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全耀: 陈伯达的“三大看点”

1966年，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陈伯达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央文革小组成立后，毛泽东亲自点将让他担任中央文革小组组长。1969年，在中共九大上他当选中央政治局常委，排名毛泽东、林彪、周恩来之后，位于康生之前。

1970年10月18日，陈伯达被正式拘押，罪名是“反党分子”、“托派”等令人望而生畏的大帽子。

陈伯达于1988年10月17日服刑期满之前，胡耀邦曾经提出安排陈伯达为中央做一点研究工作，陈伯达愉快地接受了这个任务。晚年的陈伯达先后写了：《试论一下日本的“生产率运动”》、《试说社会主义农业的若干问题》、《美日两国垄断资本的角逐和两国的“精神危机”》、《关于日本垄断资本主义的点滴》、《评美国人的两本书——“大趋势”和“第三次浪潮”》、《农业合作化的若干材料》、《“电子学革命”的公开战秘密战》。在文章中始终不忘初心，继续宣传他的“电子中心论”。

三年困难后的1962年，陈伯达为调查工业问题，去过北京天津等地的科研单位和工厂，又和中国科学院等部门的专家座谈，了解到一些国外的新动向，知道日本等国家正在大力发展电子技术，于是提出“以发展电子技术为中心，开展新的工业革命”的意见。

陈晓农编纂的《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有一节专门介绍这方面的情况。叶永烈的《陈伯达传》也引用了他1965年3月5日和3月24日在中国科学院的两次谈话。陈伯达当时提出，要研究电子学与其他各种学科的关系，电子技术与其他新技术的关系，电子工业和其他各种工业的关系，要考虑抓电子化会怎样，不抓电子化会怎样，在利用电子技术和其他新技术方面，中国有没有独创性的条件。他希望搞一个发展电子工业的十年规划和二十年规划。当时，钱学森、吴有训、叶渚沛等科学家都赞成他的意见。于光远不大赞成，认为单提电子技术不全面，还应当加上新能源、新材料等技术。后来，陈伯达吸收了于的观点，把发展电子工业等新技术的想法写进了名为“工业问题”的文件，一度引起毛泽东的兴趣。毛泽东还请他吃了饭。

1965年，中央政治局常委开会讨论这个文件，邓小平说：“这个文件没有提以钢为纲的方针，搞电子等新技术，大家都没有经验，中国人口多，底子薄，搞太多新技术恐怕不合适，还是一切照旧，稳当一点好。”毛主席听了以后没有说话，刘少奇、周恩来都没有发言。“电子中心论”的思想，当时还是没有被毛泽东为首的中央决策层所接受。

1967年，当时陈伯达已是中央政治局常委，群众组织时兴油印中央首长讲话，有人就把陈伯达主张发展电子技术和电子工业的相关言论编印出来。1970年庐山的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提议结束文革批判极左和江青、张春桥发生冲突，陈伯达站在林彪一边，毛泽东写了《我的一点意见》，让陈伯达从此倒台。“电子中心论”也成为《人民日报》公开批判的对象。

1977年以后，包括邓小平在内的中央领导人陆续出访美、日、欧等发达国家，实地考察，猛省到中国的巨大差距。80年代，美国人托夫勒写了《第三次浪潮》，中国领导层迅速接受他的观念，决定把握机遇，搭上新技术革命的快车。邓小平甚至号召学计算机要从娃娃抓起。

文革初中央一些高级领导人助长干部子弟优越感，1966年7月文革中，邓小平说：“要使工农革干子弟逐步掌握学校的领导权，这要成为一种趋势。”毛泽东更是发表致以高干子弟为主体的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信，高调支持他们的一切言行。不久，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出笼，全国掀起了歧视以及迫害出身不好学生的狂潮。北京工大学生谭立夫的一篇讲话更是风靡全国，说什么“过去国民党搞白色恐怖，对革命烈士的子女斩草除根，现在反动家庭的子女可以上学，还要怎样?对他们七斗八斗才能团结。”

对于这一股强大的反动思潮，中央文革一些人不敢说话，生怕因为挫伤红卫兵的革命积极性而失宠于毛。独陈伯达站出来旗帜鲜明地说：这是剥削阶级的反动的血统论。封建地主阶级宣扬什么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打地洞。这是彻头彻尾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反毛泽东思想的。

一时陈伯达的讲话震动全国，这股歪风邪气才收敛起来。

去年偶然和遇罗克之弟遇罗文网上聊起了这些，他也认为陈伯达这位“小小老百姓”实为难得。陈伯达根本就不是什么“大大野心家”，做文革组长，陈坚辞不就，并对戚本禹说会失败。戚年轻幼稚，说跟着主席怎会失败？陈说：主席当然不会失败，但我们会。后来周相对陈说：难道组织不能安排你的工作？陈只能服从。明白人一眼看出来，陈伯达做中央文革组长就是使唤丫头拿钥匙无可奈何。

对于陈伯达的功与过，老秦认为一生中有三大看点：

一、最早提出“电子中心论”是中国发展的必然潮流。
二、力排众议挺身而出旗帜鲜明地反对“血统论”歧视政策。
三、追随林彪结束文革率先批判极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