不久有反右派斗争，百家争鸣转作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两家”解。竺可桢每每在政治运动中自认落伍，自以为非，再无“自由”之谈。
依竺可桢的学术功底，他不可能接受毛泽东的“八字宪法”，但亲历过一系列政治运动之后，他深知农业“八字宪法”的特殊政治身价。在以往的讲话和文章中，竺可桢从来没有真正从学术上评价过它。在私人日记中则只是转述有关领导人讲话时才提到它。
在《论我国气候的几个特点及其与粮食作物的生产关系》这篇论文中，对农业八字宪法既不可能直接批评，又不可能绕过。他采取的办法是，首先把自己的观点用八字宪法包装起来，文章开篇第一句话就是“我国农业‘八字宪法’土、肥、水、种、密、保、工、管，虽不明白显示气候因素，但气候却贯穿着所有八个因素。”
这是竺可桢在向人们做政治告白：本文所论不违背“农业八字宪法”，而是要在此基础之上做气候学的阐幽发微。
一位学养深厚的大科学家，不能从专业立场自由表达自己的观点，是科学的悲哀，也是那个时代的悲哀。
最后说明一点，关于毛泽东在卧室召见竺可桢等三位大科学家一事，当前流传版本很多，并多以“毛泽东让竺可桢管天”为标题吸引人们的眼球。据笔者考证，乃系由文学虚构而窜入历史的典型一例，须以另文专述，以正视听。
（作者为原中国科学院院史研究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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