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二十一世纪的历史制高点来看，中国六十年代发生的文化大革命，是世界历史范围内具有分水岭意义的事件。这个事件不仅影响了亿万中国人，也波及到了全世界的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文化大革命不仅从亲身经历者那里长久地召唤出悲怆、愤怒和伤感之情，也引发当代人们对中国文化、对所谓“历史共产主义”、对现代性状况下的群众，乃至对永恒的“人性”问题进行热烈讨论。从近现代的历史长河看，文化大革命属于霍布斯鲍姆所说的“极端年代”的产物，它是那个戏剧性年代的高潮和反高潮；今天我们的时代，是一个商品、资本和群众积怨都冲破国界而全球流动的时代，文化大革命也为我们今天这个时代准备好了序幕。
“群众”一词是典型的现代性的产物。群众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臣民”、“百姓”，正如同现代的动员型政治体制不同于传统的权威型政治体制。二十世纪是动员政治和群众政治蔚然兴起、走向顶点、走向极端的年代。“群众”不是中性的词汇，它带有强烈的政治内涵和丰富的行为样式的假设。“群众”的二律背反是“精英”，“群众”和“精英”的划分，不同于有产者和无产者的划分；和阶级理论并立，有关群众与精英的理论，是另一种有关社会分层的社会学理论，这个理论通常和马基雅维里、帕累托等人的意大利学术传统有密切关系。和这个带保守主义色彩的传统相对立的，是二十世纪受激进主义影响的批评传统，如来自下层的历史学派等，也极为关注群众这个角度和角色。
受激进主义影响的批评传统，习惯于将历史本身也问题化，比如：区分“动物的历史”和“人的历史”；对同一事件的历史记载，由于批评传统的推动，又区别出权威版本和向权威版本挑战的各种另类版本；等等。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西方史学界出现了一个十分活跃的“走向下层”的运动，其中代表人物就是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爱德华·汤普森、埃理克·霍布斯鲍姆、乔治·鲁德等人，他们共同提倡了“来自下层的历史”新范式，和这个新范式相呼应并有密切联系的，是有各自不同强调的“新历史”“社会史”、“新劳工史”、“新文化史”的涌现，在一定程度上，“年鉴学派”由于其疏离精英政治、偏重社会、经济的长期演变的取向，也参与了这个运动。自然，这个“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变化，是和二战后世界范围内旧的政治范式的衰落、以及在各个领域来自下层的抵抗运动和骚动浪潮有关。“来自下层的历史”勘探出了一个新大陆，这就是一直被“正史”所忽略和掩盖了的下层普通人的体验，展现了他们和她们的声音、渴望和搏斗。这是一个全新的、迥异的人类故事，它和以往的历史学形成鲜明的对比。
“来自下层的历史”的精神和方法，激发了我写“群众的文革史”。特别是因为：“下层史”的一个主要关怀，就是下层阶级的抗议政治，即他们为了共同的理念和集体的利益，为了基本的生存权，为了反抗权威势力的迫害，所采取的各种各样的抗争行动。正是这个主题，使西欧的、北美的、亚非拉的，十九世纪的、二十世纪的那些曾被忽视的、被边缘化的小人物，和中国文化大革命中的普通群众有了联系。在汤普森的笔下，贫苦的制袜工，路德派农业工人和抱着乌托邦信念的手工业者，等等，不再是粗鲁和低下的群氓，而是具有“道德经济”的高贵的人群；在霍布斯鲍姆那里，被传统历史所蔑视的民众“骚乱”，也不再是乌合之众的情绪化、非理性的本质写照，而是下层阶级唯一能够使用的谈判策略。鲁德则首次把法国大革命的人群，从一个抽象、苍白的概念，分解成一个个生动具体的社会面孔，比如：行会师傅、帮工、短工、妇女、小生意人，他们的冤屈、诉求和行动方式都千差万别。霍华德·津恩则以两百年来印第安人、黑奴、妇女、劳工、逃犯、抗议者的遭受屠杀、剥削和迫害的体验，来构成一部美国人民的历史【E.P. Thompson: 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 London: Victor
Gollancz. 1963. E. J. Hobsbawm: On History. New Press. 1997. George Rude: The
Crowd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 Oxf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9.】。最重要的是，“下层史”将人类对自己流逝岁月的回忆权和叙述权，从一个不成问题的问题，变成一个高度争议性的问题，揭示出：不同社会主体的不同历史体验，能建构出不同的乃至对立的意义诠释。
这意味着，人类记载历史、诠释历史的活动，并不存在一个中立透明的、普遍适用的公式。人们对过去岁月的想像，要透过他们所特有的当代体验、叙事语言和意识形态棱镜；历史学者面临着选择：记载什麽，又忽略什麽。历史记忆，同时也就是历史遗忘；因而历史知识的建构，渗透着“记忆与遗忘的政治”。
有关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史学现状，可以和法国革命的史学或西班牙内战的史学相比较。对于后两者，有着和国家的行政权力，比如对书报的审查，对研究的限制，对文献数据的垄断，等等相关的问题；但围绕着这些历史研究的政治斗争，主要还是以学术范式、叙事话语、大众记忆、出版市场等为场所，而不再是国家的行政强迫机构。从这个角度说，文革之后的文革历史研究，和西班牙内战后的西班牙内战研究有很多相似之处。
实际上，在和文革拉开了一些时间距离之后，开始出现了民间和社会叙述角度的有关文革的文本，比如燕帆的《大串连——一场史无前例的政治旅游》，杨健的《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和王明贤、严善淳的《新中国美术图史：1966—1976》等【燕帆 ：《大串連——一場史無前例的政治旅游》，警官教育出版社，1993
年 ；楊健 ：《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學》朝華出版社，1993 年 ；《新中國美
術圖史 ：1966— 1976》，中國青年出版社，2001 年。】，这些著作第一次揭示了：文化大革命中存在着相对自主的群众和社会生活，而这种存在往往都被掩盖了。不过，现有文献所遗留的一个最大空白，就是文革中的群众政治，正是这个缺席，使得文革的群众政治在当代人们的意识中，成为最难以理喻、最荒谬绝伦的历史往事。
显然，文化大革命和群众有着深刻关系，这一点是不会有争议。一方面群众的激情像洪水猛兽般四处泛滥，群众的语言、行为花样翻新，千奇百怪，另一方面，群众的狂欢带着有形的和无形的镣铐，群众的渴望、追求，充满了矛盾、混乱、受挫折、被叛卖等悲剧色彩。群众和精英、保守派和造反派的孰是孰非，有关争议将会持续下去。无论历史的再阐释活动今后如何演变，群众在文化大革命中所占据的特殊位置将继续发人深思。研究法国革命的史学家林·亨特谈到：法国革命受到女权主义的严厉批评，因为革命中妇女的反抗活动受到严厉镇压，暴露出这场“革命”的父权压迫性质，因而法国革命的解放意义也受到质疑。革命留给后世的记忆，是解放，还是镇压？很多革命历史恐怕都有这个沉重的包袱。亨特认为：在这个问题上，法国革命和十八世纪美国独立、1787年荷兰革命有重大区别，法国革命中“令人感到新奇的，不是政府的反对和镇压，这些都是能预料到的，令人感到新奇的，是1789直到1793年革命的激进化所产生的出乎意外的开放的政治空间，新奇的是，妇女的高度自我意识，和她们对政治权利的要求【Lynn Hunt: "Forgetting and Remembering: The French Revolution Then and
Now," in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October 1995.】。”这个评价对于我们理解中国文化大革命的特殊性有所启发。
“群众”一词本身是文化大革命中人们自己所使用的关键修辞，这里作为研究，使用群众概念就不应该不加以批评和反思。有关群众的政治历史，是带着各色意识形态眼镜的学者们所关注的对象，特别是群众在革命中的作用；革命中的群众也具体化为一个生动形象，这就是人群。比如，对于法国大革命中的人群，就有两种对比强烈的研究传统，一种是以法国学者泰纳和勒·庞为代表，将革命中的群众看作是拥有“畜群本能”，易受暗示感染，常常是噬血和野蛮的，并具有爆炸性、毁灭性力量【泰纳所描绘的“canaille”】，一种是以索布尔和鲁德为代表【这一派别显然继承米歇莱的浪漫主义的民粹传统， 强调普通人在历史中的作用）】，把群众政治放回到理性政治、集体行动的框架之内，展示出群众为了其自身的政治诉求，诉诸他们拥有的资源和熟悉的手段，与任何其他政治行为并无差别。
“群众”这一概念，在现代西方社会科学中，通常是指缺少联系、组织，没有分化的社会大多数，和它相对的概念，是精英，即少数在经济、思想和权力方面比大多数人都具有优势的人群，他们通常互相熟悉、紧密联系，结成内部小圈子。本书所使用的“群众”一词的首要意义，和西方现代社会科学的用法有所区别。在中国革命的漫长历史中，对群众一词积累了浓厚描述，我所关心的群众，就是这个浓厚描述的意义内核。现有的文化大革命史文献，大量的是有关最高层的政治变动，以及高级干部、高级知识分子在文革中的遭遇的文字，这些是最典型的“上层的文化大革命史”、“精英的文化大革命史”；相比之下，本书所谓的“群众的文化大革命史”，就是将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中下层、“高干”和“高知”之外的行业人群以及不出名的普通人。
在中国政治范畴里的“群众”和“领导”，除了成员数量、资源占有上的差别之外，也大致等同于“市民社会”和“国家”的二分法。任何社会，包括新中国社会，都划分为优越的少数，和下层的多数，在这个意义上，中西方不同的定义在实际中大致重合，但也会有发生歧义的时候。比如，高干子弟集团是社会精英的最典型化身，然而，文化大革命中主要由一部分高干子弟组成的“西纠”、“联动”在政治范畴上仍然是“群众组织”，亦即群众大民主中的结社。然而，这是一个特殊的议题，会在本书的多个地方进行分析，包括对精英、新阶级与保守主义行为方式之间联系的讨论。本书的一条主导线索，则是文化大革命中群众和领导之间的矛盾斗争。
本书的主旨也不在于回答“文化大革命是什么（如何评价）”的问题，而在于理清基本事件的发展线索，或者说，主要任务不是阐释，而是叙事，即将庞杂的历史事实讲述成为清晰可辨的发展情节。当然，阐释的活动已经蕴涵在以“群众”为主体和视角的叙事结构中了，这牵涉到历史如何书写的大问题。另一方面，这里却必须讨论“什麽是文化大革命”，或者说“如何界定文化大革命”的问题。最明显的，就是时间的界定。而时间界定上的分歧又联系到对文化大革命的内涵、意义，也就是“文化大革命是什么”的看法分歧。官方于1977年和1982年分别宣布了“十一年”和“十年”的定义，除此之外，刘国凯、陈佩华认为文化大革命只进行了三年，费正清与麦克法克尔合编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95）中，文革时期包括了从一九六六年到一九八二年的十六年，比尔·布拉格所关注的文化大革命，是从1962到1979年之间中共领导层产生分歧、直到分歧结束的十七年。而阿里夫·德里克则认为文化大革命从1956年到1976年进行了二十年【分别见 ：华国锋：《中共十一大政治报告》；《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刘国凯 ：《文化革命简析》，《人民之声》1980 年 12 月特 2 期 ；
Chan, Anita, 1992. "Dispelling Misconceptions about the Red Guard Movement: the
Necessity to Re-examine Cultural Revolution Factionalism and Periodization", in
THE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1, no.1, Fall 1992, pp.61-85.
MacFarquhar, Roderick, and John Fairbank. 1995.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 15. The People's Republic. Revolutions within the Chinese revolution, 1966-
1982.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Bill Brugger: China: Radicalism to Revisionism,
1962-1979. Croom Helm, London, 1981. 阿里夫·德利克 ：《世界资本主义视野視野下的两个文化革命》，《二十一世纪》总第 37 期，1996 年 10 月。）】。当然，这里还可以指出，在个别的国粹派那里，“文化革命”的起点，要从共产党取得国家政权算起，甚至从五四运动算起，从那时起，中国革命就在愈演愈烈地毁灭传统，六十年代的文革只不过是其最高潮而已，而至今也没结束。
因为有上述歧义，而有关分歧又基于阐释的冲突而难以有技术上的解决，所以这里不再本末倒置去参与这个争论，而只对本书，作出人为的时间段限制，这就是从一九六六年六月到一九六七年年初。显然，这不仅是一个异端的断代方法，也暗示着作为编年史的不完整性。然而，我在写作过程中，又越来越感到有理由去这样做。
本书希望建立新的叙事时间结构，这个时间结构必需和当时最广泛的群众所体验的公共意义有关，它不一定是建立在国家的官方政治之上，而有时恰恰是以群众的主动性为标志的。比如：本书不准备讨论有关《五·一六通知》的产生过程，不仅是因为这个过程是在政治精英层秘密进行，而笔者并不具备特权查阅内部档案，而是因为《五·一六
通知》直到其起草完成的一年之后的1967年才公布于众，在此之前它和群众的关系是间接的、隔膜的。相反，同样出自政治精英手笔的《十六条》，本书将花一定篇幅讨论，因为《十六条》和群众的互动是立即的、直接的，它在群众意识中的地位、对群众行为的影响，是远远超过《五·一六通知》的。又比如：我也不会过多关注林彪与陆定一之间的争吵，这已被许多严肃的或非严肃的主流著作所过度研究过了。拒绝这类宫廷秘史性质的内容，不仅是因为我不占有这类内部资料，而是因为它们和广泛群众所体验的意义不太相关。相比之下，另一桩事件，即清华大学“八·二四”事件，为主流著作所遗漏，我将加以详细考察，并把它当作群众的文化大革命历史叙事中的一件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的标志性事件。
如何进行长时段的历史断代，直接影响着对历史的阐释。而在一个长时段内部，如何书写中观和微观的进程，也事关到谁被写成历史上的英雄或恶人。如何筛选往事的细节，何时让历史人物出场，如何追踪事件的顺序发展，从而呈现出因果链条，这些话语过程恐怕都很难保持中立客观。值得注意的是：在很多主流的文革回忆录和历史中，常常会发现混淆时间顺序、混淆人物派别的错误，比如：混淆1966年和1967年，混淆“破四旧”和“夺权”，混淆“红卫兵”和“造反派”，或者，为了配合宏大叙事和故事主题，有意无意地回避、模糊有关派别、联盟【楊小凱 ：《再談“文革”》，《中國之春》一九九二年十月號。】，这几乎形成了一种文革史的稳定的文体。
任何编年史性质的材料，都蕴涵着某种“自然史”的叙述结构。现有的接近于文化大革命编年史的文献，包括《天翻地覆慨而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1963.12-1967.10.1）》、刘国凯的《文化革命简析》、严家其、高皋的《中国“文革”十年史》、王年一的《大动乱的年代》、席宣、金春明的《“文化大革命”简史》，和金春明的《文化大革命史稿》【首都部分大专院校、中等学校毛泽东思想学习班 ：《天翻地覆慨而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記，1963.12-1967.10.1》，1967 年，北京。严家其、
高皋 ：《中国“文革”十年史》，中国问题研究出版社，1987 年。席宣、金春明 ：
《“文化大革命”简史》，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 年。金春明 ：《文化大革命史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 】。比较一下这几个版本的文化大革命历史，就可以发现：对1966—1968年群众运动阶段的处理，《中国“文革”十年史》、《“文化大革命”简史》和《大动乱的年代》不同程度上以精英上层的人事变动为线索（特别是《简史》），而《大事记》和《简析》则一定程度上呈现出造反派群众和党委领导的冲突发展的线索。这个区别意味着：是将文化大革命中群众的行为归约于精英操控，把下层群众的经历、感受、言论和行动的记录基本勾销，还是充分估计下层群众的独立诉求和主动作用，使文化大革命中的群众政治在历史上占有一席地位。
本书自始至终所关心的，是群众的政治，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人群的政治。为了叙述上既具有精确性又具有可读性，应用了一些当代社会科学概念，其中比较中心的就是“集体行动”（不能不承认，从英文来的直译是蹩脚的，一些中文文献所用的“群体行动”也许更适合些）。略微不幸也略微反讽的是：这个术语是通过奥尔森著名的《集体行动的逻辑》而更加流通的，而他对“集体行动”的实现可能性是悲观的。不过，这个词已成为社会运动研究的关键概念，广义的“集体行动的逻辑”也具有了正面的、积极的和可行的意义，亦即“具有共同的冤屈、共同的诉求的人们，协调一致，在公共的空间里表达意见、争取权益的行动”。在读者读了本书对有关静坐、请愿、抗议、绝食的活动的描写之后，对“集体行动”这个词所概括的意义就会更加清楚了。为了分析和理解，我有选择地运用了其他一些当代概念，包括当时人们并不曾使用过的词汇，比如：话语、公民政治、保守主义、阴谋理论等等。另一方面，本书也难免使用文化大革命中盛行的一些词汇，比如“群众大民主”、“造反”、“保守”、“当权派”等带着较强态度色彩的词汇，当然，会在适当的机会对它们的意义加以批评和反思。
六、七十年代以来西方历史研究的“转向语言”，为本书提供了启发。因此，本书对文化大革命本身的原始文献、人们当时的文字和言语表达，当作历史活动的一部分来研究，而以往的文革历史研究常常轻视这种话语活动【比如有代表性的，是印红标的《1960 年代的“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二十一世纪》一九九六年八月号，第三十六期），文章涉及大字报文本的，只有这样一句 ：“大字报的标题是《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了些什么？》文章通篇政治攻击，其内容早已是众所周知，这里不再赘述。”印红标似乎认为大字报本身的文体、修辞特点，不是“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整個故事的一部分。】。
本书的一个基本观点是：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本身所创造出的大量原始文献、人们当时当地的主体诉说，构成了历史行动者在当时所体验的意义，这是真实的历史，这种真实性，是当代人们以今天的体验、今天的语言和今天的意识形态偏见来诠释过去所无法获得的。在强调意义构成历史、语言创造体验的同时，我也拒绝那种以后现代主义名义来否定一切宏大叙事、否定一切历史真实的观点，群众的文化大革命史，旨在提供一个另类的宏大叙事，即至今为止其声音被排斥的有关文化大革命的故事。
为了得益于社会史和社会科学的研究，本书还采取了在时间、空间上广阔开放的比较视野。文化大革命被称为“史无前例”的事件，在很多意义上说，这是确实的，但这不应成为跨时空比较的障碍。实际上主流的文革历史研究也一直采用着比较的视野，其比较参照对象就是纳粹德国的法西斯运动，和苏联三十年代的大清洗。本书不打算和这类比较直接对话，而是提供另类的比较视野，供读者参考对照。在阅读文化大革命历史和其他世界历史时，我发现中国文化大革命和三个历史时空有丰富的模拟和对比关系，即：十八世纪法国革命、二十世纪西班牙内战，和美国六十年代民权运动。
已经有学者注意到法国革命和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对比关系【Edward Berenson: “A Permanent Revolution: The Historiography of 1789,”
Modern China, Winter 1995.】。对我来说，法国革命最有意义的一面，是其复杂和多层次：不同的阶级、等级之间的关系之复杂，各群体和革命的关系及其变化、转向之复杂；贵族、中等阶级分别进行了自己的革命，随后群众也进行了自己的革命，群众中还出现了极端激进派别。法国革命中政治语言的矛盾、激进主义、“道德统治”、大恐怖的兴衰，都促使我们思考中国文化大革命和法国革命中相似现象的共同社会基础。其次，法国革命所激发的左、右两派的政治辩论，法国革命研究中所出现的“社会解释”、“修正解释”以及其他学派之间的斗争，也对我们今天阐释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意义有所启发。
从1936到1939年间的西班牙内战，也具有高度的复杂性和多层次性。在这里，西班牙内战中的政治派别，分别属于二十世纪的几个典型的意识形态，特别是左派阵营内部的激进派别和保守派别的分裂，已经可以看出中国文化大革命政治分野的端倪。了解西班牙左派阵营内部冲突所导致的巨大悲剧，为理解文革对中国人所造成的同样巨大的创伤有所帮助。西班牙内战从第二共和国的体制内改革到右派军事政变，从内战到来自下层的社会革命，对于理解文化大革命及其所引发的全面内战，具有启发作用，尽管在作这种类比时，模拟的限度、历史和社会背景的特殊性需要加以注意。
美国六十年代黑人和其他少数民族的民权运动，和中国文化大革命的联系就更密切了，许多人认为它们属于世界范围内的同一个激进运动浪潮。这里所关心的，是民权运动所采取的社会弱势群体特有的斗争策略，比如：静坐、占领等“公民不服从”的行为模式。在本书中，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的集体行动方式，将和西方资本主义背景下受压迫、受迫害群体的“公民不服从运动”相比较，另一方面，白人种族主义团体以暴力恐怖来镇压、迫害黑人民权运动，这是资本主义历史上右翼保守主义的典型行为方式。这种保守主义的集体行动方式，也在中国文化大革命中找到它的社会学对应物。
此文是童小溪的文革研究著作《极端年代的公民政治--群众的文化大革命史》一书的前言部分
选择“Disable on www.wenxuecity.com”
选择“don't run on pages on this doma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