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血案即将进入30周年，逝者已矣，而生者则仍旧无时无刻不承受着亲人故去的椎心之痛；以及冷血政权对平反、追责诉求的置若罔闻。「天安门母亲」这一受难者群体在与强权和遗忘的抗争中逐渐凋零，记者在六四30周年之际对天安门母亲发起人之一的张先玲进行了专访，她表示「抗争的心情30年如一日！」
1989年6月4日凌晨1点多，在北京南长街戒严部队扫射的子弹穿进了年仅19岁的高中学生王楠的头颅，由于戒严部队有命令，不许救护车到长安街将受伤人员拉走医治，在简单包扎后，王楠于凌晨3点多失血过多身亡。作为母亲的张先玲「在接下来很长的日子里神志都是恍惚的。」
「儿子（王楠）的理想是做一名摄影记者。」张先玲又一次回忆起儿子遇难前，每天利用学校午休去天安门广场给参加学运的学生们拍照。可是，「经历过共产党执政后的数次运动后」，隐隐对当局「秋后算账」的担忧阻碍了她对儿子的支持。取消成份论和走改革开放路线使当时的她对执政者「还抱有一定好感」，只希望学生们过一段日子能够回去好好上学。
1989年4月25日晚间，央视新闻联播出现《人民日报》社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次日见于《人民日报》头版头条，「使我的思想有了180度的转弯；将学运明确定义为一场有计划的阴谋，是动乱，实质是要从根本上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这完全是污蔑了学运的本质，从此我对政府有了一种不好的看法，现在看来，是正确的看法。」
无论是张先玲，还是众多天安门难属，对30年前的那一晚惨剧都始于「他们绝对不会开枪」的幻想或者说信任。「那天饭后，王楠曾经问我，妈妈你说今晚会开枪么？我说：『不会的，四人帮时期的四五运动也只是动了棍棒，都没有开过枪。』」于是那晚，王楠为了避免棍棒误袭，不忘拿上朋友放在家里的头盔才悄悄出门，为了记录真实的历史一刻。同一天，另一名遇难者袁力也曾在办公室对同事们高声断言：「解放军绝对不可能向老百姓开枪。」
事实证明，北京市民对中共的信任是多么的不切实际。张先玲回忆道：「晚上11点左右，我听到了枪声。开始还是零星的，后来就像连珠炮一样，完全像战场。枪声不断，救护车也在叫，还有人的喊声，和战场的气氛无异。我先生的同事家住木樨地，打来电话说军队身着迷彩服，排成方阵，弯着腰用枪扫射，从楼上也能看到枪口冒火。当时我还在问，是假子弹吧，那是很多人都天真地认为用的是橡皮子弹。」
「第2天，楼下的邻居都在三三两两谈论，有的人从木樨地回来，形容起来虽然不能说血流成河，可也像下过大暴雨之后一滩一滩的水一样，都是血。 」
张先玲的儿子王楠也在当晚成了解放军的枪下亡魂。王楠中弹后，在场民众曾冲上去想将他抬到医院抢救，但此时戒严部队已到达南长街南口，他们用枪威胁民众不准抬他，并将受重伤的王楠拖到马路边。据称有一位老太太跪在地上求戒严部队允许民众将王楠抬去医院抢救，因为他还是一个青年学生呀！当兵的用枪托指着老太太说：「他是暴徒，你再废话就毙了你！」最终王楠失救身亡。
张先玲称自己真的没想到这个问题会30年依然无法解决。她呼吁中共首先至少要启动「对话」程序，可是至今一切都在「铁幕」之中，「我们无法预测会在哪一年解决，我只希望能快一点，再快一点。如果我有生之年都看不到，我也不会有遗憾。作为一个母亲、一个公民，我为此付出的所有都是应该的。」张先玲认为，天安门母亲的所有要求都是正确而合乎法律的，是合乎人性和正义的，正义总会战胜邪恶，即使她故去，天安门母亲群体还有60岁、40岁的年轻人会继续奋斗。
六四惨案30年后的今天，天安门母亲集体中55位难属已相继离世，一直支持张先玲的丈夫王范地于2017年12月因心脏衰竭弥留之际对妻子最后的嘱托是「六四是条漫长的路，你唯有坚持。我走了担子便只有你一人抗，保重身体，做好长久的准备」。在今年全国两会召开，天安门母亲再发表长篇文并致中国国家领导人公开信，重申「真相、赔偿、问责」三项诉求，并将六四问题纳入法治轨道解决，同时亦要当局为死者正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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