愚卉：中国魂，钢琴协奏曲《黄河》

 

 

第1节 《黄河》的东风

 

1968年年轻的殷承宗

 

世界上的奇迹，大凡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必然。到底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历史成就英雄，就像那个“先有鸡蛋，还是先有鸡”，古老且悬而未决的热门话题那样，困挠了人类几千年，令我们辩论不休。

 

从殷承宗的前半生来看，无疑是历史成就了他，使他去艺术资产阶级化，开创艺术民族化的先河。

 

在殷承宗的艺术生涯中，最赋予传奇色彩的奇迹，还不是《钢琴伴唱红灯记》，而是钢琴协奏曲《黄河》。

 

《钢琴伴唱红灯记》用殷承宗自己的语言来说，是“用钢琴说中文”，那么，钢琴协奏曲《黄河》，如果可以的话，我想说：是殷承宗用钢琴说中国魂，并且同时自动翻译成英文、俄文、法文……，即世界通用语，是一个伟大的奇迹。

 

而这个奇迹，也是有它的历史必然。1968年7月1日，殷承宗的《钢琴伴唱红灯记》一炮打响后，誉满大江南北，几乎所有文艺舞台都向殷承宗开绿灯，等待殷承宗去发掘的资源，那更是应有尽有。最关键的是，《钢琴伴唱红灯记》给殷承宗带来无限的创作意欲。

 

殷承宗原本是古典音乐科班出身的，用通俗的话来说，就是搞“阳春白雪”的。自然而然，殷承宗在建立了一个独自的位置后，也想让中国人民大众听到一种属于中国自己的，下接中国地气、上接“阳春白雪”的钢琴大餐，发挥钢琴这个乐器的最高境界。

 

虽说并没有别人给他什么压力，也没有人逼他，但是殷承宗知道，音乐人，最不能等的就是时间，每一个时代，有非它莫属的时代气息，谁能够坚定地舍去旧时代的糟粕，输入新时代的血液，谁就能走在时代的前端，领导时代的新潮流。

 

《钢琴伴唱红灯记》以后，殷承宗面临尽快拿定下一个创作主题。好马不吃回头草，好马还得马不停蹄。

 

殷承宗是1941年出生的，当他懂事的时候，就迎来了新中国。除了接受鼓浪屿独特的基督教氛围里的圣诗歌音乐以外，殷承宗自然而然地接受了发源于红色根据地的革命歌曲。例如从轻快活泼的《解放区的天》、节奏紧张的《团结就是力量》、雄壮有力的《解放军进行曲》、到具有革命浪漫主义情怀的《洪湖水，浪打浪》，当然也包括史诗般、饱含中国苦难、艰辛，又具胜利豪情的《黄河大合唱》。一个自幼喜爱改编钢琴曲的天才，对史诗般历史巨篇《黄河大合唱》，自然是情有独钟。

 

殷承宗虽时年仅27岁，却已游艺乐海多年，可谓精通古典。人家殷承宗玩钢琴协奏曲，还是少年时候的事情。殷承宗知道，冼星海的《黄河大合唱》，用钢琴协奏曲来表现是再恰当不过了。一方面，《黄河》这个以水的声音为基调的曲子，它的色彩变化，正是钢琴协奏曲的用武之地。因为“钢琴协奏曲”可以调动两种以上的乐器进行协作，从而使作品达到单一的乐器所达不到的演奏效果。“钢琴协奏曲”甚至可以通过乐队中不同乐器的合奏，与钢琴之间的协作，表现出丰富而复杂的情绪。

 

另一方面，殷承宗追求的民族的东西，所需要的是中国特色的乐器。例如中国的笛子、唢呐等，与西洋古典钢琴协奏曲结合，也是可能的。这样，既可以在创作中运用西洋古典钢琴协奏曲的表现手法，又可以在曲式结构上体现中国传统风格。

 

而且，殷承宗从《钢琴伴唱红灯记》的成功中，悟出只有选择人民大众脍炙人口，人人喜爱的歌曲加于创作，才能够在人民中站得住脚，那真是非《黄河》莫属了。

 

心中的谱打好了，需要一个团队，也需要体验黄河，体验船夫，体验怒吼的黄河水，这可不是殷承宗一句话，就可以实现的。那时候，走出一步京城，都要单位证明的。无论如何需要组织上的许可和支持，正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嘿嘿，殷承宗从9岁起，就是一个“万事无备、不欠东风”的男孩子。曾记否殷承宗3岁时，殷家本来没有钢琴，突然一天，殷承宗的三姑父把一架钢琴暂寄他家，成全了殷承宗弹琴的梦想；8岁时，没有任何背景，突然因二哥的独唱伴奏者缺席，临时补缺，在鼓浪屿的私人家庭音乐会第一次亮相，被主持人看好，成全了殷承宗9岁的鼓浪屿钢琴独奏演出；12岁时，殷承宗想接受钢琴正规教育，但是没有钱，突然厦门音协主动出赞助费，成全了殷承宗远赴上海考音乐学院附中；等等，数不胜数，真的，真的，想东风，东风就刮来的人，还真的不是只有诸葛亮一个人，我们的殷承宗也是哦。嘿，这次东风是谁呢？就是那大名鼎鼎的江青。

 

当时，江青任中央文革小组第一副组长（相当首席执行政委吧）。那时候的干部，与当今干部的最大不同，就是善于直接与下面的人接触，了解人民的情况，倾听人民的要求。殷承宗是中央乐团的脸，经常出席中央召开的座谈会，当然也就经常被首长接见。

 

就在殷承宗腹稿已定之时，有机会参加一次江青接见的首都文艺工作者会议。接见时，殷承宗向江青提出自己想把《黄河大合唱》改编成钢琴协奏曲，江青颇感兴趣地说：“《黄河大合唱》还是不错的，但要留曲不留词。

”江青明确表示支持殷承宗创作钢琴协奏曲《黄河》。

 

文革期间江青接见文艺工作者

 

后来人们对江青这番话，有各种版本的解释。稍微事后诸葛亮地想一下，其实很简单，江青就是让殷承宗把歌唱的部门取消，改为单纯的钢琴协奏曲，并没有批判《黄河大合唱》作词家光未然的歌词，也没有否定光未然当年启发了冼星海的创作冲动与灵感，更没有阻止今后也同样启迪和萌发《黄河》钢琴协奏曲创作组成员的想象力和乐思。这是后话了。

 

那时候，江青是代表中央的，况且，江青是被那个时代认定为文艺旗手哇，这件事，她不管，谁管？这件事，殷承宗不问她，问谁？后来，殷承宗因为江青在政治上的失脚，受到打击，这种“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的事，只能令人感叹历史的无奈。

 

1968年，江青的一句话，当然就是一锤定音。一个国家领导人说话如果不算数，岂不国将不国了？中央乐团雷厉风行，马上让殷承宗组建一个团队，集中精力创作钢琴协奏曲《黄河》。

 

《钢琴协奏曲黄河》的创作班子，由殷承宗确定和召集。殷承宗通过组织调来了储望华、盛礼洪，组成了三人创作小组，后又加上殷承宗的学生，同是鼓浪屿出身的许斐星（*2）作秘书，创作进行到第四部分时，殷承宗又请来刘庄。

 

团队组成后，第一件事情，就是奔向黄河。当时中国的各个单位，特别是意识形态领域，都由军代表当领导。殷承宗这个团队也由军代表率领，到黄河体验生活。

 

中国音乐史上不朽的名作钢琴协奏曲《黄河》的创作，其实最初不在京城，而在黄河，从陕西省吉县黄河壶口（*3）开始。为了寻求革命先烈的足迹，体验船夫劳动，深入实情实景，捕捉创作灵感，殷承宗远大的理想和民族感情，促使他奔向黄河。

 

第2节 奔向黄河 

黄河老乡

 

8年前，殷承宗在列宁格勒（现在圣彼得堡）音乐学院时期，徘徊在列宁格勒的博物馆、音乐厅、冬宫、城堡，体验俄罗斯文化、历史，吸收俄罗斯的艺术精华，抓捕前辈的精彩音符，理解大师们的音乐语言，终于摘下世界顶级柴可夫斯基钢琴大赛第二名。8年后的今天，殷承宗奔向黄河。这时候，殷承宗的身上已经看不到苏联学派的影子，人们看到的是：一个中国大地上成长起来的，热爱黄河的赤子。

 

少年时期的殷承宗，追求还多少停留在有限的物质世界（荣誉、勋章、排行）；青年时期的殷承宗，追求的是无限的精神世界。殷承宗的内心，正在经历一种悲壮的自我革命，就是小的“自我”与大的“为人民服务”之间的冲突。

 

8年前费尽心血获得的那些华丽的勋章，对一个青年还是那样具有诱惑力。现在，要费多倍的心血去反抗它，去漠视它，又是一个怎样的壮举。

 

就要如同毛泽东所指出的：“我们的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而要打成一片，就应当认真学习群众的语言。如果连群众的语言都有许多不懂，还讲什么文艺创造呢？英雄无用武之地，就是说，你的一套大道理，群众不赏识。在群众面前把你的资格摆得越老，越像个‘英雄’，越要出卖这一套，群众就越不买你的账。你要群众了解你，你要和群众打成一片，就得下决心，经过长期的甚至是痛苦的磨练。”

 

从毛泽东这段话可以看出，毛泽东是几千年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以“人民”的审美标准。来衡量文艺界人士的领袖。在当时就有很多知识分子和文艺界人士不能够接受，现在更不能接受。几千年来，特别中国的知识分子，一直以为自己高人一等，不要说“与群众打成一片”，就是与群众站到一起，都觉得身上不舒服。一些知识分子故意写一些群众看不懂，听不懂的东西，卖弄所谓的“学问”。

 

文革中提出：“让古典见鬼去吧”、“砸烂封、资、修”。固然，革命时期，难免说辞会有过激，其实说白了，也很简单，也很通情达理：就是你拿人民的工资，就应该写人民看得懂，听得懂的文学、音乐。

 

偏偏殷承宗这个人，自幼有一种天生的亲民力。前面提过，还在9岁的鼓浪屿第一场钢琴独奏音乐会上，殷承宗就以自己的意志，选择弹奏他自己改写的人民大众喜欢的《解放区的天》、《团结就是力量》等接地气的钢琴曲。很自然，在殷承宗创作《钢琴伴奏红灯记》后，进而想到再创作人民喜爱的东西，经过一番思考和与同事们的讨论，终于锁定创作钢琴协奏曲《黄河》。

 

殷承宗要创作钢琴协奏曲《黄河》，首先想到的就是毛泽东说的“学习群众的语言”。换句话说，就是学习、了解黄河沿岸的民乐，及其中国民族色彩的音乐旋律。

 

殷承宗第一件事，就是与他的团队，从北京出发，奔向黄河。

 

殷承宗一行人最初落脚的黄河壶口，地理位置正好是在黄河以东的山西省、和黄河以西的陕西省中间。滔滔黄河水，在这个交叉点骤然汇集，恰如从巨大无比的壶中倾泻而出。中国古籍《书•禹贡》曰：“盖河漩涡，如一壶然”，故名“壶口瀑布”。五百余米宽的急流，出其不意地被两岸的苍山挟持，上宽下窄，在五十米的落差中，无拘无束地奔腾。殷承宗从那声势如万龙鼓浪、气势如排山倒海的千古奇观中，得到的灵感，全部体现在钢琴协奏曲《黄河》。

 

除了黄河壶口瀑布惊涛骇浪的听觉和视觉的再现以外，最打动人心的，还是来自船夫的体验。殷承宗团队亲自在黄河急流中划船摆渡，到达壶口瀑布上游。船上的东西，由其他运输工具从陆上运走。在船上拴上绳索，用人力将空船从河中拉上旱路，与当地的船夫一起拉纤，一起流汗，一起领会战胜惊涛骇浪的喜悦，这就是传说中的“旱地行船”。

 

拉纤的时候，船夫们为了统一步伐，把劲使到一块儿，运用传统的喊号子的办法。殷承宗团队在船夫的带动下，也一起喊号子。这些细节都体现在第一乐章——前奏：黄河船夫曲。

 

 

黄河船夫们的形象图

 

殷承宗团队甚至与老乡一起住下来，同吃同住同劳动，并且在与他们一起生活中，探访民间音乐和乐器，了解黄河沿岸的民俗。殷承宗及其团队还走访了黄河沿岸的老乡，倾听他们叙说抗日战争时期，人们口头流传下来的真人真事，英勇抗战的故事。殷承宗每天写创作笔记，写下自己的心得，标下跳跃在心灵的音符，这些都反映在后面的乐章。

 

黄河民乐

 

殷承宗行1000多里路，接触1000多个人，记录下1000多个感动的音符。一步一个脚印，一步一个音符，认真、刻苦地体验黄河的过去、现在、未来。

 

殷承宗团队从黄河体验生活回来后，由殷承宗总括，投入到紧张的创作中。为了让老百姓听得懂，《黄河》采取组曲的方式，一段一段地展开，最后定为四个乐章：

1、《序曲：黄河船夫曲》（Prelude: The Song of the Yellow River Boatman ）、

2、《黄河颂》（Ode to the Yellow River）、

3、《黄河怨》（The Yellow River in Wrath ）【后来审查时，江青提议改一个字，即“怨”改为“愤”，最终以《黄河愤》问世】、

4、《保卫黄河》（Defend the Yellow River）。

 

仅用一年时间，《黄河》就完成初稿。1969年年底，殷承宗把钢琴协奏曲《黄河》，送到中央审查。殷承宗在焦虑的等待中，迎来了1970年新年。

 

这时候，殷承宗还不知道，1970年，将是时代赋予他45年以来波澜万丈、跌宕起伏命运的开始。

 

笔者注意到，在殷承宗鼓浪屿家的客厅里，45年以来一直悬挂着一幅黄河的照片，宛如标志着殷承宗的音乐生涯心路历程，相信，45年前，黄河已经与殷承宗结下不解之缘啊！

 

45年来殷承宗鼓浪屿家客厅里悬挂的黄河照片

 

第3节 江青审查点评钢琴协奏曲《黄河》

男装丽人江青

 

钢琴协奏曲《黄河》提交中央后，正式接受中央的审查。提交后，并不像小说里常见的“犹如石沉大海”、“杳无音信”，而是“其应若响”。先是时为“中央文革小组第一副组长”的江青，亲自挂帅，进行了两次审查。一次是非公开的，属于内部审查，主要由江青提意见；另一次是公开的，属于小型公开试演，主要由周恩来提意见。

 

这里，笔者产生极大的好奇心：“咦，真的吗？一部《钢琴协奏曲》，居然要惊动中央领导亲自审查吗？有这个必要吗？！”

 

可是，低头想想，我们今天文艺界的这个样子，什么都以“钱”来衡量，什么都以“钱”来说了算。按照现在这种标准，就不必要任何审查啦。只要能赚钱，只要有“钱”，就无所谓什么《黄河》、《红河》、《黑河》嘛。可是在文革时期，思想教育是头等大事，所以，将要在全国公开的《钢琴协奏曲》，当然有必要做认真的审查。中央很重视，真的是百忙中亲自审查。

 

第一次审查，是以书面及听取录音的形式。江青马上做出具体的批示：江青在总体上肯定了这部作品后，具体指出两点耐人寻味的意见。

 

第一点是认为：“《黄河怨》改成《黄河愤》比较好”；

 

第二点是强调：“第四段《保卫黄河》，尾声用《黄河颂》的旋律，掀不起高潮，建议用《东方红》旋律和《国际歌》旋律。”

 

针对江青的意见，中央乐团并不像我们现在想象的那样立即执行，也不像传说中那样的“一呼百应”，而是在乐团内进行了认真的讨论。

 

在讨论中，对江青提出的第一条意见，即“黄河怨”改成“黄河愤”，众人都觉得改的好。可是对江青的第二条意见，众说纷纭，赞否两立。有意思的是，当时乐团最有代表性的两个人，正好持两种不同的代表性意见。

 

这两个人是谁？一个就是中央乐团指挥李德伦，另一个就是中央乐团首席钢琴演奏家殷承宗。

 

李德伦认为加上《东方红》和《国际歌》旋律，就不是《黄河》了，让人感觉“不伦不类”的。估计在当时，李德伦应该不至于用“不伦不类”这样的词，是文革后这么说的。不过，李德伦反对倒是真的。

 

与李德伦提出相反意见的殷承宗，说：“我觉得首长说得有道理。这两首歌曲全世界都知道，一听就明白这是共产党领导的斗争，有政治高度，应该加上。”

 

 

 李德伦                                                                            殷承宗

 

从传统的论资排辈来说，李德伦当时52岁，已是中国交响乐的佼佼者，殷承宗当时才28岁，刚刚崭露头角，再怎么说，也是辈分不同；另外从一个乐团的职位来说，乐团指挥的威信，远远高于钢琴演奏家的威信。可是在文革期间，偏偏不论资排辈，传统的东西毫不算数，再加上李德伦那时候，是刚刚从“牛棚”出来的。当时，乐团的大多数人，还是比较赞成殷承宗的想法。所以，殷承宗的意见最终占了上风。

 

说句朴素的感想，李德伦虽然最初反对加入《东方红》，但是，从纪录片《钢琴协奏曲黄河》视频中，我们可以看到，李德伦的指挥，非常到位，在第四乐章后部奏起《东方红》旋律时，李德伦相当投入，昂然举目，深情地眺望高高悬挂在舞台背景中的、年轻时代戴八角帽的毛泽东照片，他真的热泪盈眶，接着大手气宇轩昂地一挥，调动起整个乐团，群情激昂，那种豪情英姿，甚至比殷承宗更加激情四射，令人留下难忘的印象。（注*4）

 

我们再回到审查后的乐团，经过讨论，统一了步调后，进入改编工作，一番彩排，第四段《保卫黄河》尾声终于加进了《东方红》和《国际歌》的旋律。

 

这里插一段后话，文革后，1980年代，《黄河》被禁演，一个名叫石叔诚的人（后面将介绍到他），把钢琴协奏曲《黄河》改成删除《东方红》和《国际歌》的版本，也灌制了唱片。所以，市面上流传的钢琴协奏曲《黄河》，有两种版本：第一种是1970年殷承宗原汁原味的版本，加入《东方红》和《国际歌》旋律；第二种版本，是删除《东方红》和《国际歌》旋律的改版。

 

 

 

任何事情，都有它产生的历史背景，也就是所谓的“带有它的历史烙印”。要不要加入《东方红》和《国际歌》旋律，存在人为的争议，也不是不可理解。目前，中国演奏钢琴协奏曲《黄河》的代表人物有三个人：第一位，自然是公认钢琴协奏曲《黄河》的元祖殷承宗，另外二位是石叔诚和朗朗。

 

殷承宗始终坚持弹1970年版，即加入《东方红》和《国际歌》旋律的原版钢琴协奏曲《黄河》。曾经师事殷承宗一年的朗朗，也弹殷承宗版本。我记得朗朗在2008年奥运前，在天安门广场演奏的就是殷承宗版《黄河》。

 

石叔诚弹自己改的版本、即去掉《东方红》和《国际歌》旋律的版本。这里稍微提一下，石叔诚和前面提到的许斐星，是后来被殷承宗请来工作的。石叔诚担任钢琴协奏曲《黄河》的B组独奏演员，当然必须充分领会钢琴协奏曲《黄河》的创作意图，不然无法配合演奏。

 

石叔诚当时23岁，许斐星17岁，比28岁的殷承宗年轻，不可否认，他们是殷承宗团队中的新鲜血液，有时代的气息，他们也发表过一些接地气的意见。不过当时的分工，他们没有直接参与实际创作。不过后来，石叔诚自己认为他也是创作者，并且，独自改版钢琴协奏曲《黄河》，删掉第四乐章的《东方红》和《国际歌》旋律。对此本文不加评论，读者各取所想最好。

 

不过，有一个事实不得不提一下。1976年，殷承宗因为钢琴协奏曲《黄河》与《钢琴伴唱红灯记》，受到长达四年的政治审查，甚至有十个月失去自由。那时候，并没有第二个人站出来表示：自己是真正的创作者。时过境迁，振振有辞地追诉自己是真正的创作者，却又大有人在。

 

弹者有意，听者也有意，就是这个“去”和“留”《东方红》的有趣之处。除了对音乐本身的理解程度和趋重之处不一样以外，更多的是听者，也都带有自己或多或少的政治倾向吧。这里暂不一个一个做介绍。不过，作为当事者殷承宗的想法，还是有必要披露的。毕竟，殷承宗本身就是这段历史的一部分。

 

殷承宗后来回忆这段往事时，说：“《黄河大合唱》与《黄河》要一分为二地看待，它们是两个特别时期的产物，一个是“抗日战争”，一个是“文化大革命”，创作初期《黄河》共有两个版本，一个是“黄河颂版”，另一个则是“东方红版”。现在公开演出的是加进了《国际歌》和《东方红》旋律的版本。”

 

殷承宗很淡定地说：“我们当时在创作的时候，首先考虑的是要创作出让老百姓听得懂的音乐，因此走了一条‘通俗’的道路。我觉得我们当时就是选对了题材。因为《黄河》这一个题材，这样的旋律，这样的气派就非常适合用钢琴协奏曲的形式来演奏，而且当时我觉得我们的想法比较简单和纯朴，就是想让普通的老百姓一听就能够懂，说不定就是因为这种很简单、纯朴的想法，让《黄河》留下来了。一稿时，高潮不够，将《东方红》和《国际歌》的旋律与《黄河》巧妙地融于一体后，政治上、艺术上，都取得了很大的效果，表达出了最为强烈的感情。我没有想到三十年以后、四十年以后，在中国乃至全世界都在越来越多地弹了，现在每年都有五十几个国家在播放或者演奏这部作品，这是我没有想到的。”

 

第4节 钢琴协奏曲《黄河》终于登场啦

 当殷承宗在众目睽睽之下，就江青的意见，要不要加入《东方红》和《国际歌》，站出来对乐团指挥提出相反意见时，也许人们只是从世俗的眼光，把殷承宗支持江青的意见，看作迎合政治需要。殊不知天下的难事，就莫过于支持新的革新了。人们更愿意遵循守旧，因为几千年来人们习惯了咀嚼前人栽培的粮食。

 

实际上在短短的10年以后，人们也真的这样下了结论，说殷承宗迎合政治需要，甚至说殷承宗是那个“四人帮”的爪牙。这使殷承宗为他自己的这一坚持，付出了意想不到的代价。但历史之所以成为历史，不是一个“10年”说了算的，在那以后的20年，30年，40年……，对，今年满45年，再来看这一幕。历史给殷承宗下了一个答案，殷承宗迈出的那一步，给未来留下了抹不去的里程碑。

 

石叔诚后来改版去掉《东方红》和《国际歌》的钢琴协奏曲《黄河》，在中国大陆境内被承认，得于在80年代的大舞台演奏。1981年及1991年两度获中国文化部嘉奖。但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外国电台演奏的，却是殷承宗1970年原汁原味加入《东方红》和《国际歌》的版本。在世界这个大舞台上，艺术就是艺术，能够反映那个时代的艺术，才能够被保留下来。这是后话了。

 

话说1970年2月，钢琴协奏曲《黄河》，经过改编后，第四乐章加入了《东方红》和《国际歌》旋律。中央政治局在人民大会堂小礼堂，对钢琴协奏曲《黄河》进行公开审查。首次试演，那时候的语言叫“汇报演出”。（不得不说，听起来，很温馨哦）

 

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央，出席了这次公开试演。中国第一大忙人周恩来日理万机，百忙中亲自参加“汇报演出”，使中央乐团群情激昂，大家以最热情的情绪投入演出，嘿嘿，在第四乐章《保护黄河》最后一段时，把鼓皮都打破了。

 

周恩来听着听着，进入第四乐章后，一直情不自禁地打拍子，当最后一个音符隆重落下时，人们还屏住呼吸，只听周恩来激动地喊道：“是星海复活了”。

 

一般来说，周恩来是一位“喜怒哀乐”不轻易表露的政治家，这时候的周恩来，被钢琴协奏曲《黄河》的艺术感染力所动，情不自禁喜形于色，分外鼓舞了殷承宗及其团队和所有参与演出的中央乐团成员。

 

钢琴协奏曲《黄河》的改编版，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认可和支持后，中央决定先公开试演几个月，征求工农兵群众的意见。

 

今天人们已经不可想象的是，中国最高水平的中央乐团，浩浩荡荡开往北京郊区房山，为农民兄弟姐妹们免费上演世界巅峰之作钢琴协奏曲《黄河》，为成千上万的劳动人民留下了激动人心的经典记忆。有群众写给殷承宗的信中说：“感谢殷承宗小将，给我们中国人民，奏出了在毛主席领导下的伟大的、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东方的最强音。”

        

钢琴协奏曲《黄河》，如同殷承宗力求做到的通俗易懂，是中华民族高尚人格与完美艺术的统一，得到广大劳动人民的盛赞。

 

中央乐团在房山为社员演奏钢琴协奏曲《黄河》

 

1970年5月1日，五一国际劳动节，作为献给劳动人民共同节日的礼物，钢琴协奏曲《黄河》将在首都民族文化宫剧院正式公演。来自全国各族人民的代表，聚集在北京民族文化宫，这一天的演出节目，把钢琴协奏曲《黄河》作为压轴戏，安排在最后一个节目。

 

第一个节目，是殷承宗一炮打响的力作《钢琴伴唱红灯记》，台下观众，好像就专门等着这个节目似的，报幕员一说出《钢琴伴唱红灯记》，人们爆出的掌声如雷轰鸣，殷承宗以最佳状态进入角色。

 

可是，世事无常，天有不测风云，其实钢琴演奏家这活儿，意外地，不仅技术含量高，而且是重体力活，其优美身姿全部靠那娇贵的腰椎，偏偏殷承宗的腰，像恶作剧的小顽童，在弹到经典名句“浑身是胆雄赳赳”时，突然闪了一下，一阵剧痛瞬间传遍全身。好在，人们被李玉和那“浑身是胆雄赳赳”的大幅度动作吸引了眼球，没有人注意到殷承宗闪了腰。殷承宗意识到不好，但是，专业意识使他咬紧牙根，顶住剧痛，一直坚持弹到最后一个音符。可是人已经整个动不了，站都站不起来。只好坐着谢幕。

 

当帷幕在热烈掌声中徐徐落下时，豆大的冷汗已经爬满殷承宗的额头，因为痛，脸色变得铁青铁青，站在舞台侧面的应急医务人员，马上意识到严重事态发生，立刻将殷承宗从后台送到附近的邮电医院。

 

医生诊断是长期处于高度精神紧张和体力消耗造成的突发性闪腰，腰椎闪失这个病，其实没有药治疗，只有一个办法，就是用石膏固定好腰椎，然后一动不动，以人体骨头本身的修复愈疗能力获得痊愈。可是，这天的钢琴协奏曲《黄河》，是压轴戏，也是对中国，对全世界亮相的一台不容缺少的钢琴协奏曲哇。

 

殷承宗二话不说，表示一定要克服疼痛，拿下这台“压轴戏”。医生马上做最基础的措施，打麻药针，套上仿石膏、拿绷带把殷承宗的腰整个绑起来，然后临时将殷承宗习惯的琴櫈，加上靠背，以防万一颠倒。

 

殷承宗在最后压轴戏前，被抬回舞台，破例省列了入场镜头，直接坐在加上靠背的琴櫈前，等待帷幕徐徐打开，以殷承宗的毅力和天赋，不立非常之志，焉为非常之人，犹如神遇魄夺，殷承宗高度精神集中，在乐队全体成员的配合下，演出大获成功。

 

台上台下沸腾起来，台下的观众，为殷承宗时而轻如游丝、时而石破天惊、时而欲言又止，时而震撼山河的精彩演奏热烈鼓掌；台上的乐队队员们，则为殷承宗克服剧痛、倾心地投入而报于同志间的热情鼓掌。

 

这第一场演出钢琴协奏曲《黄河》，让殷承宗整整三天一动也不能动。好像上帝要强制殷承宗休息似的，殷承宗从三岁开始弹钢琴起，还是第一次三天没有摸钢琴哩。这时候，殷承宗做梦也没有想到，六年以后，没有闪腰，却被禁止十个月无法摸他心爱的钢琴。如果说，上帝真的存在的话，也许是漫漫人生路中的一个试炼吧。

 

 

第5节钢琴协奏曲《黄河》的价值

说到艺术作品的“价值”，自然会引出一个“说了算”的根本问题。

 

是艺术家自己说了算？还是听众说了算？或是企划的赞助人说了算？

 

具体到钢琴协奏曲《黄河》，调动一大批乐器进行协作，这就是为了让作品达到“钢琴独奏”所达不到的演奏效果和情感高潮。

这个“高潮”，艺术家自己说了算（殷承宗）？还是听众（人民群众）说了算？或是企划的赞助人（江青等中央领导）说了算？

 

在关注本传记的网友当中，有人在点评时，说：“为什么大多的人认为《东方红版》的比《洁本版》听起来更令人‘高潮’？因为它就是‘政治’。”

 

这样，就钢琴协奏曲《黄河》的价值，出现了两个版本价值的争议。所谓“政治”，是离不开时代背景的。“政治”的内涵，就是当时那个时代的象征。

 

钢琴协奏曲《黄河》创作的时代背景，是“文化大革命”。因此，谈论钢琴协奏曲《黄河》的价值，首先要看它是不是象征和反映了那个时代。

 

从历史来看，并不是所有时代，都可以拥有象征那个时代的音乐作品。

 

为什么不是所有的时代，都有象征它的作品呢？这是因为，不是每个时代，都能够造就出属于那个时代的音乐家。比如，从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至今已经过去三十多年了。请想：谁能例举出一部音乐作品，代表改革开放的时代吗？或者说：有没有一部乐曲，可以反映我们现在的“政治”呢？笔者目前还找不到。

 

然而，殷承宗的《钢琴伴唱红灯记》和钢琴协奏曲《黄河》，非常成功地象征了它所属的那个时代。现在中国的钢琴人口，已经达到4000万，可以达到钢琴高手水平的人，也数以百计。可以说，改革开放后，造就出一大批“没有思想”的钢琴高手，却没有造就出一个“有思想的”钢琴艺术家。

 

因为还没有看到一个人，创造出一部反映我们现在这个改革开放时代的钢琴音乐作品。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可以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位超越殷承宗的钢琴艺术家。

 

虽然中国也有自己的后起之秀，比如朗朗、李云迪等等。可惜不得不说，朗朗充其量，也只是重复弹着外国的古典，或者是殷承宗的钢琴协奏曲《黄河》，李云迪也就是反复弹肖邦，他们都没有属于自己的原创钢琴曲。

 

从时代的物质条件和个人的家庭条件来看，他们都远比殷承宗优越。殷承宗12岁才从鼓浪屿到上海，接受钢琴正规训练。我们来看朗朗，他14岁，就留学著名的美国科蒂斯音乐学院，师从著名钢琴大师院长格拉夫曼，接受美国正规训练。

 

那么，是朗朗的天赋比殷承宗差吗？是朗朗所在的时代比殷承宗闭塞吗？是朗朗的视野比殷承宗狭窄吗？都不是。

造就殷承宗的，是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在那个时代，殷承宗比别人更灵敏地把握了脉搏，理解了那个时代的脉搏，所以，他给中国音乐史上，留下了一座独创的里程碑。

 

《东方红》在那个时代，不可置疑地赋予了其特殊的政治意义。但是，那个时代的政治，恰恰就是那个时代的象征啊。不突出它，突出什么呢？

 

再说《东方红》本来就是陕北民歌，它的乐感及其发源地特有的气脉，与中原千古黄河那震撼山河的呼啸，形成虎啸风生、龙腾云起的艺术效果，艺术上犹如画龙点睛，把《保卫黄河》的英雄气概发挥得淋漓尽致，一气呵成地把整个钢琴协奏曲《黄河》的气氛及情绪推向高潮。

 

应该说，江青提议的《东方红》旋律插进《保卫黄河》后部高潮，恰如“众里寻她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令人拍案叫绝哇！

 

大凡能够留在历史上的钢琴协奏曲，都具有某种史诗性。插入《东方红》旋律，在不经意之中，使钢琴协奏曲《黄河》，成为了反映那个时代的史诗。它的价值，已经远远超过了黄河本身的局限，展现出中华民族不屈不饶、前赴后继的悲怆历史。

 

再来看看石叔诚改版后的钢琴协奏曲《黄河》，第四乐章消除了《东方红》和《国际歌》旋律，改成了冼星海《黄河大合唱》中《黄河船夫曲》里“我们看到了河岸，我们登上了河岸”的旋律。无形中，把毛泽东领导共产党推翻了三座大山，“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最强音，矮化成为“河岸”之音。

 

石叔诚改版后的钢琴协奏曲《黄河》，作为一部钢琴协奏曲，是无可非议的。石叔诚钢琴技巧也是一流的，他弹得如泣如诉、如怨如慕。遗憾的是，石叔诚只是停留在“怨”和“慕”的河岸，没有挺身“站起来”的伟岸风姿，失去了那个时代的脉搏。

 

石叔诚改版后的钢琴协奏曲《黄河》，可以说就是单纯把早期冼星海的《黄河大合唱》，翻译成钢琴曲。当然喜欢的人，也大有人在。可惜，要想在历史上留下来，就不是那么乐观了吧。前面也提到，世界各国演奏乐团就舍掉石叔诚版，不约而同地选择了殷承宗的《东方红》版。

 

笔者认为，殷承宗版钢琴协奏曲《黄河》，是那个时代的象征，具有历史的意义和价值。这不是殷承宗说了算，也不是人民说了算，当然也不是江青说了算，而是历史说了算。

 

无独有尔，历史上，甚至超乎作者自己意料的名作，也是有的。这个原因，也是因为作者在不经意中，代表了时代的象征。例如柴可夫斯基著名的《1812序曲》，这是为纪念1812年库图佐夫带领俄国人民击退拿破仑大军的入侵，赢得俄法战争胜利而作的。《1812序曲》，描绘残酷战争时，插进被扭曲的马赛曲代表着法军，后部描绘俄国人民赢得了战争的胜利，插进俄国国歌，并在炮声钟声中，把乐曲推至最高潮。乐曲中的炮火声，在一些演出中，尤其是户外演出，曾破天荒地起用真的大炮。

 

柴可夫斯基完成《1812序曲》，他自己对这部乐曲就不很满意。柴可夫斯基写信给他的女赞助人梅克夫人说：“这首曲子将会非常嘈杂而且喧哗，我创作它时并无大热情，因此，这部乐曲可能没有任何艺术价值。”

 

但柴可夫斯基怎么也没有想到，这首乐曲后来却成为他最成功的作品之一。高尔基极为赞赏《1812序曲》，说：“这首序曲，深具人民性的音乐，像平稳的波涛那样庄严有力地在大厅回荡，它以一种新的东西攫住你，把你高举于时代之上，它的声音表达出这一庄严的历史时刻，极其成功地描绘了人民奋起保卫祖国的威力及其雄伟气魄。”

 

读者难道不觉得，用高尔基的关键词“深具人民性的音乐”、“高举于时代之上”、“表达出庄严的历史时刻”来评价钢琴协奏曲《黄河》，不也十分贴切么！

 

笔者家长辈是搞自然科学的，有一次，笔者问长辈，一个出色的科学家和一个出色的音乐家，如果硬要比的话，您认为哪个更伟大？笔者想，长辈自己是科学家，一定会说科学家伟大，没想到长辈回答说，音乐家更伟大。他告诉我：因为音乐家的作品，错过了那个时代，就不可能再创作出同样的作品了。而科学家的发明创造，在他之后也是可能的。比如牛顿定律，不是牛顿先生发现，也会有龙顿先生发现，只是，发现时，也许不是看到苹果落地，而是看到桃子落地喽。而贝多芬离开了他的时代，就不是贝多芬了。

 

没有文革，就没有殷承宗的钢琴协奏曲《黄河》。离开了文革，殷承宗就不是那个殷承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