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雨： 我的工人生涯（上）
发表于华夏文摘， 2019 年 03 月 25 日 由 舟巷， http://hx.cnd.org/?p=166907
不知各位有没有同感，在对五十年前的文革的回忆热潮中，参与最多的是当年下乡插队的知青，农场的也不少，但很少看到有当年分配到工矿的学生们写的文章。这很可能是我们这些当年分配到工矿的幸运儿对我们的同伴们心存愧疚吧。当他们在艰苦的农村或农场受苦受难时，我们待在城里，不用日晒雨淋，工作的环境和农村有天壤之别。并且可以经常回家，有一份固定的收入。可是，如果我们不把那几百万“幸运儿”在那十年中的生活和工作记录下来的话，我们对文革的记录将是不完整的。所以我想把自己在工厂的十年写下来，也算是拾遗补漏吧。
我的工厂
1968年十一月，我被分配到上海机电一局下属的上海重型机床厂。工厂地处上海西南郊的闵行工业区二号路，也叫银川路。闵行是当年苏联援建的重点工业区，过万人的大厂就有上海重型机器厂，上海汽轮机厂，上海电机厂，和上海锅炉厂四大金刚。我们的厂才一千多人，在闵行只能算是小厂。与我们毗邻的是上海锅炉厂和锅炉研究所，另一边是上海钢门厂，顺理成章地被师傅们叫做上海*****厂。我们进厂时，厂里有七个车间。第一、第二车间是产品车间，第一车间造C6100车床，是个几十吨的大家伙。第二车间造C630，可以加工直径630毫米的工件。虽然不如C6100大，也是个几吨重的机床。其余的都是辅助车间，如齿轮车间，工具车间，热加工车间等 ，都是为第一第二车间服务的。另有一个四车间是军工车间，常年为越南生产大口径的炮筒（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是中国版的105 榴弹炮），闲杂人等不得入内。
听工人师傅说，本来我们厂也是和“四大金刚”同样身量的万人大厂。可是刚造完第一车间，中苏关系恶化，苏联撤援了。本来的一个车间就成了重型机床厂。尽管如此，工人师傅们却对自己的厂非常自豪。他们最讨厌别人把我们厂和上海重型机器厂混为一谈。一旦有人问，“你们就是那个有万吨水压机的厂吗？” 师傅们会说：“阿拉是伊拉格爷!” （上海话”我们是他们的爹。”） 师傅们说，制造机床的加工精度是以”丝“（1/100毫米）为单位，比制造机器的加工精度高得不可以道里计。只有我们造出了重型机床，他们才有可能制造重型机器。所以我们和重型机器厂之间是父子关系。可惜的是，我在厂里工作了十年，这个”爷”也不是个合格的“爷”。我们造的C630一直是等外品，从来没有合格过。不过在计划经济下，国家包产包销，厂里从来没有为等外品卖不出去担心。所以几十年了，也没有费心提高质量。
厂的对面是红旗新村，是厂里职工的生活区。厂里的职工如果已经把家安在闵行的，厂里给分配公房。另有一栋五层楼的工人宿舍，供单身或家在上海市区的工人们居住。虽然从闵行到徐家汇才三十多公里，那时从上海到闵行可不容易，开车要一个小时。公交车只有一条徐闵线。要先从我们厂坐徐闵支线到闵行老街，才能转乘徐闵线到徐家汇。车资四毛钱，在当时不是个小数。所以大部分工人都是住在厂里的宿舍。周一至周五每天上班多做一个小时，星期一上午和星期六下午就可以不用上班。厂里的大卡车装上了篷，称“大篷车”。周一早晨把我们拉回厂里，周六把我们送回上海，停徐家汇，静安寺，和人民广场三站。我们厂区之外，就是农田了。记得是颛桥人民公社。农村包围城市，磕磕碰碰是少不了的。工农关系并不像想象中那么美好，且待后述。
说“人心不足得陇望蜀”真是一点不假。在学校等待分配时，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分配到工矿，随便什么工厂都可以。待到分进了工厂，工种的好坏成了大家最关心的问题。机床厂的工种，技术含量区别很大。这可以以一个工种的最高级别来衡量，有点像是围棋的段数。钳车铣镗电，是技术含量最高的工种，最高可以有八级。操作刨床钻床的工人和漆工，最高可以到六级。最差劲的是开天车（又称行车）的行车工和地面辅助工，最高只有四级。辅助工的主要职责是把加工零件从一处搬运下一处，有时凭体力，有时辅助天车吊送。辅助工还要干些车间里其他工人不愿意干的话，如清理机床下面的铁屑，或是帮女工们把她们搬不动的零件搬上搬下机床。如果看过电影《桃李劫》，那里面的落魄书生所干的就是辅助工的活儿。厂里大部分的辅助工是1958年大跃进时由上海的三轮车工人转业来的。没有技术，在厂里地位低。唯一的好处是没有学徒期。当其他技术工种的学徒们拿十七块五毛的月薪时，当辅助工就领每月三十六块的“正式”工资了。但我们当时最怕的是分配去当辅助工。刚进厂的学生们，既然求学无门，总想着能学一门技术。并不很看重那点经济上的好处。
在底层
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熬过了两个星期的新工人培训，我们被分配到各自的车间和工种。真是怕什么来什么，我被分到生产C630车床的第二车间当辅助工。一起分去当辅助工的有七人，就我一个高中生，其他六位初中生就尊称我一声“老师兄”。 这个称呼竟跟了我十年。苏联援建的这个庞大的车间分为六“跨”。跨与跨之间并没有墙隔开，但每跨都有天车, 辅助工就在地面协助行车吊送工件。我们第二车间占了二跨和五跨。车床的零部件在五跨机加工后，运到二跨的总装小组，由钳工师傅们把它们组装起来，从我们这儿出厂。我和一位师弟分到车间的总装小组。到总装小组报到后，我正式开始了我的工人生涯。
都说第一印象是最难磨灭的，此话不假。时过近五十年，我还清楚地记得当工人的头几个星期。与其说一切是新鲜的，不如说一切是让人震惊的。在工厂里所看到的，和我们在学校里所学的和所预期的相差太远。在学校里我们被教导说，工人阶级在摧毁旧世界的同时，失去的只是身上的枷锁，得到的却是一个崭新的新世界。所以他们是最大公无私、最有纪律性的。可是我们在厂里看见的，却完全不是这回事。厂里规定我们班组是十一点半吃午饭，四点半下班。可是常常在规定时候的半小时前，师傅们就开溜了，班上就只剩下我和师弟。最守纪律，靠读报纸打发这没活干的时间。当然，要不了多久，我们也就入乡随俗了。厂里的浴室每天早上十点在大池里换干净的热水，师傅们常常就在那前后溜出去洗澡。工人们都干私活。 我们班组的钳工师傅们，利用自己的心灵手巧，给自己或女朋友做各种生活用品。当时最时兴的是做开啤酒瓶的扳子和煤油炉。师傅们用不锈钢锯出自己设计的开瓶器，最热门的是美女的侧面头像，那波浪形的长发翘起来的部分就用来开酒瓶盖。再用钻床在磨光的扳手上磨出螺旋状的花纹，真是件艺术品。煤油炉对住集体宿舍的工人们是很用的着的。一般师傅们做八根芯的煤油炉，手巧的师傅做十二根芯的。下面是一个盛煤油的罐子，连着八根或十二根管子，管子中有棉纱的穗子，把煤油吸上来。调节棉纱穗子的长短就能控制火势。管子顶部是放锅子的一个圆盘，制作十分精巧。班组几乎每个师傅都做。材料当然是就地取材。用师傅们的话说，“外国有个加拿大，中国有个大家拿。”
最让我们不习惯的，是师傅们对两性关系的公开的热烈的兴趣。尤其是我们所在的全是和尚的钳工班组，师傅们津津乐道起来更是肆无忌惮。而且他们在这方面的词汇和联想力异常丰富，几乎能把我们日常生活和工作中的任何事情和性联系起来。常让我们这些刚从学校里出来的学生不知所措。一位师傅看出了我们的窘迫，告诉我们说，“阿拉是‘一天不谈R，日子过不完。一天不谈B，太阳不落西’。” 耳濡目染，我们不久也出口成“脏”，念三字经口无遮拦。只是一直没有学到像师傅们在这个题目上那么健谈而已。
说了这些，不是对工人师傅们的批评。只是要告诉各位在从学堂到社会、从书本到实际的过程中，我们所经历的心理冲突。事实上，和师傅们处久了，我是越来越喜欢他们，视自己是他们中的一员。他们和我更是心无芥蒂无话不可谈。比如我曾问起过师傅们什么时候是他们过得最顺心的时候。这在当时可是个敏感话题。可是一位钳工师傅直言不讳地告诉我，生活最顺心的是1956年公私合营以前那几年。老板生意好做，工人也就赚得多。公私合营后就不行了。我问他，“老板不剥削你们吗？” 他说，“你有本事老板巴结都来不及，哪里敢得罪？” 我想可能因为他是技术大拿，感受不同于底层的工人。于是又问一位以前蹬三轮转业当辅助工的李师傅。他的答案是一样的。以前自己有三轮车，早上起来先美美地吃过大饼油条豆浆再出工，开工收工全在自己。不想干了找个阴凉地方，草帽遮颜打个瞌睡，很像是老舍笔下的骆驼祥子。他也说，行业合作化后收入少得多。再转业进了厂当了产业工人，名气虽是好听了，可是一个月才赚五六十块钱，生活远不如前了。这些话，若不是和我推心置腹，师傅们是不会说的。这又让我想到，如果进厂是为了让我们“接受工人阶级的再教育”的话，那这再教育的宗旨和结果真是背道而驰了。
师傅们大多很直爽，愿意帮助我们。他们大多念书不多，却对我们这样的半吊子的“知识分子”爱护有加。知道我想念书，在厂里这些年里一有机会， 他们就推荐我去念书。虽然没有成功，我对他们一直是心存感激。离厂以后。我每年都回去看他们，一直到我出国。后来回国还去看望过他们。
我所在的总装班组，负责把经过机床加工的零件组装起来。咋一听，零件都加工过了，这道工序应该不难。但这却是最费力的一道工序。简单地说，一台车床由一个车头箱，一个床身，和大中小三块拖板组成。车头箱产生动力旋转加工部件，车身让刀具沿床身的轨道移动切削加工零件，大拖板管刀具的横向运动，中拖板管纵向运动，小拖板管斜向运动。所有这些拖板之间及拖板与床身的接触面，无论机加工多么精细，都达不到设计的精度和对接触面的要求，都需要钳工师傅用手工精雕细琢。加工靠的是钳工师傅手上一把“飞刮刀”。现在想来，所谓“飞刮”，很可能是“Fit刮”。钳工师傅以前被称为“外国铜匠”，是中国第一代接触外来机器加工业的工人，所以在他们的专业术语里有很多英文单词。飞刮刀的功能，就是让两个零件的表面Fit得好。
师傅们用一把锉刀（最好是瑞士产的，钢火好）送到锻工车间，锻打成一根约50 厘米长、2厘米宽、2毫米厚的钢条。锉刀的手柄部装上圆形的柄， 就成了飞刮刀。虽说叫“刀”，但顶部平钝。师傅们把圆柄抵住大腿根，双手握紧刀柄，硬是一刀一刀地用下半身的力量把铁屑从铸件的表面铲下来。确是个力气活。年长日久，他们大腿跟处都磨出茧子来。师傅们还用飞刮刀在车床轨道上雕出花来。在推动飞刮刀的同时，一手稍稍用劲一扭动，就在轨道上留下漂亮的花纹。有波浪形的，有燕子形的。这些花纹不光是为了好看，更有储油的功能，以润滑拖板在车床轨道的移动。一到总装班组，我和师弟就为这飞刮的技术迷住了，一有空就练习。没多久就学会了，上手干了起来。有人帮着干活，师傅们何乐而不为，放手让我们飞刮并在床身上雕花。
怎么知道两个平面fit得好不好呢？师傅们在铲过的铸件接触面上涂一层用油和红色粉末混合成的“红菱粉”，然后让两个平面摩擦。摩擦十几下后取下，接触面呈黑色。师傅们用飞刮刀把黑色的地方铲去，涂上红菱粉，再摩，再铲。刚开始学飞刮的时候，师傅们对我们说，“一直铲，铲到看不到黑色了，就好了。” 我们铲了才知道，黑色的部分是高出平面的部分，把高出的部分铲去了，接触面就增大了，黑色的部位更大了。就这样，越铲黑色的部位越大。几个或十几个回合下来，拖板的接触面上密密麻麻地布满绿豆大的黑点。黑色部分呈点状接触，红色不接触的地方储油，这是平面接触的最佳状态。看着真令人悦目赏心。时至今日，我仍是不能忘怀每次努力之后看到这样理想状态的满足感，
作为辅助工，我们的任务就是在师傅们飞刮时，帮他们摩擦机件平面，做出黑点来。这事听来轻松，可是一块大拖板一百来公斤，用行车吊起，放在床身上后，我和师弟一人一边，要在车床身上来回拉十几次，再用行车吊下，才能让师傅铲一次。如此反复，直到接触和精度都达到要求。这时候钳工师傅的水平就显出高低来了。这大拖板和床身有两个接触面。一个是平面的，很容易搞定。 另一个是三角形的，有两个棱面。师傅们不但要让这些棱面和床身有最佳接触状态，而且要用这两条棱面调节拖板与车头的轴向平行度。水平高的师傅兼顾两个目标，几个回合下来，接触面好了，平行也校正了。水平差一点的只能顾一头，而且校正平行度时不是不足就是过头，来回折腾，要十几次，甚至几十次上下，才能完成一台。
那时全国的口号是“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解放军。” 大庆的精神是“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也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是后来改良了的口号。）遇上行车出了故障或一时调度不过来，有些爱咋呼的钳工师傅就嚷嚷道，“扛起来！扛起来！” 于是我们就要把几十公斤重的拖板搬上床身，拉过后再扛下来让钳工师傅飞刮。
总装班组的工作还有个特点，忙闲不匀。月初的时候零件都还在机加工阶段，钳工师傅们基本没活干，我们辅助工则要抽调到车间的其他班组帮忙。从月中开始，零件逐渐送到，我们就开始忙起来。到月底那几天，更是忙得人仰马翻。用师傅们的话说，“来月经了。” 五六位师傅同时飞刮，我们从早上七点半上班直到下午四点半下班，马不停蹄地又走又拉。那时若有手机记步，一天起码几万步。下班时累得只想躺下。以前只在书上读到过，“两腿像灌了铅似的沉重，” 这时才领会那是什么感觉。
厂里还不时搞“会战”，要求车间为政治原因提前完成生产任务。记得为庆祝中共九大的召开，厂里要求各车间提前半个月完成当月任务，于是加班加点。二十四小时不睡是最起码的。我那次是四十多个小时没有睡觉。车间的最高记录是五十三个小时不睡。其实这样的会战除了打乱生产秩序，对提高生产效率没有一点意义。本月的生产任务完成了，下个月的零件加工还没有开始。下游的工序，如我们总装，只能干等。
文革期间，工厂的管理混乱，安全教育形同虚设，安全生产更是各凭运气。小工伤是时有所闻，大家也不当回事，直到有一天出了大事。
那天上班，我们辅助工班组按惯例对着毛主席像“早请示”敬祝“万寿无疆”后，大家就各就各位了。我刚到二跨，就听见轰的一声巨响。就听见有工友喊，“五跨出事了！五跨出事了！” 我连忙赶过去，受伤的工友正被抬出去，是同时进厂的师弟辅助工小姚。那天小姚要起吊一个一吨重的床身，他一开始就站错了位置。在他的一边是垒到齐胸高的三个床身，另一边是一个单放的床身，他站在两者的中间。开行车的女工有近视，可是不爱戴眼镜，模糊操作。这又是一个致命的错误。她一面把行车开到要吊起的床身的上空，一边往下放吊钩，吊钩上还挂着用来挂住工件的钢丝绳挂钩。这又是两个致命的错误：吊钩应该在前一天下班时取下，而且她应该到了吊件上空才下放吊钩。所有这些错误凑在一起，惨剧发生了。钢丝绳下端的挂钩正钩住了垒起的最上面那个床身的边沿， 把床身拉了下来。小姚见势不好，连忙想从另一边那个单个的床身上跨出去。一条脚跨过去了，另一条脚没来得及，被滑下的床身在单个床身的床沿上切断了，只有皮肉连着。
工友们抱起小姚往外跑。一位托着断腿的工友小李突然发现他手中的腿可以任意转动，吓得几乎昏厥过去。大叫道，“接一把，接一把。我不行了。” 其他人接了过来，到车间门口，正好有一辆外厂送货来的三轮摩托，载上小姚直奔闵行中心医院。自1963年上海第六人民医院的陈中伟医师为工人王存百成功施行断肢再植手术，人们遇到这样病例的第一反映是快送六院。正好当时进驻六院的”工宣队“是我们厂派出的，所以小姚马上被转去了六院。
医院一开始的决定是截肢。因为小腿的一截被碾碎了，即使能接上，两腿的长短会有十几厘米的差距，不会有实际的功能。可是工宣队的意见是尽力抢救。最后提高到对阶级弟兄的阶级感情和阶级立场的高度，医生们自然无话可说，做了断肢再植的手术。当晚，我们都在车间等消息。八点左右，厂广播室的高音喇叭响了，“报告大家一个好消息！报告大家一个好消息！小姚的腿经过六个小时的手术，已经成功地接活了。断肢有体温了！” 车间里是一片欢腾。却不知道这是小姚噩梦的开始。
断肢虽然接上了，但是中间被碾碎的那段却怎么也长不起来。医院的治疗方案是“挖肉补疮”。在小姚的肚子上缝出一条肉，几次手术后把它移到腿上，补到伤口上去。小姚后来告诉我们，他为了这个方案做了十次手术，可是最后失败了。小姚是痛不欲生，要求截肢。可是现在是医院不同意截肢了，因为再植手术没有完全失败，接上的脚仍有血液循环。几经交涉，最后还是工宣队开后门，把小姚转回到闵行中心医院做了截肢手术。我去医院探望他时，他神色凄惨地说，“我的脚埋在医院的后花园里。”
回想起来，我也有过两次有惊无险的经历。一次发生在车床出厂前作最后检验的时候。有一个要检验的精度是中拖板和车头的垂直度。在车头上旋上一个圆形铁饼，检验师傅从铁饼的边缘切割到圆心，误差不能超过七丝。铁饼很重，装上卸下都是靠行车。卸下时，我们辅助工先用一根钢丝绳把铁饼吊紧了，检验师傅让车头反转，把铁饼松下。钢丝绳的松紧靠我们辅助工决定。这钢丝绳由细钢丝编成，中间有一条浸了油的棉纱芯条。我的辅助工师傅告诉我，如果钢丝间有油珠沁出，说明钢丝绳太吃重，要断。那天我帮着检验师傅卸铁饼。我觉得钢丝绳已经紧了，就示意开行车的师傅停车。可是她可能出于习惯性动作，又往上提了一次。我看着有油珠从钢丝间沁出，暗叫“不好”，连忙把头一歪。小拇指粗细的钢丝绳被拉断了，抽打在我的右耳和背上，把耳朵打出血来。幸好无大碍。
又有一次，我和师弟帮一位镗床师傅上一个大工件。我犯了和小姚同样的错误，站在两个工件之间。正常的操作是我们指挥行车开到工件的正上方，把钢丝绳末端的钩子挂在工件上后，才指挥起吊。那天开行车的师傅性急，我们刚挂上钩子，行车还没有调整到工件的正上方，她就把工件提了起来。那几百公斤的工件如秋千一般向我撞来。工件很长，已经来不及跑出去了。我一时“狗急跳墙”，跳到那吊起了撞过来的工件上。“咣”的一声巨响，车间里师傅们都把机床停下来，跑来看出了什么事。开镗床的师傅是我们篮球队长，一把抱住我的腿：“老师兄啊，两条腿差一点就报销了。” 我的师弟则指着脸色吓得煞白的行车师傅，破口大爆三字经。
在厂里这十年，皮开肉绽的，伤筋动骨的大大小小的工伤见了不少。我离开工厂后，我熟识的一位镗床师傅戴着手套操作，手套被卷入刀具，被从镗床一边甩到另一边摔死了。他的妻子也因此精神失常。这些经历，让我至今对造成工伤的潜在因素心有余悸。有时在电视剧中看到女工们梳着长辫子操作车床，我就会联想到头发卷入车床，头皮被拉下的惨烈场景而不忍卒睹。
红雨：我的工人生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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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我要读书”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我在辅助工的岗位上干了三年多了。那时年轻，工作苦点累点都不算什么。再累，睡一觉就恢复过来了。最苦恼的是精神生活的贫乏。我们进厂时住的宿舍，本来是为红旗新村居民们预备的新华书店。可是当时既没有书卖，也没有人买书，就改成了青工宿舍。文化生活的贫乏可见一斑。进厂以后，想念书的念头一直没有断过。虽然不知道该学什么，或是学了又有什么用，但就是不太甘心让时间就这么混过去了。可是在当时的政治气氛下，想正经地读书是毫无可能的事。于是只能抓住什么就学什么。记得看过中医的书。第一章讲的是搭脉。说是三指搭在腕关节的寸、关、尺三处，应该能搭出十八种脉象来。我左右手互搭了半天，除了跳动，没有觉得任何不同来。大概中医靠的是师徒制，没有师父经验传授，光看书是学不来的。后来我们车间帮十堰的第二汽车制造厂制造自控机器，用到了当时先进的脉冲技术。二汽派了两位工程师到我厂参加组装，与我甚是相得。他们借给我一本关于脉冲的书，可是我太没有基础，也没能学下去。和另一位高中生学了一阵日语。没有能坚持。最有趣的是我和生平第一本关于心理学的书邂逅。那时菜场卖肉不用塑料袋，都是用报纸或书页把肉包起，放进顾客的篮里。我们住在红旗新村生活区里，不久就和新村商店的年轻售货员们打成一片。我那天经过卖肉的摊位，见卖肉的小范用一本书包肉，切下一片肉，在书上一沾，就撕下一页书来。我连忙上前，要他把书给我。最后以一客锅贴成交，换了那本书。那是一本心理学的教科书，只是前面的一百多页已经被他包肉了。即使如此，我仍看得津津有味。许多心理学的术语，我都是从那本书上第一次看到。如今我办公室的几个书架上都是心理学的书，可是我却常常想起那开始我与心理学契机的“半本论语”。我们这一代人都读过高玉宝写的《我要读书》，我想“我要读书”一定是当时几百几千万被文革中断了学业的学生们的共同心声。却没想到我这读书的愿望，被一个突发事件成就了。
进厂三年多时，我突然每餐饭后胃痛。不是隐隐作痛，而是那种胃部痉挛、叫人无法忍受的痛。到厂部的医务室和闵行中心医院看了多次，胡乱配些胃药和止痛药，一直不能确诊。有说胃炎的，有说溃疡的，也有说的更严重的。只有我的邻居沪东中心医院的内科主任程大夫说，“你得的可能是一种很少见的病。名称好像是‘肠系膜上动脉压迫症’。” 这要是在今天，做个胃镜，就能确诊了。可是当时诊断胃病最好的方法是服用钡餐后X光造影。但如果医生认为病情不够严重，是不会轻易让病人做“昂贵”的钡餐检查的。多亏了妈妈家的世交程博硕医师（程潜将军的女儿）当时在普陀区中心医院放射科当医生，开后门让我拍了钡餐X光片。结果正如程医生所说，是肠系膜上动脉压迫症。说是十二指肠的部位有一条动脉先天性紧张，把十二指肠压迫住了。吃下去的食物到了那儿过不去。上边的胃不住地往下挤压，下边又堵住了，把十二指肠涨得有平时三倍那么宽。安得不痛？
我问医生说，既然是先天性的，为什么我以前不痛呢？医生说，如果你突然长个儿了，动脉被拉紧了，会痛。这个原因好像不适合于我。我从高一起就没有再长个儿。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人因劳累消瘦下来，本来动脉下面垫着的脂肪被消耗了。血管直接压在十二指肠上，引起胃痛。这个倒很像我的情况。
这个病必须做十二指肠改道的手术，即把小肠接到十二指肠没被动脉压迫的部位，让消化道改道，绕过被压迫的那一段。给我做手术的是父亲的中学同学同乡，新华医院泌尿科主任何尚志医师。手术那天，我躺在手术台上，看见有十几个医生从手术台上方的一排窗里观摩这不常见的手术。手术很成功，至今已经四十多年了，没有任何后遗症状。不过我现在心宽体胖，动脉下的脂肪应该长回来了。十二指肠那儿也应该是“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两条路都通了吧。人人都说我幸运，有英国留学的权威给我开刀。但更让我佩服得五体投地的，是何医师和他的助手杨医师每天早上查房的时候，用英语对话。听着他们流利的英语，我想我这一辈子，也不会有这么一天了。
手术后再回来上班，辅助工是做不动了，车间领导安排我跟一位67届的初中生学开天车。开天车还是个没有太高技术含量的活，最高也只有四级。所以几个星期后，我就可以独立操作了，按规定和我师傅每两小时换一次班。可是我发现这个工作给了我得天独厚的读书的机会。天车只有一处供上下的梯子。我把天车开到一个前不巴村后不巴店的地方，谁都管不了我在上面干什么。于是我告诉我师傅说，“你不用来换我。累了我再找你。” 于是她每天手里抓一把瓜子，悠哉游哉地在车间里游荡。要是有人问她怎么不用上去开天车，她说，“阿拉学生意（学徒）开。”
学什么呢？事有凑巧，就在那前后，联合国恢复了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乔冠华率中国代表团第一次出席联大。回来时带回一本《英语九百句》（“English 900”），风靡一时。全书分六十课，每课十五句常用英语，非常简单实用。我中学学了五年俄语，没有学过英语。于是带了一把英汉字典，在我的“空中课堂”里猛啃《九百句》。按说我母亲是大学的英语老师，我应该得天独厚才是。可是那时母亲一会儿到黄山农场，一会儿到大丰农场接受再教育。我又是一个星期才回家一天。所以一直没有得到母亲的真传。倒是听说美国之音每天上两次课，每个星期教一课。可是我们住集体宿舍，哪里敢“收听敌台”？到了美国后，我发现我这个年龄段的老中，如果见面时用“How are you?” “Fine” 开始对话的，十有八九是我素未谋面的学《九百句》的同学，因为那是《九百句》第一课的头两句。
开行车也是忙闲不匀。忙的时候一刻都不得空，闲的时候一天可以看几个小时的书。这样在空中课堂读了三年的英语，也不知道学习的效果如何。直到后来进大学开始上英语课了，才知道自己靠这几年的自学，积累了一些词汇，可以看懂浅显的英文文章，写些简单的句子，但是毫无听说能力。尽管如此，当时心里很充实，觉得至少没有让日子闲过。
三年后，又有了一个转机。车间缺车工，于是把我从行车上调下来学车床。进厂七年，总算开始学技术工种了。车工最要紧的手艺是磨刀，尽管车间有专门的磨刀工，可是车工要是要别人磨刀，就太丢脸了。我们要根据铸件是生铁还是熟铁，淬火的硬度，来决定刀的角度和出屑槽。最难磨的是切削熟铁的刀。磨得好，切削下来的铁屑会卷成一节一节像蝉蛹似的自动断下，磨得不好，切削下来的铁屑不断，绕在车刀上成了“盘丝洞”。我跟的师傅外号“南瓜”，非常朴实，基本没话。也不怎么教我，但他放手让我做。没有关于车床加工方面的书，所以“学生意”基本上就是试误法。磨好了也不知道为什么好，磨得不好也不知道该怎么改进。好在老是加工这几个零件，渐渐地也能胜任愉快了。这时我已经不再做读书梦，就想着能学一技在身。
不想毛先生的“大学还是要办的”的“七二一”指示，又勾起我想读书的念头来。毛先生的最高指示是1969年七月二十一日发表的，所以应运而生的大学都叫“七二一大学”，学生都称“工农兵学员”。最高指示层层传达落实，先是机电一局办起了七二一大学，后来下属的机床公司办起了七二一大学。每次招生都说是“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前两关都好过，但我总是在领导批准那里过不去。
落实到我们厂已经是几年以后了。我们厂里自己要办七二一大学了，由当时分配来厂里的大学生们任教。每个车间有一个名额。我以为这次名额多，我应该有机会了。于是又报了名。车间的党支部徐书记告诉我，车间的十二个班组一致推荐了我。可是最后领导批准的仍不是我，而是一位65届的初中生。理由是她的丈夫患癌症刚过世了，要让她换个环境。好像也言之成理，不过却让我失望至极。一位在七二一大学任教的大学生安慰我说，“其实也学不到什么东西，学生连因式分解都不会，怎么可能学会大学的课程？” 话虽如此，那毕竟是个读书的机会。不过从这次起，我不再做读书的非分之想，直到邓公一九七七年重启大学之门。
四 文革中的工厂
我们学校在文革中算是闹腾得比较厉害的，大型的武斗就发生了好几次。记得最大的一次武斗，外校的学生也参加了。最后是上海市革委会派了一位高姓的市革委会学生委员带了工宣队进校，才算摆平双方。进了工厂，我以为工人们可能不会像学生那样狂热吧。不想文革真是无远勿届，工厂也不是世外桃源。闹腾的程度比起学校来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真到了“你死我活”的地步。
文革一开始，造反派夺了厂党委的权，从车间到厂部，都是造反派委任的官。可是前党委并未偃旗息鼓，一直伺机反攻。随着政治大环境的变化，厂里的权力几经易手。每次一派夺权上台，都怀着灭此朝食的决心反攻倒算。一次前党委夺权成功，把造反派的三名厂革委会委员送进牢里，最高的被判了二十年徒刑。不曾想隔年造反派又翻过案来，这三名造反派又从牢里放回厂里了。原厂保卫科长不知是出于绝望还是恐惧，决定以死明志，爬上了有三层楼高的车间屋顶。正是早晨工人来上班的时分，楼下众人围观。有人让他先下来，有话好好说。科长一口宁波腔，“今朝勿下来哉。” 随后一头栽了下来。这些权力斗争对我们平头百姓来说没什么关系，只是看着“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一会儿逮捕了，判刑了，一会儿释放了，平反了。
那时的基本国策是“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 所以厂里的阶级斗争这根弦也是绷得紧紧的。我们进厂时，厂里刚揪出一个十几个人的反革命集团。说他们企图篡夺国家领导权，自己内部已经分封了外交部长，国防部长，工业部长等职。 为首的被逮捕判刑，其他的成员打成现行反革命份子，从他们各自的技术工种中罚下。好几位被分到我们班组当辅助工。有一位姓王的“工业部长”，是厂里水平最高的划线工。听师傅们说，划线是厂里最难的工种之一。一个铸件送来加工，划线是第一道工序。划线工的工作有点像雕塑家，从铸件的毛坯要能看到工件加工完毕以后的尺寸，在铸件上划出要刨去的部分。刨多了，工件就报废了。所以不时地，王师傅要从我们辅助工班组调去“重操旧业”。有一次我问起他反革命集团的事，他瞪着我，嘴唇哆嗦了半天，最后也是一句宁波腔，“交关事体不好讲咯”（好多事情是不能讲的）。但我能看出他的满腹冤屈。文革后，这些案子都平反了。
厂虽不大，倒也出了一位人物王明龙。是王洪文的上海工人造反总司令部（工总司）的早期成员之一。后来官至市革委会委员，机电一局第一把手。期间不知犯了什么错误，被罚下放到我工作的总装班组劳动了几个月。闲时和我们聊天，不时透露些小道消息。他最得意的事是一九六七年八月四日上海工总司攻打对立派上海柴油机厂联合司令部（上柴联司）和支联站时，他是现场指挥之一。他说，事后张春桥告诉他们，“毛主席在电视里看你们指挥作战。” 我听了心里一咯噔，“这不是挑动群众斗群众吗？”自己把自己吓了一跳，连忙斗私批修，狠批一闪念，不敢再往下想。
可能也是因为他的缘故，毛先生把西哈努克亲王送他的芒果转赠上海工人时，我们厂也领到一枚。一辆厂车张灯结彩敲锣打鼓，到上海市革委会喜迎芒果，在厂部办公室供了起来。那也是我第一次见识了这热带异果。后来是被厂领导分食了（恐怕不敢），还是过熟了处理了，不得而知。不过那时听到的一个黑色幽默故事，至今让我忍俊不禁。说是上海一所大学的一位教授听到毛先生赠送芒果一事，妄议中央，说是“那么多芒果，他不吃也要烂掉。” 如此大不敬，自然要遭批斗。几天批斗下来， 革命群众问教授有没有认罪服罪。教授嗫嚅道：“他老人家有冰箱，芒果是不会烂的。”
林彪出逃，无疑是文革中最匪夷所思的事件。一位师兄，可能是得风声之先，一天很诡异地问我，“你有没有听说最近发生了什么事？” 我说，“没有。” 他又问道，“真的没有？” “没有。” 如是者五次，他最终还是掩口说道，“还是不要讲好，还是不要讲好。” 直到有一天，召开车间大会，支部书记在会上宣读了中央一号文件，说是林彪自我爆炸，驾机出逃，折戟温都尔汗。而且传达的方式很特别，文件读了一遍后就收回，随后要各个班组讨论。那时每个班组（学部队，都称“班”）都有一位管生产的班长和一位管政治学习的副班长。我们辅助行车班的副班长姓强 ，小学四年级的文化程度。除了每天带领我们“早请示晚汇报”，还负责每周的政治学习。那天听完文件，大家都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又怕说错话，没人敢发言。可怜以他的文化水平，实在难以理解一号文件中的复杂情况。既然没有人发言，他只能身先士卒。而且他的这个发言，反复使用。只要班组学习没人发言，他就一定一字不差的再说一遍：“林彪狼子野心，对毛主席阴奉阳违。已经是党中央副主席了，还要到苏修去扛柳条包。” 我们几个相视一笑，心想这林彪真是吃饱了撑的，既然对毛主席已经阴奉了，何必阳违呢？不过他说的“扛柳条包”，倒是事出有因。记得在一号文件中说起过，林彪曾到中苏边境一个叫柳条包的地方，勘测地形，是为林彪和苏修勾结的证据。可到了强师傅这儿，变成林彪要去苏联扛包了。
不久风向一转，运动又转为“批林批孔，尊法反儒”了。这对“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工人师傅们来说，就更摸不着头脑了。支部书记也觉得这个运动开展不下去了。于是让我和另外二位青工一起找辅导材料。我虽然对林彪谄媚“圣上”的做法不齿，但觉得以他对建军建国的贡献，死得有点冤。我觉得他的命运和韩信很像：都是军事天才，在打天下的时候屡建战功，打下天下后功高震主，被皇后做掉了。尤其是周恩来在林彪一生中的作用和萧何在韩信一生中的作用十分相似，真是“天下一知己，存亡两妇人”。于是我让车间支部书记给我们开了介绍信到南洋中学图书馆查资料。请出了司马迁先生的史记，找到淮阴侯列传。把韩信的生平从漂母赐食胯下受辱说起，到萧何月下追韩信，四面楚歌打败项羽，直至长乐宫被萧何吕后斩首灭族。生拉硬扯，穿凿附会，硬把林彪和韩信绑在一起。又根据林彪的“悠悠万事，唯此为大” 和“克己复礼” 的题词把他和儒家扯上关系。再根据史记中记载刘邦在儒生的帽子里撒尿，把刘邦和吕后归入法家门下， 让他们“儒法斗争”一番。不想给厂里的师傅们一讲，大受欢迎。师傅们说，“像听说书一样。” 后来听宣传组的头头说，机床公司本来有意要我去别厂“说书”，后来一翻底牌，此人不可重用，就此作罢。
随后的运动犹如翻书，一会儿是学《红楼梦》，一会儿是学水浒批宋江，一会儿是批林批孔批周公。后来知道了这是中央权斗的狠招迭出，可是当时根本不懂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不过对我们来说，不用上班而坐而论道总是好事。这其间最莫名其妙的是突然要我们“拉练”。厂里抽出约二百人，再加上闵行中学的一些老师，组织了两个“连“。打起背包，在上海郊县游逛了两个星期。一天多则走几十里，少则十数里，在当地公社提供的住宿地住下。各连自己买菜做饭。正是秋高气爽的季节，平时在车间里是“长恨秋踪无觅处”，现在却是“不知转入此中来”。只是农民弟兄忙于农活，没空陪我们玩。又有明令不许上镇，一到驻地住下，就“闲出鸟来”。于是我们找当地的篮球队比赛，美其名为“加强工农联盟”。 在奉贤有一家农机厂的球队听说很厉害，路过的别的厂的拉练队伍都败在他们手下。不想却却输给我们，十分不服。请我们吃了顿丰盛的晚饭，要我们留下来隔天再赛一场。可惜军令如山，我们只好忍痛割爱了。不过我们这一批拉练回厂之后，可能是上头有人觉得这样做既劳命伤财，又有违“抓革命促生产“的最高指示，拉练就嘎然而止了。让那些第一次没有轮上的师兄弟们惋惜不已。
文革后期，中央权斗的剧烈即使是政治上再迟钝的人也能感觉得到。那时机电一局从下属的厂里抽调一百来人成立了一个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有歌舞队和管弦乐队，颇具规模。我因为会扯一点小提琴，也被选去在管弦乐队里充当南郭先生。排练了一阵，就到各个工厂演出。演出的压轴节目一定是大合唱。除了那首声嘶力竭的“就是好，就是好，文化大革命就是好“以外，还演唱了为毛先生最新公布的诗词谱曲的两首歌。其中一首唱到中间时，突然万籁俱寂，然后合唱队发一声喊，“不许放屁！” 振聋发聩，让人不敢出虚恭。不雅之词如此登堂入室，这可能是音乐史上空前绝后的创举了。
巡演正盛，忽然接到机电一局的命令，宣传队解散，各自回厂。解散前王明龙还和大家合影。合影完了，他突然说道，“以后不要在我脸上打叉就好。” 自从周恩来在北京301医院对医护人员说了这话，文革中的双方都引用。不过那时上海是四人帮的一统天下，气焰嚣张，谁也没有料到他们这么快就倒台了。
说到这里，忍不住记下一位勇士的行迹。他是我们管弦乐队的小提琴手，忘了从那个厂来的，就坐我前面。有一天排练他突然没有来。不久有消息传来，说他因反革命罪被逮捕了。那时的中百一店没有顾客用的电梯。人们上下四楼都是走楼梯。公安局在楼梯间多次发现反四人帮的字条，虽严密监视，但上下楼的人太多，总抓不到散发字条的人。后来发现是他把写好的字条放在裤口袋里，口袋剪一个洞。在上下楼的时候，把字条从裤脚里落到楼梯上。他被逮捕后不久宣传队解散了，我不知道他后来的结局如何。四人帮垮台后，极左的政策在上海还大行其道了很长一段时间。反四人帮的王申酉就是一九七七年四月被枪毙的。我真希望这位王姓工友能存活下来。和他比起来，我们真是懦夫。
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四人帮覆灭后，上海的余党陈阿大等嚷嚷着要组织十万民兵与中央对抗。王明龙是其中的活跃人物。我们厂里的造反派头头也秘密开会，商量对策。不想在一次批斗造反派头头的全厂大会上，一个参与者反戈一击，把他们开会商量的内容全盘端出。于是造反派分崩离析，文化大革命在我们厂算是寿终正寝了。
红雨：我的工人生涯（下）
发表于华夏文摘， 2019 年 03 月 27 日 由 舟巷，本文短链接为 http://hx.cnd.org/?p=166911
五 苦中作乐
如果生活只是日复一日的重复劳动和没有休止的政治学习，在工厂的十年一定是十分难熬的。幸好我有一群情投意合(或臭味相投)的师兄弟们，让我们的生活平添了不少乐趣。
我们一周五天住在厂里，下班后的时间实在难打发。幸好闵行靠近黄浦江。我们发现的第一个好去处就是去黄浦江游泳。夏天下班后，一行七八个年轻人，打着赤膊，从农田中穿过走去黄浦江边。蒙头走了一阵，有人提议说，这样走太没意思了，我们唱歌吧。唱什么呢？各唱个的，但是要一起唱。于是有唱“啊，我的太阳”的，有唱“想当初，老子的队伍才开张”的，有唱“天上掉下个林妹妹”的，有唱“听对岸，响数枪，声震芦荡”的。鬼哭狼嚎，肆意汪洋，好不痛快。步行四五十分钟到了江边。浮着待放的粗圆木扎成的木排，成了我们的天然的更衣室。换上游泳裤，跳进江里游了起来。有跃跃欲试要横渡黄浦江的，但我们看着四五百米宽的江面，终究没有敢冒险。这样去江边游了好多次，直到一天有一位船工路过，告诉我们说，从木排上下水是极危险的事。一旦被江水卷入木排底下，就游不出来了。而且沿江几十里都是木排，顺着江水游，也不可能游出来。他说每年把木排拉走时，都会有尸体浮出来。把我们吓出一身冷汗。
黄浦江不能游了，我们就找了条十几米宽支流，下班后常去河里扑腾。游着游着就觉得不够刺激了，就从桥上往水里跳。上海郊区的水泥桥大多只有桥面，没有栏杆。所以桥面离水面不甚高，不觉得危险。我们都是城里长大的，也不懂河水的深浅与涨潮落潮有关。一天一位师弟跳进水里，出来时一脸的淤泥，原来是他的脸擦到河底了。这才知道当时正是退潮水浅。以后都是估摸了涨潮的时间去，那时河水满而且干净。要是没算准，碰上落潮了，河水把农村的垃圾都带出来，不时有死狗死猫顺流而下，这都不算是最脏的。其他的就更说不得了。可是依然挡不住我们戏水的热情。后来学心理学，说到青少年期心理发展的某个阶段会有所谓的“百毒不侵幻觉” （Invincibility Fallacy），即以为自己对那些能对别人造成伤害甚至致命的危险行为，如吸毒、飙车、无防护性行为等，刀枪不入。我想起我们当年的行为，是不是也是“百毒不侵幻觉”在作祟？
该说一下我们对周围农民弟兄的祸害了。时隔多年，现在想起来仍是心存愧疚。进厂时让我们住在工人宿舍之外的红旗新村书店里，本是厂里因宿舍不够的权宜之计。陆陆续续地，原本住着的六十多人大多都搬进了厂里的工人宿舍。最后只剩下我们这一帮十几个不愿搬去厂里的宿舍。 虽然住在书店里又冷又潮还没有窗，我们倒觉得这里天高皇帝远，自由自在，任我们胡作非为。
宿舍外边就是菜田，那几年常被我们光顾。尤其是每年蚕豆成熟的四月天, 我们常在夜里去偷摘一些蚕豆，用脸盆煮熟了，稍放些盐。那新鲜蚕豆的鲜美是我离开工厂后就再没有尝过的。除了蚕豆的美味，更让我着迷的是夜访菜地时刺激又略带神秘的气氛。有时我竟忘了此番夜行的目的。静坐在田间，周围是豆苗的清香和朦胧的月色，想象远处闪烁的灯光是驶过船上的渔火。此情此景，像极了鲁迅先生幼时和小伙伴们去看社戏的那个夜晚。只是小说里的阿发大方，因为自家的蚕豆长得好，就让大家偷自家的而不是六一公公家的，我们却是在偷公社的。当然更没有六一公公因为我们夸他家的蚕豆好吃就夸我们“有见识”。
如此多行不义，与农民弟兄起冲突是必然的事。有一次和社员们遭遇上了，差点动起武来。千钧一发之际，一位师弟急中生智：“慢！你们想清楚了。我们有劳保，你们没有劳保！“ 一句话点醒了农民弟兄。是啊，万一武斗受伤，吃亏的可是他们。于是”要文斗不要武斗”，罚我们为他们劳动半天。不想这半天的和平共处就”化干戈为玉帛”，让我们成了朋友。有一位在生产队养鸡场工作的小王一定要跟我学拉小提琴。我居然也教会了他拉“东方红“。
冬季，浦江戏水已不可能，菜地也已经荒芜。我们住的新华书店与外面的天寒地冻只有一层橱窗玻璃相隔，夜里湿毛巾都能冻得站起来。下班后百无聊赖的我们开始赌博。一开始只是我们自己圈子里的几个人赌着玩。玩不多久，我就去机电一局的文艺宣传队了。听说我离开后，因为我们这里是天高皇帝远的世外桃源，赌博的队伍不断壮大。住在工厂宿舍的工人们也来参加。鼎盛时有师兄弟嚷嚷道：“开两桌! 开两桌！” 那时没有“小赌怡情”一说，赌博就是犯法。终于被厂里觉察，派民兵偷袭，将参赌的人一网打尽。我虽然没有被抓现行，也被从宣传队叫回来参加学习班。
新上任的车间支部书记很宽宏大量，并没有处罚我们。只要我们作了检讨。不过这次被抓赌确实让我回头看看我这些年的变化。从进厂时还略带青涩（即使是七秩老人当年也曾青涩过）的学生，变成了一个说脏话、偷窃、打群架（和红旗新村的团伙）、赌博的混混。这肯定不是我当年为自己设想过的生活道路。但是我又能怎么样呢？每念及此，心中常有失落之感。
在工厂的最后几年，我的生活中突然增加了一个亮点。徐汇区工人文化宫成立了一个管弦乐队，每星期三晚上排练。那几年上海（可能全国）拉小提琴的人特别多。一是小提琴便宜，一把学习用琴才二十几块钱。二是因地制宜，便于携带。三是文化生活的极度贫乏，让人们饥不择食，哪怕只让拉样板戏，也聊胜于无了。我们闵行属徐汇区，一听到成立管弦乐队的消息，我就报名了。一时报名的人还不少，还考了一下，幸好侥幸过关了。也多亏厂里宣传组的头头支持，让我每星期报销一块钱的车钱。每周三下午赶去徐家汇的工人文化宫参加排练，周四回厂上班。从此周三成了我每周扳着手指头盼望的一天。
当时上海有好几个区的工人文化宫都成立了管弦乐团。但是全市水平最高的是“市宫”管弦乐队，即西藏南路上的上海市工人文化宫的乐队。听说还有上海音乐学院的老师给他们上课，这更是让我们梦寐以求想要挤进去。传闻是如果能啃下莫扎特第三小提琴协奏曲，就有可能进了。于是莫扎特第三成了我们最热门的曲目。每次周三排练都有让我们自由练习的时间，这时就听见杂乱的乐声中，时不时地飙出一句熟悉的旋律。指挥小周也是内行，不时用指挥棒敲打着谱架嚷道：“不要拉封资修！不要拉封资修！” 直到四人帮倒台，宣传队可能是对宣传的内容不知所措，才停止了活动。
六 再见了，我的工人生涯！
四人帮倒台了，厂里的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上班纪律抓紧了，奖金分级多劳多得了，工作时间不再“坐而论道”了，食堂承包给职工了。我也安下心来，一心一意学好技术，为四化做贡献了。不料却传来了大学要重新招生的消息。
与农村和农场的同学们对这个消息的反应不同， 这一利好消息并没有在厂里引起普大喜奔的反响。即使在可以应试的老三届青工中间，也只是很少人有兴趣。主要原因是大部分的人对现状很满意，不想再折腾。一位和我同时进厂的66届高中生知道我想报考后对我说，“你考上大学，毕业分配的最好结果也就是上海工矿。我现在已经在上海工矿了。” 不能说他说的没有道理，只能说人各有志了。
于是开始了备考的阶段。真是“十年不磨剑，霜刃未曾试。今日把示君，实是不如人。” 十年没有读书，不说所学的都已抛至九宵云外，就连学习的习惯也没有了。一看书就犯困。尤其困难的是没有学习资料，复习无从下手。幸好我的狐朋狗党之中，竟颇有几位“不坠青云之志”的有志青年，大家找到一点复习资料就互通有无。如是准备了几个月，就赴闵行中学的考场参加高考。可能是有“我已经在上海工矿”的底牌壮胆，考试时也不觉紧张。不日放榜，我们厂那年一共有五人考上大学，其中竟有四人是出自“新华书店”帮。
现在一说起文革后第一批入学的七七、七八级的大学生，都是赞不绝口，说是从五百七十万考生中只录取了不到百分之四等等。 对此我一直认为是“盛名之下其实难符”，用阮籍的话说，是“世无英雄，使竖子成名”。我们七七级高考时的数理化考卷，其简单程度是事后都不好意思亮出来的。所以等到经过正规高中教育的高中毕业生参加七九级高考，高考就没有老三届学生什么事了。
终于可以上大学了！兴奋的心情是不言而喻的。拿到录取通知的时候，虽没有“初闻涕泪满衣裳”的失态，却也是“漫卷铺盖喜欲狂”。但真要离开工作和生活了十年的工厂，和朝夕相处的师傅们和师兄弟们说再见，心中却又有一丝不舍之意。好在我凭工龄可以带薪读书，常常还要回厂办事和他们见面。但随着我留校教书，出国留学，在国外定居，我们的人生轨迹是渐行渐远了。
行文至此，我的工人生涯可以告一段落了。但还有几句题外话要说。近年来，该不该“青春无悔”在我们这一代人中争论得不可开交。依我看，这是一个伪命题。“有悔”还是“无悔”的前提，是我们当初的决定，无论是插队、去农场、还是进工矿，是出于我们自己的选择，而不是命运强加给我们的。就这个前提而言，我们中间绝大多数的人没有讨论“青春该不该无悔”的资格。当时确有一些同学，满怀理想主义的激情，选择了去最艰苦的农村或农场。听说我们学校六六届高中就有一些同学，把上海工矿的位置留给了班上家里有困难的同学，他们自己一起去了崇明或是奉贤的农场。对这些有献身精神的同学，我至今满怀敬佩之情。我想，他们才是有资格反思当年的选择，以决定该不该“青春无悔”的。 但是对我们中间的绝大多数人，如果我们当年面前有考大学、进工矿、去农场、插队、和待分配这些选择的话，我们中间有多少人会选择去我们被分配去的地方呢？至少我不会选择进工矿，即使那是当时最好的选择。
文革时偷看禁书，常为《悲惨世界》和《九三年》中的小人物掩卷长叹。他们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被时代的大动荡流离颠沛，卷入了他们本无意卷入的时代的风潮中，从而演绎出雨果笔下小人物的悲欢离合。我特别记得斯汤达笔下的于连在狱中回顾一生时用到的一个比喻： 一个猎人为追逐猎物在林中奔跑，无意间踢翻了一个蚁巢。猎人并不为此停下或放慢脚步，可是对蚁巢中的每一只蚂蚁，这一脚却是滔天大祸，它们的“蚁生”因此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改变。有幸（抑或不幸）生长在文革时期，我们就如蚁巢中的蚂蚁。我们的人生被文革改变，可是我们并没有要求那“猎人的一脚”啊！可叹的是，文革已经过去了五十年，我们还没有等到像雨果、斯汤达那样的如椽大笔，记下大动荡中小人物的命运。既是题外话，就此打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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