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者按：对马骥的采访是在1989年7月6日，地点在上海第17棉纺织厂。整理稿未经本人审阅。
口述者简介：
马骥，1966年时是上海国棉17厂的保卫科干部，中共党员，与王洪文是一个科室的同事。文革爆发后，马骥不赞成造反派的行为，是该厂保守派组织“工人赤卫队”的发起人。1967年1月被造反派关押进公安局，一个月后回厂“劳动”。文革结束后平反。曾任上海第17棉纺织厂工会副主席。
马骥口述
我出身贫苦家庭，母亲生了我们兄弟10人，八个都中途夭折，只剩我和弟弟两人。我17岁当养成工。我父亲解放前帮豆腐店推磨做豆腐，我也去帮忙。晚上以邻居的名字去读夜校。解放后在夜校里入团，入团后恢复本来名字，当了学生会主席。1950年“2 . 6轰炸”时，我参加了救护队。1950年，我报考第二毛纺厂，考取后却正值该厂电力不足，开工不足，就将我们统一分配到国棉17厂的前身裕丰纱厂。刚进厂，因我块头大，让我当加油工，后来又当了统计员。以后我从团支部书记、厂团委委员，一直当到车间党总支书记。1955年，厂里送我去干校培训，回来后，我要求去保卫科。于是先搞肃反，后搞审干，一直工作到文革开始。
王洪文比我小2岁（王洪文生于1934年），原是二纺车间治保主任。我在保卫科时就负责联系这个车间的保卫工作，所以和王洪文很熟，关系很好，无话不谈。以后王洪文去崇明围垦，回厂后也到保卫科来了。当年的王洪文并不坏，只是总想向上爬：当工人时想当干部，脱产当了干部，又想当领导。平时他看到有衔头的人，总是连别人的官衔一起称呼：“某科长”、“某厂长”。王洪文话不多，但有时喜欢表现自己。
我们厂在文革中引起争论的那两个厂长张XX（甲）和张XX（乙），张甲是部队转业干部，文化不高，但资格老，山东人。做起报告，一口山东话，上海工人听不懂。他做报告，即使有时下面听报告的工人走光，他也照念稿子，继续做报告。而张乙是地下党出身的上海本地工人干部，浙江宁波人，一口上海话。我觉得，比起张甲，张乙与工人的关系更密切。二张有矛盾，我看主要原因在张甲。当时他俩都是副厂长。张甲想当正厂长，大概因为他资格老。张甲文革前分管人事、教育和保卫，和王洪文关系很好。文革中他支持王洪文。文革中张甲官当到上海棉纺公司副经理。
王洪文7人大字报时，我没参加，当时正出差去青岛。但我如果在厂里，我也会在王洪文大字报上签名的，因为我有同感，同意王洪文大字报的观点。我们厂党委对那些过去的资本家、小业主等是比较客气的，而我当时思想比较左。搞保卫工作的人思想总有些左，都是阶级斗争第一线的人，自然受“阶级斗争”论影响很深。我当时也认为厂党委包庇成分不好的人。
王洪文大字报出来后受到张乙压制。正好我出差青岛回来，我就写了一张几问张乙的大字报，我自己一个人写的。这样，我们保卫科的人都站在一起，观点都一样了。我还写了一张呼吁的大字报，和王洪文连夜去纺织局告张乙的状。局里后来就派了工作队来，队长姓肖。
工作队来后，我认为应该相信工作队，相信毛主席。但王洪文则有功臣思想，认为工作队是他去请来的，应该重视他。而实际上这个工作队也确实很重视王洪文。但是，这个工作队是局里派来的。后来，市里又派了以市总工会副主席施惠珍为队长的工作队来，大概是市里统一派的，局里派的工作队就撤回去了。市里派来的工作队不重用王洪文，也不反对张乙。王洪文于是又赶工作队，成立“誓死捍卫毛泽东思想战斗队”。
我当时觉得，向领导提意见我不反对，文化大革命就是号召大家起来提意见。但我反对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王洪文那时人不大在厂，经常外出串联。我开始觉得王洪文有野心。我和王洪文的公开分手，是在他以后又成立“永忠”（“永远忠于毛泽东思想战斗队”）。“安亭事件”时，我们的分歧爆发了。我觉得王洪文的造反队中，受过各种处分的人多，我看不惯；王洪文他们把毛主席用来斗地主的语录去斗干部和党员，我不能接受。我觉得，王洪文已经不是在造资产阶级的反，而是在造无产阶级的反。因此，几乎在“永忠”成立的同一时期，1966年10 月间，我们也成立了个“捍卫队”（“捍卫毛泽东思想工人赤卫队”），和王洪文对着干。王洪文他们抢工作队材料，我们就掩护，我们认为工作队是党派来的，不该乱斗。王洪文于是写了我很多大字报。
我们的“捍卫队”一成立，就得到工人的拥护，一下子就有4、5千人参加，而王洪文他们直到1966年9月份时，至多也只有100到200人。“安亭事件”中，张春桥签“五条”，我们反对：怎么卧轨拦车破坏生产，反倒成了革命行动？于是我们组织游行抗议。抗议口号是：“抗议张春桥在上海执行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双五条是大毒草”，这个口号是我拟的。这个游行是我们厂单独行动的，没和其他厂一起组织。当时杨浦区区委书记打电话来叫我们不要游行，但我们还是游了。下午二点，早班工人下班，常日班的工人也快到下班时间。两个班头的工人都用业余时间参加游行。从国棉17厂所在的杨树浦路，一直游到外滩，沿途许多市民加入我们的队伍。到了外滩，厂里一个工人打电话来说：“你们游行游得好，生产我们顶！”游行途中，北航的红卫兵见是反造反派的游行，很反感，要抓领头的，问队伍中工人谁是领头的，工人们保护我，说不知道。我们最后休息在一家电影院。潘月法（上海赤卫队总部常委）知道了，马上赶来，对我们说: “我代表赤卫队总部向你们祝贺。”我们要求曹荻秋接见。我们知道，领导和我们是一个观点，但我们也不希望被造反派抓住辫子说我们是“保皇派”。后来是王少庸到我们所在电影院来的，我们要求去北京反映情况，问问张春桥这样做对不对。王少庸同意了，派了我们厂15个人，我和潘月法也去了。
到北京是中央接待站接待。那几天正逢周恩来在北京体育馆参加什么集会，我没去，但让去的人把周讲话记下来。周讲话和北京接待站人讲话，都是大路货，他们当时也不可能讲倾向性的话，但他们都说要抓革命，促生产，不要打击一大片，我们听了也很满意。我们感到自己是对的，毛主席应该知道我们的。我当时觉得，赤卫队都是忠心耿耿的，保卫党委，保卫党中央和老干部；我觉得这些老干部都是爬雪山、过草地过来的，怎能全都打倒？！后来，赤卫队总部虽然想将我作为委员，但我和总部的人联系不多。《解放日报》事件我们没有参加。我当时认为，厂里情况我熟，好人坏人分得清；外面和市里的人，我不了解，弄不好会被利用。
张春桥曾经接见过我们。张春桥是两面派。我们当时反映王洪文和潘国平（工总司另一个主要负责人）在厂里的表现，张春桥当面对我们说，你们反映的情况很好，我们会调查。后来根本没有下文。我们感到自己搞不过造反派。他们会捕风捉影，无中生有，会打人，我们却只会实打实地讲道理。形势越来越令我们不理解，党中央发的这个那个文件，也越来越使我们搞不懂了。我想，我们的想法中央都已经知道，为什么形势还是这样发展？！
形势对“赤卫队”越来越不利。康平路事件后，各处“赤卫队”被砸，还听说玻璃机械厂的“赤卫队”头头被抓。我们于是也作好准备，将当时算值钱东西的手表放在家里不戴，平时穿破旧衣服上班，准备被抓。果然，一天晚上，一群学生和造反派来我们厂抓人。我怕两派冲突打起来，就说“我去吧”。一到厂门口，就被塞进一辆冷藏车，开到提篮桥，又换了辆轿车，把我关进提篮桥监狱。我被抓后，开始下面队伍没散，大家到杨浦分局去要我。在公安局，一开始对我也还算客气，但没多久就将我当敌人，审我的人气势汹汹，说我反对文革，说我反革命。
关了一个多月后，我被放回厂，回保卫科报到。保卫科里除了我都是造反派。我正坐着，王洪文来了。他是东北人，平时说普通话，这时却学着上海话，拍拍我的肩说：“马骥，交关对勿起，我负责。”我没理他，弄得他很尴尬。其实，说是放我回厂，实际就是让我回厂挨批斗。不久就让我去二纺车间，监督劳动，出布机垃圾。每天强迫我身前身后各挂一块大牌子，上面写着“赤卫队黑头头”、“铁杆老保”等字样。他们强迫我天天早请示、晚汇报，我就抄毛主席语录作为汇报。这样我经常挨斗。后来，时间长了，我和二纺车间工人干部关系熟了，就渐渐不斗我了。不过，厂里的造反派还经常斗我。
国棉17厂成立厂革会后，王洪文是厂革会主任。成立厂党委时，我没投王洪文的票。王洪文当时还差2、3票，就可以得全票。造反派说，王洪文能当中央委员，难道不能当厂党委委员？他们就查是谁不投王洪文的票。当时选举是划块选举的，我是二织选块的。他们统计后，发现这个选块王洪文少了一票。他们就查选票，怀疑是我不投票。
正在这时候，厂里有人写匿名信反对王洪文，厂里于是借查匿名信之名，将我隔离在厂疗养所一个多月，说是给我“办学习班”。开始我很奇怪，想不出他们为什么要关我。我之前确实也写过信，但都是署名的，署上我自己的名字。一封是“一月革命”前写的，给曹荻秋，说王洪文造反动机不纯，四清工作队没重用他，他没当上厂文革主任才造的反。我了解王洪文，当时要是封他个官，他就不会造反了。另一封信是“一月革命”后写的，给张春桥，也是反映王洪文的问题。
后来他们问我，为什么反王洪文，不投王洪文的票，我才明白是为了这一票而将我关起来。审问我的人说王洪文是中央委员，代表党中央，反对王洪文就是反对毛主席。我说党章规定党员有投票自由，我高兴选谁就选谁，这是党章规定的权利。我没敢说“王洪文不代表党中央”。他们还问我是否写过匿名信。就这样，4个人，其中两个人还都是保卫科的，轮流看住我，不让我回家。与我关在一起的还有厂里的“清队”和“一打三反”对象，厂里说他们这个有政历问题，那个是军统特务。厂疗养所成了关人的地方。我当时写了一首打油诗：“漂亮疗养院，四人服伺我，吃饭有人陪，小菜一毛五。楼下中统楼上我，敌我同住疗养所”。
他们整我，将赤卫队袖章做成马夹背心，逼我穿着在各车间游斗。整我不算，还整我妻子。我妻子也是国棉17厂的。她早班下午二点下班，他们就在厂门口斗她，直斗到晚上9点。她上中班和夜班，下班都是晚上甚至半夜，他们照样斗。他们说我妻子“你男人是反革命，你也不是好东西”。我儿子在上钢五厂，我女儿插队落户，我弟弟在船舶学校，他们都去搞。我想换个环境，调工作，他们不肯，说要卡死我。有人劝我向王洪文写信，我不肯。
1972年，或是1973年左右，我被从车间调往食堂，当管理员。结果没多久，《文汇报》和《解放日报》发表文章，将我作为王洪文“不但能够团结与自己意见相同的人，而且还能团结与自己意见不同的人甚至反对过自己的人”（这是毛泽东的话）的实例。我看了很生气，不干了，回二纺车间，还当我的清洁工去。后来听说，那时其实有可能调我去厂部的其他办公室，王洪文不肯。所以可见，王洪文的气量还是很小的，他既要做做样子给别人看，又想卡我。我干活时，王洪文经常到二纺来，他来我就避开，我不愿理睬王洪文。在食堂里吃饭时，王洪文有时向我招手，示意我坐过去，我也不离开原来的位子。
王洪文越向上爬，我越想不通，我觉得，论文化程度，论工作能力，论思想水平，论口才，他都与我差不多，当个厂长、厂党委书记已经很可以了，怎么还升到了市里甚至中央去？他的底牌我了解。这么大的中国交给这样的人怎么行？我想不通。我感到王洪文总有一天要掉下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