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腕反腐
此次币制改革，蒋经国以太子身份坐镇上海督导进行。抗战时期，蒋经国在赣南实施“新政”，小试身手，有了口碑，但赣南毕竟为内地偏远小城，小蒋的“新政”在全国范围内的影响不大。因此，初到上海这样国内外瞩目的中心城市，蒋经国抱有大干一番的想法，他名为协助，实为主管上海的经济管制，成为上海经管实际上的主角。
蒋经国到上海后，运用其在赣南的施政经验，发动青年和社会力量支持经管工作，组建了大上海青年服务总队，协助推行币改，反映社会意见，同时设立密告箱，鼓励告发，并定期公开接见市民，听取意见。一时间，上海的经管工作显得颇为轰轰烈烈。蒋经国将投机囤积、操纵物价、贪赃枉法的商人和官吏视为“后方的敌人”，号召大家“共同起来制裁他们，消灭他们”；强调“无论何人在法律面前应当一律平等，……不管你有多少的财富，有多大的势力，一旦犯了国法，就得毫不容情的请你进监狱，上刑场，那才能伸正义，张国法，使一般人民心悦诚服”。不过他也承认，“上海的环境是复杂的，工作不易做好”，过后的事实说明了蒋经国的担忧。
8月26日，蒋经国召集上海经管各部门开会，决定由他“统一指挥”检查工作，对违令者吊销执照，没收存货，有关负责人送特刑庭处理。此后，上海特刑庭以从事黑市买卖、扰乱金融、贪污舞弊等为由，判处林王公司总经理王春哲、警备司令部科长张尼亚、大队长戚再玉等死刑，财政部主任秘书徐百齐和秘书陶启明泄露币改机密非法投机牟利被判刑。面对上海资本家阶级和权势利益集团对币改的观望不定与消极抵制，9月初，蒋经国又以重拳出击，以“囤积居奇、操纵黑市交易、扰乱金融秩序”等为由，先后下令拘捕或警告一批经济大亨和社会闻人，其中包括上海闻人杜月笙的儿子、鸿兴证券负责人杜维屏，杜月笙的总管、米业公会理事长万墨林等，并将杜维屏判刑。蒋经国还先后约请上海资本家的头面人物如李铭(浙江第一商业银行董事长、上海银行公会理事长)、刘鸿生(大中华企业集团董事长)、周作民(金城银行董事长)等谈话，逼迫他们交出金银外汇。在公开场合，蒋经国对这些比自己年长若干岁的长辈口称“老伯”之类谦辞，但在个别约见时则不假词色，颐指气使，以至使李铭“面红耳赤，神色颓唐”。这些人均非等闲之辈，他们都曾是当政者过去的座上宾，如今却落得如此下场，在上海资本家阶级中引起的震动可想而知。
国民党的高压强力手段，在币制改革之初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经济基本面的情况不仅没有任何改进，反而日趋恶化，币制改革便遇到了越来越大的困难和抵抗。蒋经国在上海打击的对象多为民营资本家，并无真正背靠上层权力支撑的官僚资本，不足以真正威慑以权谋私的豪门巨富，并且最终因扬子公司案而使其在上海遭受重挫。
功亏“大老虎”
扬子公司为孔祥熙公子孔令侃所办，一向因其以特权套购外汇、买空卖空、走私逃税、牟取暴利而为世人所侧目，被舆论所批评。此次蒋经国到上海实施经管，其手下多次检查扬子公司的仓库，发现存货甚多，如何处理，颇费蒋经国思量。在众目睽睽之下放过扬子公司，对外界无法交代，也影响其公众“形象”；而要查处他的表兄弟孔公子，其难度亦可想而知。9月29日，蒋经国派人查抄了扬子公司仓库，其后又有监察委员抵沪，宣称要彻查。不过还不等小蒋动手，风闻小蒋要拿他开刀的孔令侃果然神通广大，他找到其小姨妈宋美龄向蒋经国说项，未能说通后，他又说动宋美龄搬出其夫蒋介石亲自干预。在国共东北会战的紧要关头，蒋介石于军务倥偬之中仍不忘徇私情，于10月8日自北平飞上海，训示蒋经国放过孔令侃。18日，蒋介石又就监察委员调查扬子公司的举动致电上海市长吴国桢：“关于扬子公司事，闻监察委员要将其开办以来业务全部检查，中以为依法而论，殊不合理，以该公司为商业而非政府机关，该院不应对商业事业无理取闹。如果属实，则可属令雇聘请律师，进行法律解决，先详讨监察委员此举是否合法，是否有权。一面由律师正式宣告其不法行动，拒绝其检查，并以此意约经国切商，勿使任何商民无事受屈也。”扬子公司被查处事从此烟消云散。蒋介石格于一损俱损一荣俱荣之关系，对孔氏家族这样的官僚资本曲以维护，在国事和家事的天平上，他选择了偏向家事，偏向近亲，实际也说明了国民党反贪腐无法真正深入的原因所在。
查办扬子公司未果，亦使蒋经国自感无以面对公众。他承认：扬子公司一案“未能彻底处理，因为限于法令不能严办，引起外界的误会。同时自从此事发生之后，所有的工作都不能如意的推动了，抵抗的力量亦甚大”；“现在到了四面楚歌的时候，倘使不能坚定，即很快就会崩溃。”12月21日，监察院发布对于扬子公司的纠举书，“孔令侃有仗势逃税、囤积居奇、非法牟利之嫌，扬子建业公司应受停业处分，其涉及司法部分应移送法院办理。”但最终也不了了之。
崩溃的日子确实不远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