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年前的那天深夜 台北响起的电话给蒋家王朝致命一击
很多年以后，宋楚瑜回忆，那一刻蒋总统很平静，他对安克志说，中美两国这么悠久的历史，如此重要的决定现在才告知，今后可能引起的一切严重后果应由美国政府负全部责任。而这段故事，要从四十年前，深夜的那通电话讲起……..
风雨中的宁静 一个年轻人的惊觉
1978年12月15日晚上，台北美军俱乐部正在举行耶诞晚会，酒酣之际，大使安克志（Leonard S. Unger）突然接到一通电话，他神色紧张地离开，赶回美国大使馆。23时左右，电传打字机上传来卡特（Jimmy Carter）总统的机密训令，第二天早上9时，卡特将在华盛顿电视上公开宣布与“中华民国”断交，承认北京当局。
经过一番挣扎，安克志在深夜拨通了电话，找到了时任蒋经国秘书的宋楚瑜，电话中他希望隔天9时晋见蒋经国，作为资深外交官要指定时间且称是奉国务院的训令，反常的举动让宋楚瑜深感不妙。
“是不是那件事真要发生了？”面对宋楚瑜的提问，电话那头的安克志沉默不语。放下电话，宋楚瑜飞车赶往七海官邸。
灯亮了，熟睡中的蒋经国被唤醒，他躺在床上问道“什么事”？
“报告总统，还不清楚，可能跟中美关系有关”宋楚瑜回答。
“你请他来”。
宋楚瑜事后转述，蒋经国很平静，得知美国政府要同中华民国断交，他当即表示遗憾，而对于安克志希望不要提前公布这则消息的要求，蒋没有正面回应。只强调：“我身为总统，对国家与人民负有责任，何时宣布，我会做决定。”
那天深夜，七海官邸灯火通明，凌晨三点多，行政院长，少数党国大老、外交、国防部长陆续到场，对于美国的做法，很多人感到愤慨。但蒋经国很平静，他告诉大家要沉着以对，早上8时，还主持了临时中常会，步履安详神态安定。
不久，蒋经国身穿黄色夹克的熟悉身影就出现在电视机前，他期勉全国同胞不分彼此，超越小我，打落牙齿和血吞。与此同时，外交部长沈昌焕辞职，增额国民大会代表与立委选举暂停，国军升级战备，种种因应之举不一而足。
1978年12月27日，美国派副国务卿克里斯托福来台， 就双边关系进行谈判，当时代表政府发言的新闻局副局长宋楚瑜不卑不亢地向美方表达抗议，通过电视放送至今令很多人印象难忘。“中美断交”危机，让36岁的宋楚瑜绽放光芒，尽管国府退出联合国、尼克松访问北京等举动已经预示华府将和台湾脱钩，但谁也不知道“最后一击”何时发生，机智果敢的宋楚瑜叩开七海官邸大门的同时，也叩开了自己日后的仕途之路，时势造英雄、英雄造时势，莫此为甚。
从断交谈判到藉《与台湾关系法》续命
其实，倘盱衡当时的国际时局，美国欲联陆制苏，而70年代末开始，中国大陆选择改革开放的路线，融入世界经济体系，无论出于政治、还是经济目的，双方一拍即和已是必然。当时卡特转交北京，即便华盛顿方面也极少有人知情，根据2013年美国解密外交文件，卡特闪电同中华民国政府断交是担心美国国会出手抵制，甚至也忧虑台湾可能采取强硬回应，包括研制核武器甚至导向苏联。
对台北方面来说，面对外交横逆，要直面的便是断交谈判。断交后，中华民国大使馆名称改为北美事务协调委员会驻美代表处，虽是无可奈何，但在华盛顿方面给出的选项中，相对而言尚可勉强接受。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台湾方面曾就双橡园归属问题与中国大陆展开激烈的争夺战。为避免国际法的继承问题，“自由中国之友协会”的总干事白川（Jack Battram）友情相助，形式上以美金20元买下大使馆、武官处及双橡园等三馆产并代为管理，三年后，台湾又以200万美元买回。
从1978年底到1979年2月，外交部次长杨西昆赴美斡旋，除了与美国国务院就断交展开谈判，协商三十余次，杨也积极游说美国国会，寻求华府对“自由中国”的支持，最终促成了《与台湾关系法》，为国府与美方的在断交之后的双边关系续命。
1979年4月10日，卡特签署生效美国国会通过的《与台湾关系法》，成为美国国内法。美国以维持区域稳定和维系与台湾非官方关系之目的，反对非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继续给台湾提供防御性武器以及对抗其他高压手段，危及台湾人民安全及社会经济制度的行动。《与台湾关系法》为美国对台军售提供了法源，但也招致北京方面的强烈反弹，而后陆美签订“八一七公报”，华府方面也承诺逐步减少对台军售，但2016年美国国会又进而提出对台六项保证制衡，军售何时终止没有期限。
风雨四十载家国已更改
四十年来，历经中美断交，华府转向北京，昔日“自由中国”土地下人民的悲愤、无奈，历经时间洗礼，在自李登辉开始的国族“打造工程”的影响之下，已经变为对“今日中国”的陌生、疏离甚至恐惧。
四十年前，蒋经国在“中美断后”积极维系与美的非政治外交关系，积极争取外援，哪怕是促成《与台湾关系法》，目的仍在求统。而四十年后，重新审视此法，很多人的定义却变成求“去”。过去两岸问题的症结是制度之争，现在的矛盾则变成台湾面对“中国”到底是去还是留？
四十年来，走过从前，有人一同行过，有人也不免蹒跚退下。“中国”是今非昨是，还是今是昨非，恍惚着，在这个神州东南的海岛之上，总让人有种穿越时空的错意。
四十年前的青年李大维，在国家危难之时欲做“孽子孤臣”，他和几位朋友带着木棒，和着大衣，在双橡园内警戒了一晚。“内心澎湃的热情，抗御了几近华氏零度的低温”。四十年后，当年捍卫FREE CHINA的人，却不再认“中国”，已经从留学生变成国安会秘书长的李大维，抗议大陆将台湾改为“中国台湾”。
四十年前，面对“中美断交”，一个在波士顿的台湾留学生满面愁容，当时他自觉“国家”已经到了这个地步，还写什么论文，他演说，发传单，一天到晚看报纸，这些活动持续了数月。四十年后，早已回到台湾，两度问鼎大位的马英九回忆说，我想当年大家会这样做，是秉持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大传统，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做一个中国人，读圣贤书，所为何事？我想这也是一部分吧。
但在作家杨雨亭看来，马英九是保守的、现实主义的统派，他承继的是蒋经国以保台为优先的大陆政策，寄望在适当的时空、有步骤地谋求中国的统一，可是大陆国力日强，使得中华民国在台湾日益落入偏安的局面而有实质独立的倾向 。1949、1979，两个时间坐标，也是两代外省人的挫败。他们幼承庭训的“中国”又只能浮现在远方….当反攻无望，前门拒狼、后门又进虎，进退之间，他们踌躇、犹疑，且战且退。这一批人留在台湾的太少，去美国的又太多，但几乎放弃了祖国同胞的召唤。
当然也有人将目光西向，四十年前，在战地金门，一位台湾青年冲破封锁泅海登陆。他引“士不可不弘毅”，更名林毅夫。隔年，在给表兄的信中他写道：“我们台湾人应有一个志气，不但要做台湾的主人，而且要做中国的主人，让我们为中国的统一、富强而努力吧”！四十年后，在中国大陆在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大会上，林毅夫获选改革杰出贡献者,为个人前途与国家命运的休戚与共，作出了另一种诠释。
1979年，风雨飘摇的岁月，奏响的台湾命运的交响曲，历经岁月嬗变，割裂台湾与台海军事对抗的规律构成“同土地相互密切联系的几乎不动的历史，是人与自然界，顽强得仿佛不受时间侵犯的不断重复的对话的历史”。
有人说，当年断交的输家却成为今日自由民主的赢家，“中美断交”撼动了蒋家王朝的世袭统治，催生了反对势力的壮大，间接促成了台湾在1980年代全球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的软着陆，就此而论，《与台湾关系法》意义重大。但是另一方面，当国民党在1980年代中期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时，并未充分意识到被殖民半个世纪的台湾，隐藏在省籍矛盾背后的是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的冲突。开放民主却丢掉民族，造成台湾民主体制难以整合的困境很大程度是因为国家结构出现了正当性危机，国族身份认同变成了台湾内部最具破坏性、撕裂性的矛盾。福兮、祸兮？恐怕仍要放置在更长的历史坐标中才能得出精准的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