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时期内部清洗是很正常的，常凯申412清党杀的国民党人比红军内部清洗多的多

清党对国民党员的人数和组成亦产生了深远影响。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1924年春到1927年春，国民党员总人数从不足20万增至100万人，其中普通党员约60万。清党后，据1928年3月统计，普通党员已减至22万人。至1929年10月，国民党员总人数为65万多人，普通党员不到27万。此后，国民党员中的军人增长迅猛，一般民众却增长迟缓。1929年10月到1937年1月，国民党军职党员从30万增至101万。北伐战争初期的1926年10月，军职党员仅占国民党党员总数4%，到1937年1月已上升至61%，即每3个党员里有2个是军人，几乎成为一个军人组织。1937年1月，普通党员增至52万多人，其中预备党员近16万，正式党员约36万，清党过了近十年，普通党员人数仍未恢复到1927年清党前的规模。

 

1929年之前，国民党开展清党及党员总登记期间，为防“反动分子”、“投机分子”混入党内，基本暂停吸收党员。1929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实行预备党员制，该制度仿自苏联共产党，自1929年底开始在部分省、市实施，至1938年废止。1932年下半年起，国民党中央要求各地方党部大规模征求党员，将定期征求改为随时征求，又先后颁布《免除预备党员程序办法》、《特许入党办法》，以扩充党员，但效果不彰。地方组织涣散，党对民众缺少吸引力。到1933年，全国仅有不到40%的省份有正式的省党部，不到17%的县有正式的县党部。为数不多的党员集中在大城市，主要是知识分子、官吏和商人，党的影响力未能深入县以下的农村社会，基层的农民和工人党员极少。而1934年中国共产党的党员统计，农民占87%，工人占5.8%，党员组成与国民党对比鲜明。^[2]

清党之后，国民党的基层干部逐渐“光棍化”，基层组织逐渐衙门化，党和民众逐渐疏远。^[2]历史学家余英时在《中国知识分子的边缘化》一文中认为：“国民党内最初也容纳了不少知识分子。但自北伐成功以后，国民党实行一党专政，它便越来越和知识分子疏离了。北伐以后，社会上有‘党棍子’的新名词流行，这是很值得玩味的。这个名词在无意中说明了国民党的基层干部或是出身‘光棍’或者已‘光棍化’。”余英时称，“光棍”是指缺乏知识的地痞流氓。^[6][2]这些基层干部素质不高，成天关在办公室里，对于推展党务、经营民众的工作没有丝毫热情，只会利用党职身份攫取好处。原国民党中央秘书长、组织部长朱家骅形容这批人为“第一，靠党过生活。第二，依党做护符。第三，藉党争权利。”曾养甫在考察湖南省、湖北省国民党党务时认为：“党员对党是消极，人民对党是失望，地方政府对党是责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