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复杂政治斗争上台的赫鲁晓夫看到,新中国因在朝鲜战争中的卓越贡献,已经成为社会主义阵营中一支举足轻重的新生力量。所以,他必须要竭力博取北京的支持,从而为苏联的核心地位服务。
“但‘否定斯大林'‘长波电台'‘联合舰队'等一系列事件让赫鲁晓夫意识到,中共是不会跟着苏联的指挥棒转的,两党之间的分歧很快上升到了国家关系层面。”沈志华分析说。
“争口气,5年还清欠账”
与苏联专家在华工作一同终止的,还有中苏签订的各项合同。斯大林时期,苏联援助中国的项目数量为156个,赫鲁晓夫时期又增加至304项。到1960年,这些项目已完成157项,剩下的要在1960年以后完成。
而据吴冷西回忆,苏联给中国的这些援助并非无偿。“所谓‘援助',实际上是他们供给我们设备,我们向他们出口东西来偿还。折合卢布的费用,这304项一共152亿卢布。到1960年,我们已经还了72亿卢布。苏联撕毁这些合同,就意昧着他们要赖账了,还没有完成的项目要全部作废了。”
在北戴河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周恩来算了笔账:余下的账如果每年还5亿卢布,要16年还清;如果每年还8亿卢布,那么要10年才能还清。经过讨论,中央号召各部门、各省勒紧腰带,要争这口气,争取5年还清欠苏联的债。
无疑,这对正处在第二个五年计划发展阶段的中国而言,是一个不小的负担。而当时从事经济建设的1000多名苏联专家中,80%以上的人在核心的国防工业领域工作。
苏联专家舍不得离开
罗日杰士特文斯基有一句话,让李家宝默念至今:“把哈工大建成样板学校,没有一些人的无私牺牲是做不到的。而我参与其中,这是我的最大荣幸。”这位斯大林奖金获得者的苏联同事在华因病殉职,而他自己又把在中国的时间一再延长,最后索性舍弃了回国申请博士学位的机会。
根据沈志华的估算,从1953年至1960年,苏联援华工作的专家总数最多时超过了1.1万人,他们的平均工资水平远高于中国部长的平均工资。而在华数年的生活经历,使他们中绝大多数人和中国人民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大连造船厂的退休人员回忆分别场景时说,苏联专家临走时不顾命令,把正在生产制造的导弹潜艇、反潜护卫艇等相关图纸一股脑儿留给中国技术人员,嘱咐他们能“多抄点就多抄点”、“能记多少就记多少”。有专家到了火车站,偷偷地把一个小纸团塞给送行的工作人员,那是中方曾向他索要的技术材料。还有一位在教育部工作的专家临行前忍不住大声感慨:“我一生的理想就是过几年再来中国,哪怕一个月也好。”
后来,周恩来特意选在人民大会堂为即将回国的苏联专家举行告别宴会,他动情地说:“我们分开了,但相信两国、两国人民的友谊是永恒的。”有摄影记者发现,不少专家举杯之时,都忍不住擦拭眼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