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森堡 | 罂粟花开——光绪初年的“丁戊奇荒”

恶魔的花朵

罂粟是二年生草本植物，因为其形状像罂子，子又像粟，因此得名。

据推测，罂粟的原产地可能在地中海一带，早在新石器时代，德国西部的莱茵河流域就已经出现罂粟。后来，这种植物逐渐扩散到整个地中海世界，当时的人们也逐渐注意到了它的美艳和对人类精神的神奇效用。

古埃及人使用罂粟让哭闹的孩子安眠；在古罗马，人们则更多地将其用于医疗和消遣。从历史文献来看，最迟在唐朝，罂粟就经由阿拉伯商人之手传入中国，只不过中国人最初仅仅是把它当作一种欣赏植物来栽培。然而，人们很快就发现它对人的精神有神奇的支配效果。宋朝时，一些知识分子发现罂粟可以提振精神，给人带来快乐；到明朝中后期的时候，罂粟的提取物鸦片已经由朝贡系统进入天子手中了。

明朝末期以前，中国人享用鸦片的主要方式是吞服，由于鸦片极为昂贵，一般民众难以负担，所以流毒不广。然而到明末清初之际，一种将鸦片和烟草混合吸食的方式传入了中国，由于其强烈的精神依赖性，使得吸食鸦片的陋习在中国境内迅速蔓延。有需求就会有供给，制备鸦片的原料罂粟也有了被种植的充分动机，产量提高导致成本下降，普通民众过去难以消费的鸦片慢慢变得唾手可得，这也为云南省后来成为罂粟的主要种植地和毒瘾的重灾区埋下了深深的伏笔。

罂粟（资料图/视觉中国）

罂粟之所以在云南格外受欢迎，是由云南特殊的地理和人文环境所决定的，其更深层的原因仍是“匮乏”——药物和粮食的匮乏。

云南省纬度较低，降水充足，广泛分布着雨林河谷，温暖潮湿的环境极有利于蚊虫的滋生繁衍，自然成为恶性疟疾的天然温床。恶性疟疾俗称“瘴疠”，是威胁南方民众生存的主要因素之一，清朝时，瘴疠的恐怖给来自东北的满洲统治者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清乾隆二十七年，即公元1762年，缅甸在云南边境寻衅开战，历时七年的清缅战争随之爆发，然而出人意料的是，全盛时期的清朝军队竟然被缅甸揍得灰头土脸，颜面尽失，连一向好大喜功的乾隆皇帝事后都颇为尴尬地说，五十多年经历八桩战事，就征缅这桩不算成功。

清军之所以在缅甸战事中吃了大亏，除了武器装备落后、战场调度失策等原因，缅甸、云南一带爆发的恐怖的瘴疠也起着非常大的作用。一份上呈乾隆的奏折中写道，当时的瘴疠太过恐怖，即使到冬季也没有减弱的迹象，原先3万多人的兵营只剩1万多人。瘴疠造成的非战斗减员超过一半。在征缅清军中，不少高等级官员也相继病死，被无形的“敌人”接连屠戮，给清军的士气带来了沉重打击，连乾隆本人都表示：

“朕前所不肯于缅甸用兵，原因其地气候水土，俱极恶劣，兵丁至彼，辄染疾病，非人力之所能施，并非法令之所能治，是以决计不办”。

可想而知，常年生活在云南等地的民众面对的会是怎样恐怖的卫生环境。

其实在清缅战争期间，疟疾并非不治之症，当时包括清朝在内的很多国家都已经意识到金鸡纳霜是治疗疟疾的特效药，康熙曾经因为身染疟疾而痛苦不堪，服用西方传教士进献的金鸡纳霜后立即痊愈。然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原产拉丁美洲的金鸡纳霜在清朝都是极其珍贵的药材。

康熙得疟疾，传教士带来金鸡纳霜（影视资料图）

康熙四十四年，即1705年，康熙南巡，江南提督迎接圣驾时脸色非常难看，康熙细问之下才知这位大臣患了疟疾且久治不愈。康熙问大臣为何不向他讨药，大臣回复说陛下不赐，不敢擅讨。康熙听了以后赏赐他金鸡纳霜，这位大臣才得以康复。在彼时的清朝，一个身患疟疾的省级官员都不敢讨要金鸡纳霜，何况是边陲省份的一般民众了。

在疟疾横行的环境中，特效药极度匮乏，于是当地民众便找到了一个绝佳的替代方案——吸食鸦片。鸦片可以有效地减轻疾病带来的不适感，使得身心放松，精神愉悦。此外，鸦片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抑制高烧，这个特性对于舒缓疟疾引发的反复发热症状实在是再合适不过了。在云南地区，越是瘴疠肆虐的地方，人们对鸦片的依赖程度也就越高，显然，疟疾带来的生存压力是罂粟在云南扩散的重要的推动力之一，而引发这一现象的原因则是恶劣卫生条件下的药品匮乏。

此外，罂粟得以在云南广泛传播，还有一个重要原因：这种植物本身也是当地民众应对粮食匮乏的一个有力武器。

相对于有深厚农业传统的中原地区，清朝时期的云南开展农业生产的难度很大，承载人口的粮食供应非常有限，而这给罂粟的迅速蔓延提供了一定程度上的助力。当粮食供给不足时，吸食鸦片可以减弱肠胃活动，饥饿感也会被有效地抑制，因此吸食鸦片对于生产力水平低下且粮食供应紧张的地区来说是暂时的应对之法。

但鸦片并不能真正地解决粮食匮乏的问题，而且其毒性对人的身体有极大的损伤，甚至可以让人完全失去劳动能力。《鸦片烟论》曾言，“有用之人，无不变为无用，无用之人，更无不变为废物”。《伦敦新闻画报》的英国记者在广州亲眼见到鸦片对中国人的毒害作用，“他们脸上挂着的那种白 痴般的微笑也证明他们已经完全处于鸦片的控制之下，对于事实已经完全遗忘，很快就会进入自己想要的那种飘飘欲仙的状态”。广州的一些鸦片馆后面毫不忌讳地配有停尸房，那里是鸦片馆的老顾客们最后的归宿。

鸦片馆（资料图）

对于在温饱线上挣扎的农民来说，吸食鸦片造成的劳动力下降即意味着食物的加倍匮乏，而食物的匮乏又会反过来迫使人们去吸食鸦片以缓解饥饿，人一旦坠入这种恶性循环，也就离死亡不远了。

鸦片无法根本性地解决粮食短缺的问题，但罂粟的种植面积却越来越大，一再地挤压粮田耕地，这是因为鸦片能带来丰厚的经济回报。贩毒的利润比种地高太多了，道光年间曾有清朝官员在奏折中表示：“云南地方廖郭，深山遽谷之中，种植罂粟花，取浆熬烟，获利十倍于种稻”。可见，种植罂粟不仅可以在表面上降低粮食的消耗，还能获取丰厚的经济回报。对于云南的普通民众来说，再也没有什么能比种植罂粟、熬制鸦片更合适的选择了。

进入19世纪以前，鸦片在印度、孟加拉国和缅甸一带被广泛种植。这些地区离云南很近，其生态环境和云南非常相似，人为设定的政治边界对于罂粟的扩散起不到任何阻碍作用，再加上疟疾肆虐和粮食匮乏共振所产生的巨大推动力，使得罂粟这种摄人心魄的毒花就这样燃烧着欲火，蔓延进云南边境。据推测，最迟在1801年，罂粟进入中国，自此之后，一浪又一浪的匮乏狂潮汹涌而起，整个清帝国也在罂粟的花海中风雨飘摇。

鸦片会让吸食的人产生强烈的精神依赖性，自从19世纪初罂粟从云南一带渗入中国境内之后，很短的时间内，这种毒花就伴随着烟枪蒸腾出的迷雾横扫国内大片耕地。

道光十九年，即公元1839年，有大臣在公文中表示：“通省（云南）栽种罂粟之地甚多，故吸食鸦烟之风愈炽……昔种豆麦之田今成罂粟之地。”而云南省有的地方则更加夸张，从官吏到百姓，从书生到武夫，萎靡不振，吞云吐雾，无心生产，人浮于事。在这种风气下，罂粟的种植化作了农业的癌症，凶狠地在帝国的肌体内转移扩散。不久，内陆各省也相继沦陷，四川、湖北、贵州、甘肃、陕西、山西等省份的大片粮田都纷纷种上了罂粟。

“秦川八百里，渭水贯其中央，渭南地尤肥饶，近亦遍地罂粟。”（出自光绪年间山西巡抚曾国荃奏折）

“晋民好种罂粟??几于无县无之。”（出自张之洞《张文襄公奏稿》卷》《请严禁种植罂粟片》）

“田家春熟，概种罂粟，豆麦则十居一二??”（出自《益闻录》201号 光绪七年八月三十日）

“沿北半省，农民嗜利，大半栽种罂粟为衣食之谋。”（出自《益闻录》第123号，光绪八年九月十七日）

“黄河和长江之间的土地都布满了罂粟田??”（出自传教士理雅各（James Legge，1815-1897）自北京由陆路旅行至镇江，沿途所见）

从这些记载可以得知，罂粟从云南入境后，已渐成燎原之势，有些地方的农粮用地竟然被罂粟挤压到“十居一二”的可怜境地。光绪初年，英国人贝伯尔到中国内陆走访的时候看到，沿途各省都已经广泛种植了鸦片，而进入云南时，这个英国人觉得自己“仿佛在无边无际的罂粟地中穿行”了。

农民们不会想到，他们不断地压缩粮田的耕地面积，转而种植罂粟的行为，会使得粮食的匮乏积蓄巨大的势能，足以将他们置于万劫不复的境地。

19世纪初，罂粟扩散进中国境内之前，全国人口迎来了迅猛且持久的增长。顺治十八年，即1661年，全国人口只有区区1900多万，到道光二十九年，即1849年时，全国人口已经暴涨到4.249亿多，膨胀了22.3倍，而耕地面积却不可能同步扩大20多倍。

湖南大学的张国骥博士曾经系统地整理了清朝人口密度的变化规律。就拿最开始种植鸦片的云南来说，顺治十八年（1661年），云南省每平方千米才0.26人，相当于平均每4平方千米才有一个人。到19世纪40年代，云南省每平方千米已经有15.78个人了，相当于顺治十八年时人口密度的60倍。全国的人口压力也非常大，顺治十八年，全国人口平均密度是每平方千米4.9人，19世纪40年代，全国每平方千米人口已经到了78.7人。人口密度暴增带来的压力连身处皇宫的皇帝都感受到了，嘉庆就曾表示：“承平日久，生齿日繁，物价腾贵，游手之民，不遑谋食。”

对于清朝中期的百姓来说，要想正常生活，需要大概4亩左右的耕地，然而随着人口无节制地增长，道光十三年时，全国人均耕地不足两亩，万千黎民都挣扎在勉强维持生存的底线之上。就在这样的匮乏中，罂粟出现了。

1858年之前，清政府对罂粟种植的管制尚且严格，私种罂粟者斩，可即使刑法严酷也无法抑制罂粟的蔓延。后来，鸦片对人精神的绝对控制以及它带来的丰厚利益，使得清朝的知识分子和官员们也不得不接受事实，渐渐转变了对罂粟的态度。1858年，清政府为了筹措经费，对鸦片的态度由禁改征，罂粟种植的管制因此大为宽松。这虽然给朝廷带来了大量的税款，但无异于火上浇油，幅员辽阔的清朝，从朝廷官员到民间百姓，无不被鸦片熏燎得迷醉不已。

在鸦片枪弥漫的迷离烟雾中，身穿官服的朝廷大员和衣衫褴褛的贫苦民众抱在一起手舞足蹈，烟灯的火苗妖异地跳跃着，照得大清万千黎民的脸庞越发阴沉闪烁。

就这样，罂粟的妖艳之花逐渐开满神州万顷农田，本就已经极度紧张的耕地面积被不产粮的植物大量侵占，这时候，只要农业生产稍有不测，巨量的人口就会犹如雪崩般垮塌。

深受罂粟毒害的云南便是典型的例子，因为罂粟的泛滥，云南的粮食产量极度匮乏，无法自足，不得不硬着头皮从缅甸和越南买粮食。边境省份尚且可以从邻国买粮以勉强周济，那内陆的百姓呢？如果他们在忙于种罂粟的时候遭遇天灾，从而造成粮食减产，他们又该怎么办呢？

死。

“上帝之子”

大约在两百多年前，位于东太平洋赤道地区的渔民发现了一种奇怪的现象，每隔几年，东太平洋地区海域的水温会明显升高，沿海地区的鱼群会神秘消失，海鸟也会随之大量死亡。与此同时，世界其他地区的气候也变得诡异起来，飓风海啸、暴雨洪涝、高温干旱、极寒暴雪等极端现象频现。由于这种奇怪现象往往会在圣诞节前后发展到最高峰，所以当地渔民就称之为ElNiño，意为“上帝之子”，中音

译为“厄尔尼诺现象”。

1875年，“上帝之子”再次降临东太平洋，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全球迎来了历史上少见的强厄尔尼诺现象，仿佛西方的上帝要亲手埋葬东方的帝国。

这一年，清朝在经历了一系列重大打击之后正努力恢复着元气。当时的清朝距离甲午惨败还有大约20年，清政府和西方国家保持着暂时的和平，太平天国和捻军也已被镇压，恍惚之中，清王朝仿佛有了一丝回光返照的迹象。然而，正是在这个时候，罂粟几十年来所积蓄的匮乏势能已经处于决堤的边缘，一场中国近代史上最恐怖的灾荒就要袭来了。

农民收割种植好的罂粟（资料图）

光绪初年的清朝并没有完全从两次鸦片战争的余波之中恢复元气。如前所述，在鸦片的精神依赖性和高额回报下，全国范围内特别是山西省，无数的农民出于贪婪而大规模地种植罂粟，这使得本来就已经极其紧张的粮食储备更加紧缺。就在这时，厄尔尼诺现象带来的干旱开始在华北地区，尤其是山西省显现，一些地方文献开始出现粮食歉收的记载。1876年，旱情没有得到任何缓解，山西的一些县城由于粮食歉收，已经有人开始吃树皮、草根饱腹，但对于这场灾荒来说，这才仅仅是个开始。

1877年，山西各地迎来了全面旱荒，粮食大面积绝收。一些有逃荒经验的民众知道，如果留在当地，多半是九死一生，大灾临头之际，老百姓的第一反应就是逃跑。当地知府得知老百姓要逃荒，立即赶赴现场，苦苦哀求百姓不要离开家乡，并且承诺一定会赈济百姓，老百姓见状，哗啦一下跪倒一片，说：“多费知府大老爷好心，念我们饥寒，就是每家与我们三两斗麦子，能吃几日？”百姓们知道，现在趁尚有体力时，逃跑是上上之策，要是跑到了有收成的地界说不定还能活下来。于是，百姓四散一空。

匮乏带来的恐惧在华北各地迅猛蔓延，逃荒渐成大势，有的地方官员因为无力阻止百姓逃难，绝望之下悬梁自尽。

在极度匮乏的环境之中，人性是非常经不住考验的，正如闪电之后总是紧随着雷鸣，绝望之后也紧随着疯狂。在当时的灾区，谣言四起，饿疯了的百姓们纷纷传言，说当地的一些大户人家还有余粮，这当然勾起了一些饥民的歹意，大户人家院门被众人砸得响个不停，与砸门声相伴的是歇斯底里要粮的嘶吼。可是灾情已然至此，地主家也没余粮，而且就算是有粮也不可能施舍给外人，在当时的灾区，有粮活，没粮死，这个逻辑清晰直白到任何人都能够轻易理解。

对于砸门要粮的灾民，大户人家自然闭门不答，外边的灾民先是叫骂，在没有得到他们满意的回应后，灾民们想到了一个极其阴暗的索粮办法，在当时的城镇中，尸体已经铺满了街道，有灾民竟然就地取材，把死者头颅剁下来扔进大户人家院里以示恐吓。然而讽刺的是，投掷人头也是需要体力的，随着灾情的进一步加剧，这种扔头索粮的疯狂行为都消失了，没有人再有那种体力了，弥漫在灾区的恐怖更深了一层。

“丁戊奇荒”时期流离失所的灾民

北京大学的郝平老师是研究光绪初年这场灾荒的专家，他曾经提到有一本清朝人回忆这场灾荒的书，名叫《晋灾泪尽图》，书里记载了这么一件事。

有一位来自南方的客人，路过山西的时候正好赶上这场灾荒，妻子被活活饿死，客人忍不住号啕大哭，但是他身边的人立即把院门关上然后示意他安静，这是因为当时在灾区已经有了抢尸而食的事情发生，只要有人在院内哭，外边就会有人知道这院子里死了人，凶徒就会闯进来抢尸体吃。南方客人害怕之余就问对策，身边的人说等到了夜里，咱们再把死者埋入院内，让她入土为安。当天夜里，他们小心翼翼地安葬好尸体，生怕惊动抢尸人，等第二天天亮了两人再到院子里一看，发现院子里埋的尸体已经被人挖出来吃得只剩骨头了。

然而，这些惊悚的惨案在当时的灾区根本就不算什么，当《申报》在报道这场灾情时，这些都属于那种一句话即可带过的小事：

“即已葬之尸亦遭刨食，即有预防锁寄屋中亦被人盗去充饥，且不惟自食也。”

一个地区一旦发展到了人吃人的地步，就标志着社会秩序的彻底崩溃。由于灾情太过严重，大量无人收敛的饿殍迅速腐败。人类已经不能食用了，但是对于食腐的狼来说，这是再好不过的美味，于是腐烂的尸体吸引了大量野狼进入人类活动的区域，这使得灾区又出现了食人的狼灾。狼群在灾区各地四处游荡，捕食灾民，与它们遭遇的人很难留下全尸。

到1878年的时候，灾情已经发展到了让人毛骨悚然的地步。

有外国传教士回忆说，在山西的一些道路上，无数面如僵尸的灾民摇摇晃晃地走着，野狗则跟在这些灾民身后，一阵风就能吹倒几个难民，倒地的人还没咽气，就被扑上来的野狗分食了。

还有的外国传教士回忆说，当时他实在饿得难以忍受，想找一户人家要口饭吃，于是他就走进一间民宅讨饭（连洋人都不得不要饭了），然而他敲门许久都得不到回应，无奈之下，只好进屋搜寻，结果发现这户人家已经全家饿死在屋里，由于无人敛尸，尸体堆在一起发臭，引来无数的苍蝇下了密密麻麻的蛆，以至于聚集在一起的蛆好像在流淌，这个传教士吓得夺门而逃，从此再也不敢轻易迈入任何一户人家。

从当时《申报》的报道中，我们可以通过数字对当时灾情的恐怖程度了解一二：

“灵石县三家村92家，全家饿死的72家。”

“北杜村300家，全家饿死的290家。”

“窑南村85家，全家饿死的74家。”

“南里村130家，全家饿死的50家。”

“董保村除了6口人，其余全部饿死了。”

在灾情最严重的山西，当时的太原府的人口从100多万骤减至5万。这场灾荒蒸发了太原府95%的人口，太原几乎成了一座鬼城。

这场浩劫在最后结束之前，其恐怖已经到了这种程度：

有人回忆说，他路过灾区时，听到自己的马车会一边行进一边发出“咔嚓咔嚓”的响声，他探出头一看，发现路上满是累累白骨，那咔嚓声是车轮碾碎死者骨头的声音。这人吓得坐回车里不敢再看，过了一会儿，起风了，大风吹进车里很多黑色的毛发，那人定睛一看，发现吹进来的全是死人的头发，有的头发甚至能辨认出死者生前的发型。当时的灾区，饿殍遍野，那些荒野中的尸体，头皮会被喜鹊和乌鸦啄烂，头发也会因此失去附着，此时，只要一阵风吹来，死尸的头发被大风吹遍原野。

是的，这场灾荒最终已经到了平地吹起黑毛风的地步，灾民们曾经留在这个世界的最后证据也就这样被吹散在风里。

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对这场灾荒的描述是，地狱也不过如此了。

这场灾荒从1876年持续到1879年，又以1877和1878两年为甚，这两年分别为丁丑年和戊寅年，所以这场光绪初年的灾荒也被后世称为“丁戊奇荒”。

最悲观的估计认为，丁戊奇 荒中被波及的人口超过一亿，一千多万人被活活饿死，中国数千年历史中，灾荒连绵不绝，然而，人们在描述光绪初年这次华北灾荒时，却特意用了“奇”这个字以作形容，足见这次灾荒给时人留下了怎样极端的印象。

造成这场灾荒的原因有很多，气候恶劣、人口繁密都是重要因素，然而，当时的众多清朝官员都对造成这场灾荒的主要原因给出了相似的解释，在他们看来，万千黎民饿死，分明是过分种植罂粟所致。

曾国荃表示：“此次晋省荒歉，虽曰天灾，实由人事。自境内广种罂粟以来，民间积蓄渐耗，几无半岁之种，猝遇凶荒，遂至无可措乎。”（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

《申报》则更加直白，报道中甚至用了质问的口吻：“山西自广种罂粟以来，五谷所产渐少，民间毫无盖藏，一遇旱荒立见其拙，此尚谓害而不由罂粟，其谁信之？”

是的，罂粟进入中国后被广泛种植，逐渐挤占了大片产粮耕地，致使匮乏像大坝后的洪水一样不断地积累着势能，直到一场旱灾袭来，匮乏的力量倾泻而下，横扫华北，以致千里无人烟，万民转沟壑。

很多年前，当第一株罂粟花被种在清朝的国土上时，有人能想到太原府后来会因此成为一座鬼城吗？

很多年前，当第一根燃着迷离香气的鸦片烟枪被某个中国人举到嘴边时，有人能想到后来华北会因此变成一个狼群游荡的亡者之乡吗？

在匮乏最深重的地区，吹起的风是黑色的，鸦片的颜色也是黑色的，这是巧合吗？

也许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