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1965年春节刚过，江青来到上海，在柯庆施和张春桥的支持下，找到了“笔杆子”姚文元。在炮制《海瑞罢官》的整个过程中，“对外保密，保了七、八个月”。（江青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67年4月12日）
[2] 毛泽东也想到文化大革命，万一失败了，他的政敌就会把他送上历史恶人的审判台。1965年5月毛泽东带张平化上井冈山,希望张平化在自己死后，把自己的这些“心迹”告诉后人，让后人对自己做出公正的历史评价.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此后又于当年11月30日被全国性的《人民日报》转载.
[3] 1966年2月,刘少奇主持政治局在京的常委开会,通过了《二月提纲》.明确反对将学术问题上升为政治立场问题.
[4] 三月杭州会议”1966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毛泽东主持这次会议，重点强调开展学术批判。参与者有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因在西北三线视察而请假），以及各大区中央局第一书记和中央有关负责人。毛泽东在会上指出，学术界和教育界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掌握实权，并对吴晗和翦伯赞等人进行批评[1]，并要求中宣部不要扣压学生的稿件、“不要成为农村工作部”。此外他还指出文、史、哲、法、经等领域都要进行文化大革命，要坚决批判.
[5] 四月杭州会议: 是指1966年4月16日至24日，在杭州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毛泽东主持这次会议，重点批评了中宣部、北京市委和文化革命五人小组。1966年3月28日至30日，康生在上海向毛泽东告彭真的状，说彭真查问发表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一文，为何不同中央宣传部打招呼，是整到主席头上了。毛泽东严厉地批评了中宣部、北京市委和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会议以批判彭真为主[1]，同时还讨论了撤销“二月提纲”和文化革命五人小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等问题[2]。
[6] 1966年5月在江青策动下，通过《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高炬”，1966年5月8日《解放军报》）、《擦亮眼睛、辨别真假》（关锋 化名“何明”，同前《光明日报》）和《评“三家村”》（姚文元 ，1966年5月10日《解放日报》）“三家村札记”遭到批判，对三家村的批判成为文革的直接突破口。最终导致了北京市委的崩溃、改组.
[7] 5月16日,这个通知又被简称为《五一六通知》除点名批判彭真外,还宣布撤销《二月提纲》和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改设立中央文革小组指导. 根据毛泽东的部署，这一阶段攻击的主要对象被党内高层理解为只是针对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的，
[6] 1966年6月，刘少奇和邓小平组织工作组进驻大中学校，禁止学生游行示威和張贴大字报，并将斗争矛头引向“黑五类”。毛泽东对此非常恼火：“共产主义者怕学生运动，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并命令撤销工作组. 为了防止文化革命偏离方向和失败，毛开始反击所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解放被镇压的学生造反者
[7] 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于1966年8月1日至12日在北京举行。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141人。列席会议的有省、市、自治区党委及中央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中央文革小组全体成员和首都高等学校的“革命师生”代表47人。毛泽东于8月5日写下《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
8月7日，大字报发表后，全会立即转为集中揭发批判刘少奇和邓小平。
全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规定“文化大革命”的斗争目标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把领导权夺回到无产阶级手中来。进行“文化大革命”的方法是运用“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八届十一中全会对于“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发动是一次关键性的会议。会后，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的很大部分权力，逐渐为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所掌握。
[8] 老干部突然明白了"文化大革命”的斗争目标, 不是"资产阶级学术权威", 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1966年8月、9月这个阶段，尤以“西纠”为代表的老红卫兵组织，更是打出“保护老干部”的旗号，实行保爹保妈、保护“走资派”免受造反派群众批判、冲击，而有意将文革运动斗争矛头引向社会乱打乱杀，随意抄家，制造所谓“红色恐怖”。在中央文革小组讨论当时文革运动形势时，关锋就说，它是“刘、邓资反路线”走向社会的一个变种。”（见《戚本禹回忆录》）
这个阶段，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新的表现形式出现。在原来一些工作组领导和党内一些高层人物支持下，原来支持工作组路线的保守派的群众组织站到前台，继续坚持与维护工作组实行的打压造反派群众的路线。
[9] 十一中全会: 8月12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选举毛泽东任主席，林彪任副主席，选举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为中央政治局常委；补选陶铸、陈伯达、康生、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李雪峰、谢富治、宋任穷为政治局候补委员；补选谢富治、刘宁一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决定撤销彭真、罗瑞卿、陆定一的中央书记处书记及杨尚昆的候补书记的职务。另外增补候补中央委员杨得志、韦国清、罗贵波、张经武、谢觉哉、叶飞为中央委员。全会选出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未按得票多少排列名次，林彪名列第二位，实际上成为毛泽东的副手和接班人。全会没有重新选举中共中央主席和副主席，但以后只有林彪被称为副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原来的副主席职务不再提及，实际上是取消了。
，刘少奇虽然仍然是政治局常委，但是排位下降至第8，同时中共中央副主席的身份也从此不再被提及
[10]10月9日至10月28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工作會議，討論「文化大革命」問題，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林彪在會上話，指名攻擊劉少奇、鄧小平執行「一條壓制群眾、反對革命的路線」，並說「這次文化大革命運動的錯誤路線主要是劉、鄧發起的」，會後全國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17]:150-151。10月16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邓小平表达了自己对于文化大革命的不满，但是遭到了陈伯达、林彪等人的批评，而他的书记处也被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架空[91]:47-51。10月23日，毛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中央文革小组陈伯达作报告批判刘、邓[35]:110。结果刘与邓作自我检讨. 内容向全国印发，这也成为文革中最知名的罪名之一，不过刘邓二人仍然是政治局常委，尚未被正式撤职。11月8日，那个张贴“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聂元梓，又与另外10人贴出了《邓小平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大字报。1966年12月，刘少奇问题终于向社会公开，江青公开宣称“刘少奇是党内的赫鲁晓夫”。北京出现了“打倒刘少奇”的标语。12月25日，“造反司令”蒯大富带领5000余人在北京城区把“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等巨幅标语，贴上了天安门城墙。同时，中央成立的“王光美专案组”负责对刘少奇、王光美的调查。此专案组直到1968年4月才公开以“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名义活动。组长为谢富治[83]:980。
[10] 第三个阶段是1966年11月-12月，这是平民子弟的群众组织开始主导局势。1967年1月后才开始进入夺权阶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