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的北漂一族
“北漂”一词指的是那些从非北京地区地方来到北京，在北京生活打拼但却没有北京户口的人群，他们有的已经有了正当职业，有的却摇摇摆摆还在寻找机遇。随着近些年来外地人口政策的变动和住房压力的提高，北漂一词频频成为焦点。
其实，北漂一词并不是今天首创，早在清末民初，北京就已经是全国的政治文化经济中心。“酒旗戏鼓天桥市，多少游人不忆家”，当时的前门大栅栏和天桥一带，汇集了三教九流茶楼酒肆，是说书唱曲儿、打擂卖艺的理想场所。一大批民间艺人蜂拥而至，都想在这里闯出一片天地。相声大师侯宝林、郭全宝、新凤霞、张少杰.....都是北漂成功的典范。
除了曲艺界之外，政治界“北漂”代表人物则有陈独秀、李大钊、康有为等，这些来北京闯出天地的人让普通人对北京更增加了一层虚无缥缈的期待。
过去的北京城，对“北漂”还有一种特殊的“住房救济机制”，家乡会馆遍布京城，同乡住这儿可以免交房租或交很少的房租，鲁迅来北京的初期住的就是绍兴会馆，并在那里写下了《狂人日记》。同时，燕京大学、清华大学等高校有国内一流的学者，也有相对开放的教学资源，这吸引了众多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学子纷纷北漂至此。
沈从文
张中行在《负暄琐话》中提到，那时北大红楼附近的沙滩银闸胡同，住着许多旁听的外地学子。沈从文就是这群人中的一个。
1923年夏秋之际，正在当兵，爱好文学的沈从文从湘西凤凰来北京求学，准备参加燕京大学二年制国文班的入学考试。但当时只有小学学历的沈从文只考了零分，主考官心肠软同情他，将二元报考费退还给了沈从文。当时民国的北大提倡兼容并包，并不限制入校人数，课堂面向社会开放，沈从文就这么当了一名北大旁听生。
除了在北大旁听学习国文、历史、哲学课外，沈从文大部分时间都在银闸胡同狭小的出租屋里创作，那时的沈从文只是想着：如果卖文章能养活自己就好了。然而他的北漂日子并不理想，文学青年大多不能解决自身现实的困境。沈从文寄出去的作品石沉大海，大受挫折。无奈，沈从文试着给郁达夫写信，希望能得到这位大作家的帮助。出乎意料的是，郁达夫真的去看他了，并被这位在简陋的出租屋里坚持写作的年轻人感动。当晚，郁达夫带沈从文去吃饭，并耐心指导他写作。在郁达夫的介绍下，沈从文还结识了胡适、周作人、辜鸿铭等多人，受到了他们的帮助。
1925年，《晨报·副刊》上刊登了沈从文的处女作《一天是这样过的》，原来是晨报新来的编辑慧眼识珠，发表了沈从文的作品，这个新来的编辑就是刚刚回国不久的徐志摩。当月沈从文在《晨报·副刊》上发了三篇稿子。之后的沈从文就是我们认识的那个文人沈从文了。
张恨水
“当民国八年（1919）秋季到北平的时候，天色已经黑了，前门楼的伟大建筑，小胡同的矮屋，带着白纸灯笼的骡车，给我江南人一个极深刻的印象。”
这是张恨水对北京的第一印象，去北京之前，曾当过《芜湖日报》的主编，但他觉得白己的学问和历练不够，加之在一个叫王夫三的朋友鼓动下，张恨水决定闯北京。张恨水奔着靠考北京大学而来，但迫于吃饭都成问题的现实困境，他放弃了求学。张恨水到北京的第一个落脚点是歙县会馆，后来才搬到了潜山会馆。在北京头几年，张恨水还常借住报馆和通讯社。
当时，北京规模最大的报馆是日本人办的顺天时报社，但他们不要24岁的张恨水。经人介绍，张恨水认识了上海《申报》驻京记者秦墨哂，并在其手下开始了他在北京的第一份工作。不久，张恨水又在《益世报》当兼职编辑。他在《申报》的月薪是10元，工作时间从上午9点到下午6点，而《益世报》的月薪是30元，工作时间是晚上10点到早上6点。张恨水有了这两份时间并不冲突的工作，“大概每月所得总在一、二百元。那个时候的一、二百元，是个相当引人羡慕的数目”，尽管劳累，但靠着这笔钱，张恨水总算在北京立住了脚跟，和当时的妻子胡秋霞过上了稍微富足些的生活。
后来的张恨水受到《世界日报》与《世界晚报》创办人成舍我的关注，他被聘为这两份报纸的副刊主笔。为了兴趣和理想，张恨水辞去了所有兼职，一心一意办报纸，连编带写，一个人包揽了时评、杂谈、散文、诗歌、名人轶事等版的全部稿件，每个月只是支“三十元月薪”。把母亲和家人姐弟接来北京同住的张恨水，当时的房租，正好也是三十元。
拮据的北漂生活大约从民国十五年（1926）起有所缓解，这时的张恨水开始给外报写小说。
后来，他接连写出《金粉世家》、《啼笑因缘》等长篇小说，靠《啼笑因缘》带来的声誉，张恨水成了南北报馆和出版商争抢的香饽饽，新的稿约应接不暇，许多旧作也被翻了出来，除了在报纸上连载、转载，还有人结集出版，为他增加了不少收入。十一月间，他应邀赴沪，在赵苕狂先生的撮合下，他把《春明外史》和《金粉世家》的版权以千字四元的价格卖给了世界书局，又以千字八元的价格与世界书局签了四部长篇新作。这样，待他回到北平时，手上有了六七千元，这时才开始不为钱而烦恼。
齐白石
由于家乡动乱不定，57岁的齐白石被迫离开父母妻儿到北京避难，借住在法源寺，以卖画为生，成了一个大龄北漂。
“朝则握笔把刀，目不暇给，惟夜不安眠，百感交集，谁使垂暮之年，父母妻子别离，亲戚～朋友不得相见？"这是他北漂生活真实的自我写照。初到北京的齐白石不受北京待见，他清雅冷逸的绘画风格，并不为北京人所喜爱，即便是价格比别人低一半，还是卖不出去。虽然在琉璃厂南纸铺挂了润格，但是生意极为清淡，作品无人问津。又有湖南、北京两大家子人都要养活，齐白石只能改行，靠给人刻印为全家糊口。
据汪增祺《老舍先生》一文，北漂时齐白石自己保管家里的量米工具，亲自量出每天做饭的用米量。由于经常在量米时抖一下，老婆说不够啊，齐白石嘟嘟囔囔说怎么吃这么多，然后只得再添点米。
饱受人情冷暖，而且经济难以维持生计，情急之下，齐白石听从了陈师曾的建议，改变自己的画风，从头开始。1922年，陈师曾去日本参加画展，顺便带了齐白石的几幅画。出乎意料的是，国内没人要的画，在日本竟然全部高价卖了出去。齐白石自此开始在国内打开了局面。卖画收入水涨船高，齐白石终于可以把家人接来北京。1926年底，齐白石搬到了居住时间最长的跨车胡同13号，在这度过了人生的最后30年。尽管建国后周恩来给齐白石换了个大宅子，齐白石也要搬回来据说齐白石喜欢在家到处藏宝贝，而且只有他找得到，搬走实在放心不下。
民国时的北漂族，大部分人的日子都并不如我们想象的自如，而我们，似乎也不大如意。成名的始终只是少数人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