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分配”的那些年 .....

听老一辈上海人聊天，有时候还能依稀听到一些关于“分配”的往事：“那年我被分配到仓库工作，我们班另外一个同学分配到发行组，我们都是新华书店系统的，平时还能碰到面……”从学校毕业，分配到一个工作，然后一直做到退休，安安稳稳、无波无澜，这是对那个年代的人生写照。当然也有心思更活络的，从分配到的岗位再换去别的行当，享受自由折腾的乐趣。

“包分配、吃皇粮”

毕业生分配制度是从1951年开始的。当时的政务院决定“高等学校毕业生的工作由政府分配”，至此掀开了大学生“包分配，吃皇粮”的篇章。1977年，暂停了十余年的高考重新向大众打开大门，570余万考生涌进了考场。

在此后的一段时间里，得益于国家赋予高等教育的各种“福利”，大学生身份成为了令人艳羡的“金牌”。

“那时只要能考上大学，就是国家的准干部，在学校吃皇粮，不花家里一分钱，学校还会给学生补贴，毕业包分配，农村出来的孩子还能换成城市户口……”当年参加高考的人说。当时流行一句顺口溜叫做“金77、银78”，1980年到1982年间，这两届共有67万多本专科大学生毕业。

“在统一分配工作的时代，我们的职责就是负责把萝卜栽进坑里。”从上世纪80年代起负责大学招生就业的一位老师说起当时包分配的流程，仍记忆犹新——原国家教委联合其他部门，根据国有企业、政府机关、事业单位等用人需要，制订分配计划，然后下发给各个高校，高校根据这张表格，再推荐合适的人选。

由于毕业分配单位的好坏关系到每个学生的前途命运，盼望着分配一个好单位，是大学毕业生乃至他整个家族的心愿。

什么叫好单位？上世纪80年代曾有过一次“中国青年就业问题”调查，当时青年人在评价职业时看重的依次是：社会地位、社会意义、发挥个人才能和报酬。那时，人们的理想是“科学家”、“工程师”，待业青年也以“上班”为首选，实在没有出路才去干个体经营或服务业。

根据“档次”划分工作去向

在恢复高考之前，中学毕业也是采取分配制来安排工作。在上世纪70年代初，原本是1970年毕业的七零届中学生，在因故延迟一年后迎来了分配季节。他们根据新的政策可以“四个面向”了——即面向农村、面向边疆、面向工矿、面向基层去工作。

按照人之常情，人们当然希望能留在上海，有个好单位，但这是不可能的。当年，一代“光荣妈妈”生育的子女都陆续到了中学毕业年龄。毕业分配政策调整，就必须划“档次”决定每个学生的工作去向了。

“档次”怎么划？根据上面哥哥姐姐的工作去向划。当时，绝大多数家庭是多子女，兄弟姐妹多，新的毕业分配政策，就是以兄姐的去向来决定你可以“面向”何方。

投身农村的学生

当时规定，有哥哥姐姐全部在外地农村务农的，不管是插队落户还是军垦农场，叫“全农”情况，属于“一档”，是“面向”上海工矿的“硬档”条件，可分配在本市国营工厂当工人。

哥哥姐姐中有在外地务农、也有在上海工作的，则要看农多于工，还是工多于农，农多于工，还是“一档”，本人仍可分配在上海工矿，就是档次稍微“软”一点，分的单位稍许差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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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工多于农，只好分配去农村了，但可以不去外地农村插队落户“挣工分”，而可以去市郊国营农场“拿工资”。

在“一档”和“三档”之间，还有许多不同情况，如“一工一农”“两工两农”“两工一农”等等，“工”还要看是“上工”（上海工矿）还是“外工”（外地工矿），“农”也要看是“上农”（市郊农场）还是“外农”（外地农村）。

此外，还有“长子长女”“独苗”“父母双缺”以及单亲家庭、父母残疾、父母大病等等，视不同的情况，去向也各不一样，这批同学统统被划入“两档”，也叫“中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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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自己哥哥姐姐全在上海工作，那叫有工无农，就是“三档”，最低档次，就必须到外地农村插队去落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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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单位，看“全民”还是“集体”

在计划经济时代，每个人都离不开单位。而一旦进入一个单位，基本上就“定终生”了。那时，一个人作为“螺丝钉”，把你拧在哪里，你就只能在那里“发光发热”。

由于毕业分配单位的好坏关系到每个学生的切身利益和前途命运，力争有一个好单位是每一个学生和其所在家庭的希望。

当时好单位的标准，不看收入多少，不问工种差异，只看“全民”还是“集体”。

工资

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其实“全民”或“集体”工资基本一样，属于绝对的平均主义。如果是技术工，进单位先学徒，每月工资十七元八角四分，三年满师后，每月工资三十六元，再加五元奖金（当时叫附加工资）；如果是普通工，则不用学徒，每月工资三十元六角，六个月后转正，每月工资也是三十六元加五元奖金。

福利

差别主要是福利待遇，“全民”要比“集体”好，大厂要比小单位强。在上海，当时公认的好单位就是全民所有制大厂，最“吃香”的是“机电一局”“仪表局”下属的厂家，其次是冶金局下属的钢铁厂、纺织局下属的纺织厂等，差的是商业一局、商业二局下属单位。

大厂的工人，在车间里干得再苦再累，也是“碰碰响”的工人阶级。商业单位就不一样了，百货商店营业员站柜台被叫作“半身照”，理发店的剃头师傅被叫作“捧西瓜”，小菜场营业员是“半夜夫妻”……

被分配到“清洁管理站”工作的同学，分配时“档次”属于“一档”，单位性质是全民事业单位，干的工作却是扫马路，被称为“写大字”，推着粪车“倒马桶”的被称为“半夜鸡叫”，工作脏累辛苦，社会地位还不高。

告别“毕业定终身”

包分配看上去稳定、安全，不过随着眼界的开阔，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大学生已经越来越不满足“被安排”了。

一位老上海说道——

上世纪80年代初的大学，毕业还是包分配的。今天听来似乎今人羡慕，实际上，包与不包是各有利弊。就说包吧，是保证你有工作，但不保证有一个称心合适并能发挥长处的工作。基本上一分配不是定终身，也要耗大半生。

被分配的日子来临了。在西部礼堂和图书馆前，全年级三个班的同学，三三两两等候着，如等开奖揭晓。我和几个同学被叫进去了，里面用课桌排了个凹字型，凹的外圈坐着铁打的老师，里圈是流水的学生。师生一对一，听候宣判……

其实，不少人对自己的去向已一清二楚。早在大四的下学期，为分配而运动就进入高潮。我在班里成绩中上，也有文章在省市级刊物发表；但不知怎么的，班主任和有几个班干部都看我不顺眼。有自知之明的我，已做好最坏的打算，准备到郊县去当老师。

“以前学生就业要经过高校、教育部两个大门，根本没法和企业直接接触，就像旧时的婚姻一样，在结婚前双方是不知晓对方的，但到了1980年代末，越来越多的学生开始自己联系单位了。”负责就业分配的老师说。

1996年，国家进一步深化“不包分配”政策，对之前“包分配”的“铁饭碗”设立了严格的准入门槛。这一年“包分配”制度被正式取消，1999年，高校招生规模增量超过47%，扩招后越来越多的大学毕业生决心到经济特区和沿海开放城市闯荡，年轻人中也开始有了“跳槽”。

《“包分配”，终成往事》作者 吴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