愤怒的陈丹青
2004年中国清华美术学院博士生导师陈丹青愤然辞职，一个原本在公众中并没有广泛影响力的艺术家进入了公众视野，这一件似乎与艺术没有关系但是挑战了中国教育体制的举动，使得陈丹青成为了中国“最重要的当代艺术家之一”。
“知青艺术家”
陈丹青1953年生于上海，陈丹青4岁的时候，正值中国共产党开展整风运动期间，其父亲被定义成资产阶级右派反革命分子，家里的书籍、画册悉数被抄家销毁。
陈丹青初中时候便随美术老师学习绘画，在仅上了两年的初中期间参与完成120副国际领先的绘画。
这时正值1970年，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他也随着这场浩劫中断了学业。少而未壮，16岁的陈丹青成为了一名“知青”。
在派出所，他眼看自己的名字在户口簿上被一笔勾销，之后，远离故乡和亲人，辗转于赣南与苏北条件恶劣的农村。
知青时期的生活为陈丹青和他们这一代人烙下了永远抹不去的痕迹。
“我记得一晚上几乎醒着的。几斤重的老鼠，整夜在我们被子上窜来窜去。第二天早晨下雨，雨点砸在瓦片上，没有任何诗意可言。”
绘画成为了陈丹青在这段痛苦岁月里的唯一救赎。
1970年至1978年，陈丹青辗转赣南与苏北农村插队落户。远离亲人，在水深火热的生活劳动中仍坚持自习绘画。期间他创作连环画《边防线上》《维佳的操行》，油画《泪水洒满丰收田》《给敬爱的毛主席写信》等，凭借当时的社会“政治正确”并入选“全军美展”“全国美展”，被人们称为“江苏列宾”、最好的“知青画家”。
1977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四人帮”倒台，中国算是暂时结束了国内的混乱局面，恢复了中国高考。
陈丹青于次年，以“知青艺术家”身份被破格录取成为了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研究生。
陈丹青既是文革的受害者，同时也是文革的受益者。这段经历也造成了以后陈丹青在社会舆论上的种种矛盾。
1980年陈丹青先后两次跑去西藏，创作了在中国艺术界十分重要的系列作品《西藏组画》。
“我记得在七平方米的小房间里画那些画，光线差，黄昏就挪到门口，就着过道的光继续画……”
当时的陈丹青在艺术界可谓是青年才俊，才华横溢。
《西藏组画》成为20世纪70、80年代交替时期写实主义思潮的发端与代表，影响深远，被誉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现实主义经典之作，其后国内“85新潮”及现代艺术运动埋下了伏笔。
归去来兮
1979年中国和美国建交，结束了中国被隔绝鼓励的状态。
20世纪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和中美建交，中国迎来了建国之后的第一次“出国”浪潮。
1982年陈丹青来到了美国纽约。
那个时候从中国离开是一个十分冒险的选择，那是中国人名最相信的就是“铁饭碗”那些可以一生安稳的工作岗位。
陈丹青在访谈中被问到，为何要出国？陈丹青的回答很简单，“我只是想看看原作”。
凭借着一个简单的想法陈丹青辞去了留在中央美术学院任教的机会来到了美国。
当时中国国内也在经历着一场大规模人口流动，知青上山下乡运动，也叫“插队”而对于80年代这第一批移民者，他们也成为了“插洋队”的一批人。
陈丹青的美国生活至少在世俗的大众眼里并不是那么成功。相比国内对于绘画和艺术的认识，陈丹青的艺术作品在美国的展览的确是冷冷清清。
当时的美国纽约，正值各种“后现代艺术”的高峰，各种新颖的艺术形式在冲击着人们的眼球，而油画这种西方人本土的艺术形式，被一个外来艺术家所用，仍然沿袭着苏联的绘画方式，这些作品是在是很难吸引当时纽约人的目光。
在艺术界始终存在着核心社交圈和作品的鄙视链条，在上世纪80年代的美国对于艺术推崇的就是“新”，更“新”的表现形式，更“新”的内容。
《西藏组画》的成功完全是当时中国特殊的文化与政治环境所造就的，同等的相似的手段并不会让当时的美国人买账。
对于在美国时候的陈丹青，不但难以融入美国艺术圈，也被很多当时在美国的华人耻笑，“江郎才尽”、“政治作品的投机者”、“吃软饭的男人”，这些标签与他形影相随。
2000年，陈丹青决定回到中国。依靠着曾经在新中国油画界曾经的辉煌，加上海归的光环，他被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原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作为“百名人才引进计划”的一员，聘为教授及博士生导师。
此时的中国已经与他离开时有了巨大变化。中国的改革开放后的飞速发展，让中国迅速跃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对自己的国家和民族有了自信，从曾经鼓励将欧美的先进经验带回国，到开始向欧美输出具备中国特色的先进模式。
虽然对这片土地很熟悉，但海外多年的生活，也让陈丹青对快速变换的中国社会感到难以适应。这种不适应在生活和工作中时时涌现，最终变成了一种情绪和理念的冲突。
愤然辞职
陈丹青在清华大学美术学院任教期间，曾长达3年招不进一名硕士生。
2000报考清华美院博士生的24位考生中，有5名入围，但最后因外语而全部落榜。2001年第二次博士生考试，22名考生只正式录取2名博士生、2名访问学者。而同年，首次接受硕士生报考，却没有一个人通过英语和政治的两科考试。2002年的硕士考生中，一位绘画成绩位居第一，却因英语和政治各差一分落榜。陈丹青向学院通融未果。此后一年，这名考生在北京租房，专攻外语和政治，翌年再考，还是专业第一，政治过关了，但外语仍未及格，依然被拒之门外。
陈丹青说：“我不想怂恿她考第三次，对一位想当艺术家的青年，这样的考试是不折不扣的荒谬和侮辱。”
结果，51岁的陈丹青愤然辞职。“我之请辞，非关待遇问题，亦非人事相处的困扰，而是至今不能认同现行人文艺术教育体制。”
这一次辞职把他推向了公众视野，一跃成为了中国人尽皆知的“公共知识分子”。一时间，陈丹青被赋予了反抗不合理的招生体制，对当今社会、文化进行广泛深刻批判的猛士形象。
陈丹青本人曾经没有上完初中，没读过高中和本科，以外语0分的成绩被破格录取，陈丹青当时就在这场对于教育体制的抗争中发出疑问：“为什么27年前可以这样，为什么现在反而不行了呢？”
虽然在舆论界陈丹青得到了非常多大众的声援，获得了大量的舆论支持，但是对于陈丹青和中国教育界的分歧在于，陈丹青希望能招到画家，而学校要招的是博士。他坚信，这个世界上有着无数的伟大艺术家，他们并没有硕士博士等学位，能诠释他们成就的是作品。
这件事只是他之后一系列骂战的开端。很快，他的各种“骂声”伴随着一个愤怒者的形象经常出现在公众视野中。骂的对象也不仅是中国教育，还包括各种不合理的社会现象。
而他本身是一位艺术家，本应以画作被人认识——对于这一点，陈丹青自己也觉得讽刺。
现代的传统文人
舆论中的陈丹青总是一个矛盾体，从一个公共知识分子角度，他是一个文化人，一个读书人，一个知识分子，一个敢于直言的勇士，一个冒死进谏的良臣。
中国的文化自古以来都喜欢那些勇于反抗强权直言不讳的勇士。邹忌讽齐王纳谏，触龙说赵太后，海瑞上奏疏劝谏嘉靖，一直到近代的作家鲁迅，都被许多人赞赏。
在不少人看来，陈丹青也是这样一个批评者。
这其中或许存在一些误读，因为陈丹青自己说：“我是个清楚自己的言论不可能改变任何事物而索性开口说话的人。”改变社会，他是不抱希望的。
也许，他的“骂”，更多的是在表达一种不满和愤怒。他也因此认为这是一种“退步”，并将他的两本批评文集以将命名。
陈丹青的愤怒有一种内向的特征，他不是索要，而是拒绝。拒绝这个崇拜经济数字和摩天大楼，“没有灵魂”、“贪得无厌”的时代。
他认为中国的飞速发展没有留下一座完整的城市，没有一座像样的博物馆，缺少那些记录曾经过去的美好。这是扭曲和怪诞的“进步”。
许多人认为陈丹青是一个文化卫士，但他自己否认这种说法。他不认为自己是一个“读书人”。
但没人能够否认，他对文化传统有很深的执迷。从他的作品和视频节目中我们不难看出，他喜欢过去的艺术，喜欢过去的生活。他坚守着传统的油画创作方式，写中国传统的书法。
他的批判虽然激烈，却不激进，而只是出于对文化的热爱和珍重，是对最后一点文化阵地和良知的坚守。
在一个极速现代化的中国，他似乎在坚持做一个“落伍”的传统文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