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初，苏联解体后成立的俄罗斯联邦，从美国经济高参那里，引进“休克疗法”，进行了一场激进的经济改革，希望借此跨入市场经济轨道，跻身西方发达国家之列。不料事与愿违，俄罗斯经济非但没有起色，反倒陷入了空前的危机。不顾国情盲目改革，同时夹杂利益阶层的私利贪欲，使俄罗斯人民付出了特别惨重的代价。
戈尔巴乔夫于1985年3月当选苏共中央总书记，上任开始他便积极向西方示好，提出要实施人性化社会主义的新思维。并于1987年11月应美国出版商之约撰写并出版了《改革与新思维》一书进行总结汇报。 在这本书中，戈尔巴乔夫说，必须“结束社会科学的僵化状态”，“彻底消除垄断理论的后果”，“使社会政治思维发生急剧的转折”。提出必须对现有政治体制进行“根本改革” ，并把民主化、公开性和多元论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三大要素。
1987年，一名名不见经传的青年经济学家发表一封信，公开挑战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她主张，世界经济经验表明只有一种市场机制能够带来繁荣，计划不可能和市场体制结合在一起。一开始，这些异端之言并不为人接受，但是两年后被经济学家们一致接受了。到了1990年，许多经济学家在媒体公开发声，称国有企业是苏联经济困难的根源，私有企业比公有企业更有优势，在知识分子的布道之下，公众开始接受，私有企业所有者才会自己有效地管理企业。在80年代中后期，苏联国内将国有企业转变为资本主义式的公司的呼声此起彼落。
1991年底，苏联解体，俄罗斯联邦独立。它拥有1700万平方公里领土，1.5亿人口，继承了原苏联的大部分家底。丰厚的遗产令搞掉了戈尔巴乔夫的叶利钦喜上眉梢，可穷家难当，一大堆半死不活的企业，外加1万亿卢布内债、1200亿美元外债，也让新总统夙兴夜寐，坐卧不安。作为前苏共的反对派，叶利钦认为，50年代以来的改革，零打碎敲、修修补补，白白断送了苏联的前程。痛定思痛，俄罗斯要避免重蹈覆辙，重振大国雄风，不能再做小脚老太太，应该大刀阔斧，进行深刻变革。此时，年仅35岁的盖达尔投其所好，在美国经济学家萨克斯的操纵下，炮制了一套激进的“休克疗法”经济改革方案，叶利钦“慧眼识珠”，破格将其提拔为政府总理，1992年初，一场以休克疗法为模式的改革，在俄罗斯联邦全面铺开。
休克疗法本是医学术语，20世纪80年代中期，被美国经济学家萨克斯引入经济领域。当时玻利维亚爆发严重的经济危机，通货膨胀率高达24000%，经济负增长12%，民不聊生，政局动荡。萨克斯临危受聘，向该国献出锦囊妙计：放弃扩张性经济政策，紧缩货币和财政，放开物价，实行自由贸易，加快私有化步伐，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上述做法一反常规，短期内造成经济剧烈震荡，仿佛病人进入休克状态，但随着市场供求恢复平衡，经济运行也回归正常。两年后，玻利维亚的通货膨胀率降至15%，GDP增长2.1%，外汇储量增加了20多倍。萨克斯的反危机措施大获成功，休克疗法也名扬世界。
休克疗法的第一出戏，是放开物价。俄罗斯政府规定，从1992年1月2日起，放开90%的消费品价格、80%的生产资料价格。与此同时，取消对收入增长的限制，公职人员工资提高90%，退休人员补助金提高到每月900卢布，家庭补助、失业救济金也随之水涨船高。物价放开头三个月，似乎立竿见影，收效明显。购物长队不见了，货架上商品琳琅满目，习惯了凭票供应排长队的俄罗斯人，仿佛看到了改革带来的实惠。可没过多久，物价像断了线 的风筝扶摇直上，到4月份，消费品价格比上年12月上涨6.5倍。政府原想通过国营商店平抑物价，不想黑市商贩与国营商店职工沆瀣一气，将商品转手倒卖，牟取暴利，政府的如意算盘落了空，市场秩序乱成一锅粥。由于燃料、原料价格过早放开，企业生产成本骤增，到6月份，工业品批发价格上涨14倍，如此高价令买家望而生畏，消费市场持续低迷，需求不旺反过来抑制了供给，企业纷纷压缩生产，市场供求进入了死循环。
放开物价后，通货膨胀如脱僵野马，一发不可收。对此，俄政府似乎早有准备，财政、货币“双紧”政策，与物价改革几乎同步出台。财政紧缩主要是开源节流、增收节支。税收优惠统统取消，所有商品一律缴纳28%的增值税，同时加征进口商品消费税。与增收措施配套，政府削减了公共投资、军费和办公费，将预算外基金纳入联邦预算，限制地方政府用银行贷款弥补赤字。紧缩的货币政策，包括提高央行贷款利率，建立存款准备金制，实行贷款限额管理，以此控制货币流量，从源头上抑制通货膨胀。可是，这一次政府又失算了。由于税负过重，企业生产进一步萎缩，失业人数激增，政府不得不加大救济补贴和直接投资，财政赤字不降反升。紧缩信贷造成企业流动资金严重短缺，企业间相互拖欠，三角债日益严重。政府被迫放松银根，1992年增发货币1.8万亿卢布，是1991年发行量的20倍。在印钞机的轰鸣中，财政货币紧缩政策流产了。
休克疗法的第三步棋，是大规模推行私有化。在盖达尔政府看来，改革之所以险象环生，危机重重，主要在于国有企业不是市场主体，竞争机制不起作用，价格改革如同沙中建塔，一遇风吹草动，便会轰然倒塌。国有企业改革，最省事的办法莫过于私有化，企业成了个人的，岂有办不好之理?为了加快私有化进度，政府最初采取的办法是无偿赠送。经有关专家评估，俄罗斯的国有财产总值1.5万亿卢布，刚好人口是1.5亿，以前财产是大家的，现在分到个人，也要童叟无欺，人人有份。于是每个俄罗斯人领到一张1万卢布的私有化证券，可以凭证自由购股。可是，到私有化正式启动，已是1992年10月，时过境迁，此时的1万卢布，只够买一双高档皮鞋，无偿私有化成了天方夜谭、痴人说梦。此计不成，又生一计。既然送不成，那就低价卖。结果，大批国有企业落入特权阶层和暴发户手中，他们最关心的，不是企业的长远发展，而是尽快转手盈利，职工既领不到股息，又无权参与决策，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生产经营无人过问，企业效益每况愈下。
俄罗斯政府义无反顾地实施休克疗法，除了想急于建功立业外，一个重要原因，是为了博得“友邦”欢心，从西方发达国家得到一些好处。但原来答应提供援助的国家，此刻却袖手旁观，口惠而实不至。240亿美元的一揽子贷款迟迟不到位，60亿美元稳定卢布基金更是遥遥无期。
俄罗斯把休克疗法当作灵丹妙药，本想一步到位，创造体制转轨的奇迹。可是南美小国玻利维亚的治疗方案，到了欧洲大国俄罗斯，却是药不对症。玻利维亚原来搞的就是市场经济，国有企业少，经济总量也不大，加上有西方大国帮衬，靠市场机制来熨平通胀，容易取得成功。这些条件，俄罗斯一样也不占，却偏要一口吃个胖子，政府来个大撒把，大搞市场自发调节，满以为播下的是龙种，可到头来收获的却是跳蚤。1992年12月，盖达尔政府解散，俄罗斯的休克疗法也随即宣告失败。
世界银行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在总结俄罗斯私有化失败教训时所指出，那些大肆鼓吹国有企业私有化的西方学者，“往往是富于冷战精神的学者斗士，他们认为自己肩负着铲除共产主义的‘罪恶’，重新建立纯粹的私有制市场经济的重任”，“整个私有化程序被广泛地认为是不合法的，这种‘强盗贵族’式的私有化过程，使市场资本主义更加名誉扫地”，“有些人认为资产最终会卖到最有能力的管理者手中，即'强盗贵族’至少能有效地拍卖，但这一做法也没有能够获得成功，新兴的寡头们发现掠夺国有资产，比利用资产进行生产创造财富来得更快”，“由于缺乏公共制约，‘掠夺的手’更加肆无忌惮地掠夺，资本账户的迅速放开，使得私有化的银行业鼓励每年上百亿的美元从俄罗斯被掠走”。
斯蒂格利茨还指出，“俄罗斯在1995年后表面上腐败不那么直接，程序比政府官员将国有资产直接送给朋友还要不透明。由于存在腐败和利用职权，由此形成的私有权削弱了国家利益，危害了社会秩序”。叶立钦上台曾经以“反腐败”为号召，但现在正沸沸扬扬的洗钱丑闻，牵涉了他的家族和几乎所有政府高官，都涉嫌将巨额非法财产转移到海外个人帐户，美国《新闻周刊》以“盗窃国家”称呼俄罗斯。
波兰前副总理科勒德克说：一个好的政策大概应该涵盖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个是完整性，第二个是协调性，第三个是妥协性。你说的两种方法都要采用，它们是互补的。在90年代初波兰改革的时候，所遇到的最重要的问题是，当时只有休克而没有疗法，太重视私有化而没有重视对国有企业管理的改革。当时在波兰主张私有化的经济学家得到了西方一些经济学派的支持，他们主张尽快的卖掉国有资产，卖得越干净越好。但在出售国有资产的过程中，压力越大，出售速度就会越快;出售速度越快，就会越便宜;购买者就会出价更低。这样就有一个问题：谁有权力决定以这么便宜的价格出售呢?同样的问题也发生在俄罗斯，当时俄罗斯在出售国有资产的时候实际上也是付出了很大的成本。这个成本在于当时他们通过很快的出售，而且在出售之前、私有化之前并没有清理公司的管理，而他们公司的管理是非常混乱的。
波兰前副总理科勒德克的这段话是十分深刻的。请注意：“波兰主张私有化的经济学家得到了西方一些经济学派的支持，他们主张尽快的卖掉国有资产，卖得越干净越好。”
“在东欧，非常强调意识形态的驱动力，他们实际上是在变卖或者毁坏国有资产用于使他们得到意识形态上的正确性。”由此可见，“政治经济学”的概念仍然有必要存在，完全脱离“意识形态”的经济学是不存在的。从实践的效果看，“尽快的卖掉国有资产，卖得越干净越好”，只能是越卖得快价钱越低，把广大劳动人民几十年积累的国有资产在短期出卖，重创了国民经济。
一些主张快速“私有化”的经济学家是在讨好西方一些经济学派，而一些实用主义者希望从西方发达国家得到一些好处。但是他们忽视了一个问题：西方人真的希望一个强大的俄罗斯迅速地出现在他们面前吗?从市场竞争的角度看，西方也未必要给自己树立一个强大的竞争对手。不仅如此，在西方国家中，美日贸易战、美国与欧盟国家的贸易磨擦时有发生，更何况对前社会主义的东欧国家，西方怎么会大发善心呢?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美国的某些人一方面推荐错误药方造成腐败泛滥，一方面利用腐败丑闻制造俄罗斯政局动荡，还将其作为要挟控制俄官员的手段。近年来，西方媒体大肆宣扬的俄罗斯洗钱丑闻。美国中央情报局一位的专家弗利兹，曾在美国《国家利益》杂志撰文透露，早在1992年他曾向当时的布什政府汇报，他获得证据表明俄罗斯私有化过程中，一些政府官员和私有化暴发户相互勾结，将200多亿美元掠夺资产转移到了海外，而他的上级官员却如此答复说，“资本外逃是正常的，不管是否是盗窃来的，只要属于私人所有就是好事”。
纵观世界各国的法律，只有前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在宪法和民法中有对“私有制、国家所有制、地方所有制以及其他所有制形式予以同样的承认和保护”，尽管这里讲的是“所有制”，不是简单地说公共财产和私有财产，但是其所谓“平等保护”的原则是很清楚的。而结果则是所有国有资产都被保护到了私人资本手里。这就是休克疗法带来的惨重结果。
而随着休克疗法的失败，俄罗斯经济崩溃，国家社会也陷入高度混乱与动荡。终整个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都一直在一片衰退阴霾中难以自拔。而这期间爆发的车臣战争，更将俄罗斯的衰败赤裸裸的展现在世人面前。
虽然利益集团控制的俄罗斯改革把人民撇在了一边，但盖达尔、丘拜斯、别列佐夫斯基、古辛斯基等曾权势显赫的人物，最终还是被人民群众日益高涨的不满和抗议浪潮所卷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