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卫兵”运动和《红卫兵小报》的历史不到两年

来源: 宜城渔翁于 2019-04-07 09:28:54 [博客] [旧帖] [给我悄悄话] 本文已被阅读：次

“文化大革命”的过程分为三段。从“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到一九六九年四月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为第一段。1968年，红卫兵和“红卫兵”运动寿终正寝。红卫兵小报，也随之销声匿迹。　　

红卫兵小报，可以作为研究“红卫兵”运动的参考资料，也可用来了解“文革”初期的部分历史。但是，红卫兵小报只存在不到两年，不可能反映“文革”的全貌。

当年语境与今天大不相同，正如“喜大普奔”的网络语言，与以前不同。用红卫兵小报去批判“文革”，只不过是在讲笑话，或别有用心；与严肃的“文革”史研究，毫不相干。用来攻击毛泽东时代，更是无耻和荒唐可笑。

1966年6月3日晚，17岁的张承志与骆小海、卜大华、邝桃生、王铭、张晓宾、宫小吉、陶正、高洪旭、宋柏林、袁东平等17名学生聚北京西郊圆明园遗址开会，决定成立红卫兵组织。“红卫兵” 名字，取自张承志笔名红卫士，意为“毛泽东的红色卫兵”。红卫士，在1966年5月29日清华附中预科651班黑板上，所贴的小字报上开始使用。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文化大革命宣言后，其它中学学生所贴的大字报就纷纷书上红卫兵署名。

毛泽东从1966年8月18日开始，连续八次检阅（习惯上叫接见）超过1000万红卫兵。毛泽东当时的装束，就是一身绿军装，臂戴红卫兵红袖章。红卫兵运动, 在文化大革命初期迅速席卷全国.

1967年进入夺权阶段后，围绕权力分配（在新成立的革委会里名额的多寡、谁分管有实权的部门）纷争吵闹不休，红卫兵组织分裂为不同的派别，以致发展到大规模武斗。毛泽东说“现在是小将犯错误的时候了”。

1968年工宣队、军宣队相继进入学校等单位系统，随着进行的红卫兵大联合，召开红卫兵代表大会，红卫兵作为一支文革中的政治组织终于解散，退出了文革舞台的中心。

目前能看到的最早的红卫兵报，是1966年9月1日由北京六中红卫兵创办的《红卫兵报》和同日“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创办的《红卫兵》，这两份报都是八开四版。

1968年7月27日，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清华大学，却遭到了武力抵抗。毛泽东闻讯震怒，连夜召见“五大领袖”，对他们进行了严厉斥责。次日，工、军宣传队进驻各大学。

此后，随着“清理阶级队伍”和毕业分配、上山下乡，红卫兵们离开了学校，大学红代会停止了活动，《首都红卫兵》也理所当然停刊。全国大多数红卫兵报刊都在1968年底至1969年初停止出版，只有少数改为革命委员会机关报，易名出版。

附文：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三）过程分为三段

（摘自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21）“文化大革命”的过程分为三段。

一、从“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到一九六九年四月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

一九六六年五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同年八月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召开，是“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标志。这两次会议相继通过了《五·一六通知》和《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对所谓“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反党集团”和对所谓“刘少奇、邓小平司令部”进行了错误的斗争，对党中央领导机构进行了错误的改组，成立了所谓“中央文革小组”并让它掌握了中央的很大部分权力。毛泽东同志的“左”倾错误的个人领导实际上取代了党中央的集体领导，对毛泽东同志的个人崇拜被鼓吹到了狂热的程度。林彪、江青、康生、张春桥等人主要利用所谓“中央文革小组”的名义，乘机煽动“打倒一切、全面内战”。一九六七年二月前后，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政治局和军委的领导同志，在不同的会议上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作法提出了强烈的批评，但被诬为“二月逆流”而受到压制和打击。朱德、陈云同志也受到错误的批判。各部门各地方的党政领导机构几乎都被夺权或改组。派人民解放军实行三支两军（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在当时的混乱情况下是必要的，对稳定局势起了积极的作用，但也带来了一些消极的后果。党的“九大”使“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合法化，加强了林彪、江青、康生等人在党中央的地位。“九大”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指导方针都是错误的。

二、从党的“九大”到一九七三年八月党的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

一九七○年至一九七一年间发生了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夺取最高权力、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的事件。这是“文化大革命”推翻党的一系列基本原则的结果，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的失败。毛泽东、周恩来同志机智地粉碎了这次叛变。周恩来同志在毛泽东同志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使各方面的工作有了转机。一九七二年，在批判林彪的过程中，周恩来同志正确地提出要批判极左思潮的意见，这是一九六七年二月前后许多中央领导同志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这一正确主张的继续。毛泽东同志却错误地认为当时的任务仍然是反对“极右”。党的“十大”继续了“九大”的“左”倾错误，并且使王洪文当上了党中央副主席。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在中央政治局内结成“四人帮”，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势力又得到加强。

三、从党的“十大”到一九七六年十月。

一九七四年初，江青、王洪文等提出开展所谓“批林批孔”运动；同有的地方和单位清查与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活动有关的人和事不同，江青等人的矛头是指向周恩来同志的。毛泽东同志先是批准开展所谓“批林批孔”运动，在发现江青等人借机进行篡权活动以后，又对他们作了严厉批评，宣布他们是“四人帮”，指出江青有当党中央主席和操纵“组阁”的野心。一九七五年，周恩来同志病重，邓小平同志在毛泽东同志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召开了军委扩大会议和解决工业、农业、交通、科技等方面问题的一系列重要会议，着手对许多方面的工作进行整顿，使形势有了明显好转。但是毛泽东同志不能容忍邓小平同志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又发动了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全国因而再度陷入混乱。一九七六年一月周恩来同志逝世。周恩来同志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鞠躬尽瘁。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处于非常困难的地位。他顾全大局，任劳任怨，为继续进行党和国家的正常工作，为尽量减少“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损失，为保护大批的党内外干部，作了坚持不懈的努力，费尽了心血。他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破坏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他的逝世引起了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无限悲痛。同年四月间，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以天安门事件为代表的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强大抗议运动。这个运动实质上是拥护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党的正确领导，它为后来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奠定了伟大的群众基础。当时，中央政治局和毛泽东同志对天安门事件的性质作出了错误的判断，并且错误地撤销了邓小平同志的党内外一切职务。一九七六年九月毛泽东同志逝世，江青反革命集团加紧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阴谋活动。同年十月上旬，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毅然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这是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长期斗争取得的伟大胜利。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同志起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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