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95，听到请回答！0195，听到请回答！”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笕桥机场塔台，航管员急促地呼叫着。
空八师22大队2中队机长李显斌驾驶的伊留申二八型轰炸机从雷达上消失已经两个多小时了，没有任何回音。这么长时间失去联系，情况已经非常严重了。
就在这时，一位首长怒气冲冲地摔门进来，大骂道：“喊什么喊，台湾的广播已经报道了！叛逃！叛逃！”
事隔51年后，原空军司令部军务部副部长孙培新回忆起当时的场景，依然惊心动魄。
没于荒草中的“反共义士”墓地。
这段陈年往事被再一次提起，是在2016年6月，我看到一份寻人启事，发帖的是两位台湾人，一位是退役空军少校李刚，一位是台湾空军子弟高兴华，他们说，台湾将兴建桃园航空城，桃园公墓被列入拆迁范围，“反共义士”廉保生的墓是无主孤坟，希望紧急寻找廉保生的家人，让他叶落归根。
我在网络上发布了帮助廉保生寻亲的消息，经过志愿者的多方接力，我们找到了廉保生的侄子廉成。廉成确认，廉保生的原名应该是廉宝生，猜测是台湾方面的笔误。而在民政部的网站上查询，廉宝生被认定为革命烈士。
一方“反共义士”，一方革命烈士。真相，就像愚人节里的一个玩笑！
解放军的轰炸机降落台北桃园机场那天，高兴华还是桃园空军子弟小学的一年级学生，那是1965年11月11日下午，正在上课的高兴华突然听到不远处传来震耳欲聋的鞭炮声。
放学后，高兴华看到校园的布告栏里贴出一张红纸，说有“匪空军”一轰炸机投诚来台。他从大人的讲述中知道了更多的细节：
飞机降至地面仅剩20公分时，突然机头猛地拉起，然后失速下坠，机尾直接着陆，火花四溅，飞机尾巴被跑道生生擦掉一截。
飞机降落时，台方官兵一拥而上。
飞机上的三个人，只有机长李显斌安然无恙，他下了飞机，向台湾军方交出佩枪；领航员李才旺被变形的舱门卡住一只脚，经台方人员割开军靴才得以脱困；坐在尾舱的通信射击员廉宝生满身是血，送医院抢救无效死亡。
紧贴地面高仰度拉升，这是飞行大忌。很多人不明白，叛逃台湾的李显斌为什么要这么做？
李显斌向台湾军方的解释是 “太紧张了”，但似乎让人难以信服。
2016年7月，我在北京见到了廉宝生的侄子廉成，谈起51年前的这段往事，唯有叹息。那年11月的一天，有两位解放军军官一脸严肃地来到家里，告诉他们，廉宝生叛逃台湾，飞机落地时触地而亡！
这个意外的消息让全家目瞪口呆。
整个家庭的命运也由此转折。在海军服役的三弟、在陆军服役的四弟被陆续遣送回乡，在政府工作的大哥也失去了提拔的机会。廉宝生的大哥廉宝忠，1947年参加的革命，是一位老革命。
廉宝生新婚才半个多月的妻子，被迫与这个叛徒家庭划清界线，改嫁他乡。
原本海陆空俱全的廉家，瞬间成了众矢之的。村子里开始贴满大字报，称廉宝生“背叛祖国”。
在台湾，廉宝生被以“反共义士”的名义厚葬，时任“国防部长”蒋经国颁发八尺挽幛，上书“尚义成仁”，空军总司令徐焕升上将亲率600多名官兵参加他的追悼会，极尽哀荣。
机长李显斌和领航员李才旺分别获得2000两、1000两黄金奖励。还有1000两，先暂存“国库”，待反攻成功后，奖给廉宝生的家属。
李才旺（前）和李显斌（后）在台湾接受采访。
通过台湾的一个朋友，我获得了李显斌叛逃台湾三个月后，公开发表的近两万字的文章《冲出铁幕》，这篇文章，用大篇幅批判中国大陆的各种政治运动，还讲述了叛逃经过：
飞过南麂山后，我先把所带的三颗水泥练习弹投到海里。在进入海峡上空，我用机内的通讯系统探问李才旺：“现在在什么地方？”他以急促而兴奋的语气回答我：“快了！快了！”果然不出所料，这太使我振奋。
剩下的还有廉宝生，正在我稍稍犹豫了一下的当口，他倒是先问过来了：“航向不对吧？”
“好像不对。”我说。
“那就对了！”
多妙的试探和回答啊！于是我确切地知道我们机上的三个人，此时正是同心协力地飞向自由祖国了。
在此之前，李显斌已经做过周全的准备，他研究台湾地理，默记航向、高度，并设想一旦领航员关掉变流器，所有的电机系统以及仪表机件都失去作用时，他应当如何使用半仪表保持航行。
铁证如山！但对于廉家来说，他们怎么也不相信廉宝生是“叛徒”。廉宝生的大哥廉宝忠开始四处申诉，得到的答复是：台湾都确认了，难道还冤枉你们了吗？
2016年8月，我访问了解放军原空军司令部军务部副部长孙培新。
据他介绍，事发后，军方立即检查了0195机组的宿舍，在李显斌的个人物品中，发现了私藏的收音机。军方为了防止大家偷听敌台，坚决不允许个人拥有收音机。
更为蹊跷的是，在李显斌的床下，发现一个手枪弹簧。他为什么卸掉弹簧？
根据训练记录，李显斌有一次曾私自改变航线，向着深海方向飞行了几分钟，后来他解释误以为飞机故障，才偏离了航线。
“也曾经有老同志提出疑问，说廉宝生合谋叛逃不可能，他才结婚十几天，夫妻还在蜜月期，他还是党小组长，家里的成份又很好，大哥是老革命，从小就接受忠于党的教育，兄弟五个有四个就是军人，他怎么可能叛逃。”孙培新回忆说。廉宝生的家族被调查了个底朝天，没有发现任何叛逃的动机。
廉宝生和战友。
孙培新还向一位军方的机械专家请教，对方认为，从伊留申二八轰炸机的结构来分析，尾舱位于机背，飞机落地时，即使是尾部着地，也不会伤到坐在尾舱的通信射击员，怎么可能死掉？
唯一的疑点是，飞机改变航线，廉宝生肯定是知道的，塔台一直在呼叫，他是通信员，为什么没有做出回应？
来自四川的李才旺，在叛逃前一个月，未婚妻还去部队和他商量婚礼的事。他的未婚妻被称为罗江一枝花，是长途汽车站的售票员。事发后，当地好事者专程去汽车站看他的未婚妻，络绎不绝。他的母亲，也被列为“四类分子”，家里的光荣匾被取下。
身为领航员的李才旺，就坐在机长李显斌的隔壁，为什么没有反抗？
“台湾的报道铺天盖地，说他们三个都是‘反共义士’，而我们这边没有任何证据能证实廉宝生是清白的，就只能定性他们三个都是叛徒。”孙培新说，“毛主席说过，敌人反对的我们就拥护，敌人拥护的我们就反对。敌人把他们树为英雄，对我们来说，就是叛徒。”
寻找历史真相，一定要放在时代的大背景下，一点一点抽丝剥茧，并且不被当时充满意识形态的历史资料所左右。
关于李显斌叛逃事件，从事发起，台湾就有持续性的报道，大多是基于政治宣传需要，而大陆在两岸实现“三通”之后，正值纪实作品热潮的到来，出现多篇关于此事的报告文学。
各自的立场，有着不同的表述。
李显斌1937年出生于山东阳信的一个农村家庭。在一篇1994年发表的题为《逮捕叛逃者——李显斌叛逃案追诉纪实》的文章中，称他从小被视为掌上明珠，受到百般溺爱，养成了自私任性、贪图享受的个性，并且在部队里“缺乏自觉磨练的意志和吃苦耐劳的精神”。
李显斌与李才旺在台湾出席公开活动。
而在李显斌的个人自传《冲出铁幕》中，他将叛逃归结为不休止的政治运动：
“在我们受训的第二个月时，正赶上1955年7月的“肃反”风潮，每个同学都被逼着上台“交待历史”，每个人都成了待罪的囚犯，大家都生活在朝不保夕的战慄中。
1961这一年，在我思想转变的过程中，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从历代以来的灾荒里，从没有像那样饿莩遍野的情形。我从济南回到阳信，在相距两百里的道路两边，所有青阳树的树皮都被剥光了，剩下赤裸裸的树干在凄凉的原野上，好像一排排无肉的白骨。
我的祖母和伯父，在这一年先后离开了人间。
为了防止飞行员发生“思想走私”问题，连收音机也都受到严格的管制，除了在公共场所外，在寝室中是不淮个别收听的。”
“中共空军官兵弟兄们，你们好，我是播音员×××……”1949年之后，台湾“中央广播电台”专门成立了大陆广播部，军人是广播的主要对象，除了心理战，还有黄金的诱惑。
大陆针对台湾的“糖衣炮弹”，往往是家乡的土特产品。
在那个时期，双方都有持续的叛逃事件发生。一个要“冲出铁幕”，一个要返回家乡。
“天空里拥簇着密密的云堆，海上是薄雾腾升，朦胧中不远的上空，一组机群正快速的向我们接近，凭常识的判断那是国机，于是，我按照规定的动作，摇摇翅膀。”
“爸爸，爸爸，广播电台里提到廉宝生的名字！”1983年12月19日清晨，廉宝生的大哥廉宝忠刚到办公室准备工作时，他的女婿骑着一辆自行车火急火燎地赶来，告诉他这个消息。
距叛逃事件发生已经18年之久了，在这期间，作为廉家老大的廉宝忠，受母亲之托，四处上访，寻找二弟廉宝生死亡的真相。
一直寻找弟弟死亡真相的廉宝忠。
当天的《人民日报》上，同样发表了这篇新华社的通稿，标题为《原空军领航员李才旺从美国抵达上海》，副标题为“在机场发表声明说：18年前国民党当局用他的名义发表的反共声明完全是捏造的”。
报道称，在前一天晚上，李才旺回四川探亲从美国抵达上海，“李显斌采用预谋的欺骗的方法，让我和廉宝生都不能及时发现他是叛逃到台湾去，等我发现李显斌叛变时，飞机已到台湾北部岸边，我无法与塔台联络，座舱与李显斌隔开不能相通，他在驾驶飞机，已无法制止事件发生。”
这个报道，让廉宝忠泪流满面。他立即联系外交部，经过安排见到了李才旺。但对方只告诉他一句话：廉宝生是爱国的，是英勇不屈的！
语焉不详的话语中，还有什么被隐藏的秘密？
有了这一份证明，廉宝忠更加坚信弟弟不是叛徒，继续上访为弟弟平反。
1988年8月，廉宝忠写信给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万里。两年后的11月，他收到回复：空军党委决定改变对廉宝生的叛徒定性，按遇到无法抗拒的意外事故死亡对待，定为因公牺牲军人，给你们一次性生活补助费1万元。
曾参与廉宝生平反的孙培新回忆，调查组认为，作为通信员的廉宝生，在塔台不停呼叫时没有回应的原因，有可能是机长李显斌关闭了电台，不仅机上与地面的通信中断，前后舱之间也无法联系。
拿到这份平反材料，廉宝忠在村子里放了一长串鞭炮。叛徒的帽子摘掉了，但是，他并不满足！他需要一个真相：弟弟到底是怎么死的？
李才旺回家后，为母亲翻修了房子，还为乡里捐建了一条马路，他的母亲也由“四类分子”变成美国籍华侨家属。返回美国后，李才旺再未出现在公众视野，也再没敢去台湾。
李才旺的衣锦还乡，深深地刺激到了李显斌。
1988年，美国的朋友向廉宝忠寄来一份报纸，报道称，李显斌向台湾当局提出申诉，当年驾机投诚事件，完完全全是他一人所为，李才旺和廉宝生，都是被协迫而来，政府奖励的4000两黄金，应该由他一人独得。他还说，当时之所以说是三个人，是台湾当局为了政治宣传需要，李才旺根本不愿意参与宣传活动，到后来几乎没有参与，“为什么要让两个根本不愿意投诚的人也分上一杯羹？”
李显斌说，当年飞机降落在桃园机场时，廉宝生发现局势已经无法改变，只好自杀，而李才旺则是被俘虏。
“弟弟是自杀的！”廉宝忠惊呆了！
陈列于台湾空军展览馆的0195战机。
根据媒体公开的报道，李显斌叛逃台湾后，与一位电台主持人结婚，这段有着政治背景的婚姻，加上两个人的个性差异，最终走到了尽头，而李显斌因为投资失败，血本无归。
虽是“反共义士”，但台湾当局对他们并没有信任，台湾方面觉得，他们能为了黄金而来，也会为了更大的利益离去。这些“反共义士”，从此失去了翱翔天空的机会，言行也受到严格监控。
在旧书网上，我买到一本1996年出版的有关李显斌叛逃事件的书籍《迟到26年的审判》，作者于祖范时为解放军海军上校，获得了很多内部材料。
李才旺曾向大陆方面供述，他的妻子是当时在医院帮他疗伤的护理员，结婚多年后才向他讲明，最初嫁给他的意图是监视他；而他每次搬家，对面就会搬来一家人；每次出门，也都有穿着“三接头”皮鞋的人跟着。
如果再回溯两岸的历史，会发现李显斌的焦虑还有更重要的原因。1988年，台湾开放老兵返乡的第二个年头，看着成批成批的老兵回到家乡，李显斌的心境可想而知。
在他叛逃台湾后，他在大陆的妻子和他划清界限，1987年两岸“三通”时，他辗转通过书信与家人取得联系，得知父亲已经去世，而母亲身体欠佳。
23年前，他在《冲出铁幕》中称，出逃那天，“我把三岁的孩子李宁军的一张照片，放在口袋里。”
如果弟弟是自杀的，那么应该评为烈士，而不是因公牺牲，在政府部门工作多年的廉宝忠认为。他继续不停地上访，为弟弟讨要公道。
1992年初的一天，廉宝忠接到了三弟的一位战友的电话，这位战友转业后分配到了青岛中级人民法院，他激动地告诉廉宝忠，李显斌回大陆时被捕，案子在他们法院审理，根据供述材料，确认廉宝生是在落地之后，被台军重重包围的情况下，举枪自尽。
廉宝忠终于明白了9年前李才旺回国时告诉他的那句话：廉宝生是爱国的，是英勇不屈的！
还有更多疑团被一一解开：李显斌架机降落台湾时用机尾着地，目的是除掉廉宝生；而在他床下发现的手枪弹簧，是他偷偷从李才旺的手枪上卸下来的。事发时李才旺曾试图反抗，才发现手枪不能击发。
1993年2月13日，空军第十军政治部批复，追认廉宝生同志为革命烈士。这一天，离廉宝生牺牲已经28年了。
曾是坦克兵的廉宝生，因表现出色被选为空军。
思乡心切的李显斌，希望模仿李才旺回国的方式。退役后，他经由加拿大，于1991年12月16日回到山东老家，与80多岁的老母亲抱头痛哭，也与原配妻子以及在大陆的孩子相见。
十多天的探亲结束后，李显斌准备搭乘飞机离开时，当地警方出现在他的面前。
在李显斌入境的那一天，他已经被警方监控。警方决定，留给他时间与亲人团聚。
1992年6月，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判，以投敌叛变罪判处李显斌有期徒刑15年。不久后，他的母亲在屈辱中离世。2002年，李显斌因患胃癌获假释出狱，被限制居住在上海，同年12月去世。他的两个儿子将其骨灰带回台北，安葬在军人公墓，上书“英雄义举，足堪垂远永志”。
廉家用电脑制作的全家福。
1998年，廉宝生的母亲病危，弥留之际，他告诉大儿子廉宝忠，“把老二接回家，这个家就完整了，如果你们完不成，就交给你们的儿子。”
两年前，我去厦门出差，顺道去了趟海边，隔海可以看见金门大担岛上的“三民主义统一中国”标语，与厦门的“一国两制统一中国”遥望，已成为游客必看的景点。
当地的陪同人员讲了一个段子：
有一天，金门台军接到电话：“你们反攻大陆的标语掉色了，麻烦重新刷一下。”
“你们是哪里？“台军问。
“我们是厦门市旅游局。”
历史已成为笑谈。
这段历史又何尝不是一个玩笑呢？
1988年9月11日，新华社授权发布军方通告，从即日起，停止执行1962年颁布的对驾机、驾艇起义的国民党官兵给予奖励的政策。
两年多后的1991年5月1日，台湾宣布，从即日起，停止实施始于1958年的《共军官兵起义来归优待规定》，“所有共军官兵起义来归，‘国防部’都不再发给奖金。”
时至今日，两岸的广播依然相互发射无线电波，只是内容已无关痛痒。
只是廉家，依然在为母亲的遗愿而努力。大哥廉宝忠已经年迈，他把任务交给了儿子廉成。
廉家的设想是，廉宝生已经被确定为烈士，接他回家时，就应该有国家仪式。这不仅是对烈士的尊重，也是在洗清家族的屈辱。
就在廉家积极推进此事的同时，台湾的民间人士也行动起来。身为空军第二代的高兴华和台湾退役空军军官李刚，开始发贴寻找廉宝生的亲人。
“虽然他是我的敌人，但是他能够为了他的信仰、他的理念而选择壮烈成仁，让人尊重。”在我通过帖子上的电话联系上李刚时，他告诉我。
而此时，廉宝生的墓地因长年无人维护，已经塌陷，荒草丛生。“反共义士”的辉煌时代，早已落幕。唯有亲情，依然没有断连。
李刚说，廉宝生被台湾军方安葬在桃园机场附近的普通公墓，没有下葬于空军公墓，是因为军方知道他是自杀的；而蒋经国先生的题字“尚义成仁”，也是用一个没有政治立场的词语向他表示敬重。
探访首位叛逃台湾的飞行员杨德才的墓地。30多年来，陆续有12架大陆军机叛逃台湾。蓉蓉摄
不巧的是，2016年5月20日，蔡英文上任，两岸关系再一次紧张，官方往来渠道关闭。
这年8月，我和廉成一起拜访空军，这个既耻辱又光荣的事件，让军方有些犹豫。经过层层汇报，最终决定，由民间将廉宝生的骨灰带到大陆，军方将会在北京机场派出礼兵迎接，并将抵达北京的时间定为9月30日，烈士纪念日。
一个荒诞的事情是，当天晚上我乘坐飞机离开北京时，给负责对接此事的同事打电话安排工作，我说，台湾的事，要和空军多沟通，短时间内解决问题，不能有任何失误。因为忙着关机，我的语速很快。下飞机时，坐在我旁边的乘客终于忍不住问了我一句话：真的要打台湾了？
人心的不安，是因为真正的和解，还远远没有到来。
2016年9月27日，梅姬台风来袭。在一片风雨之中，廉宝生的墓地开始起掘，在他的头骨上，可以看到一个明显的弹洞。
为帮助廉宝生回家，台湾军方开具了死亡证书，并提供了诸多便利。台湾军方希望，能以此开启两岸互还烈士遗骸行动。冷战时期，有多架台湾“黑猫中队”战机坠毁大陆。
三天后，在8名身着蓝色空军军装的礼兵护送下，廉宝生终于回到了家乡，在熄灯号中，长眠于蓟运河畔的天津宁河烈士陵园。
埋骨他乡51年后，廉宝生在军方护送下回家。
这一天，年过八旬的廉宝忠来到母亲的墓前，他哭着说：妈妈，我把老二带回来了。
所有人都叹息，如果没有这起事件的牵连，这个在上个世纪60年代有着四名军人的家族，其显赫可想而知，而这一切都在无奈中戛然而止。
一架飞机上的三个人，一个是台湾的义士，一个是大陆的烈士，一个移居他国。
就在廉宝生的遗骨运回大陆的那天，看到报道的一位台湾朋友讲述了一件令人匪夷所思的事情：每年清明节，都会有一位女士拿着百合花，前往廉宝生的墓地祭拜。
她是谁？
根据朋友提供的线索，去年12月，我借出差台湾的机会，专程前往台湾桃园机场附近的大华村寻找这位名叫王云贵的女士，未果，之后辗转通过网络联系上了这位女士。
王女士的回答令人吃惊：1965年事发时，她的丈夫刘达祥正是守卫桃园机场的士官长，是整个事件的亲历者。她的丈夫曾经嘱托她，要好好照顾这位牺牲的解放军士兵，“他是一名真正的军人。”
王云贵遵照丈夫遗嘱，为廉宝生扫墓。
事发后，被上级要求统一口径的刘达祥还是偷偷告诉了妻子事情的真相：
台湾军方发现解放军的轰炸机飞过台湾海峡，立马出动两架战斗机逼近，结果发现对方摇了摇翅膀，这是投诚的暗号。
飞机落地后，荷枪实弹的官兵们立即冲上前去。李显斌很淡定地走下飞机，交出佩枪，然后告诉刘达祥：要注意尾舱的士兵。
警惕的刘达祥双手握紧枪，带着大队士兵包围了尾舱的位置。隔着玻璃，他看到一张年轻的面孔，正在向外张望。两个身着不同军装的军人，突然四目相对，双方的眼睛里，都充满了惊恐。
1949年，10岁的刘达祥跟随黄埔军校四期毕业的父亲刘雄章败退台湾，长大后加入部队，成为一名军人，激励他的，不仅有“反攻大陆”的教育，还有家仇，是共产党让他们全家背井离乡。
这是他成为军人以来，第一次如此近距离地面对自己的敌人，他扣着扳机的手指已经有些出汗。他甚至能感觉到，对方也是第一次面对自己的敌人。
事后，刘达祥向妻子讲述这个场面时说，“如果他先开枪，我就死定了。”
而在对峙一两秒之后，他看到那个年轻的士兵，将枪口掉转，对准自己的头扣动了扳机。
跨越两岸的纷争，在家乡的土地上，安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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