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普通话，写规范字”，大大小小墙壁与角落张贴的宣传语，恐怕是许多八零后九零后共同的校园记忆。当代普通话，脱胎于清末定义的“国语”，渊源自中古以来的“官话”。一些语言学科普读物里，普通话的英译名Mandarin被妙趣横生地称为“满大人”，似乎昭示此译名与大清帝国息息相关，这一说法究竟有多少可信度呢？
Mandarin源自满大人？传教士击碎谣言
提及“满大人”，19世纪讽刺画里的丑化形象在西方深入人心——大辫子、朝天鼻、八字胡、长指甲、孔雀翎、朝服、念珠、官靴，眉宇间透着邪佞、傲慢或愚昧，如果Mandarin的词源是这副尊容，大抵可以看出列强对东方的蔑视了。不过，在传教士初入东土的时候，还是大明的天下。查诸文献，Mandarin一词最早亮相，也是在明代。
第一个踏上明朝土地的西班牙传教士拉达评价中国人性格之时，如此说道——他们是平易、谦恭和厚道的民族，只有曼达林才自认是神。他们是大工匠，积极从事他们的工作，因此令人惊异地看到他们是多么勤奋地提供产品，而在这方面他们是最有天才的。所谓“曼达林”，就是大明官僚，这一称谓在传教士的文献里屡见不鲜。
《利玛窦中国札记》提供了另一个例子，并且追溯了其源流——（明朝）所有的军职或文职大臣都称官府（Quonfu），意思是司令官或主管，虽然他们的尊称或非官方称呼是老爷（Lau-ye或Lau-sie），意思是指主人或父亲。葡萄牙人称中国官员为Mandarin（正确拼法应为Mandarim），可能是由Mandando或Mando Mandare而来，即指挥或命令，现在欧洲都知道中国官吏的这个头衔。
后世语言学家并不完全接受利玛窦的说法，Mandarin可能来自于葡萄牙语，也可能源于西班牙语的Mandarino，支持前一种说法的研究者又分为两个阵营，一部分人认为Mandarim的根就在葡萄牙，另一部分人则认为此词是葡萄牙人在亚洲殖民的产物，源自马来文的Menteri，甚至可以上溯至梵文的Mantrin，意为“大臣、部长”。
暂不讨论哪种说法更专业，有一点却是毋庸置疑的，Mandarin最初指代的是中国官员。在明末西方传教士的书信与著述里，Mandarin（曼达林）出现的频率奇高。这并不奇怪，传教士们出入中国，难免与朝廷官员频繁接触。官员既是统治阶层，又是知识分子，是传教士借以观察东方的镜子。他们的笔下，虽然并未像清末讽刺画描摹“满大人”一般尽嘲讽之能事，却也对官僚少有好感，不妨试举几例。
葡萄牙籍耶稣会士曾德昭在《大中国志》里介绍中国监狱的“潜规则”——如果曼达林发现他们肥胖且面色良好，便下令处以刑杖，他们叫做“打肥的”，意思是打肥胖的人，并说把他们关在那里是服刑，不是让他们过好日子的。
16世纪葡萄牙使臣皮里士的随从维埃拉曾被囚禁在中国监狱，他在书信里提及流放制度，写道——被流放到他省的人，为曼达林做家务，扫地和运水、劈柴、及其他这类的劳动，替国王的工程干活及服别的劳役。
明清之交来华的葡萄牙传教士安文思记载中国官员的信仰与权欲之际，引用过利玛窦的一段话——当神父宣讲我们的圣教及归信者以后享受的永恒幸福时，曼达林说：去罢，去罢，闭上你的嘴，别说这些无聊的奇谈怪想，你这洋人最大的体面和幸福莫过于住在本国本京。至于我这方面，我的荣誉和快乐就在这曼达林的腰带袍服，其他的都不过是随风而逝的空话废话……
对中国语言颇有研究的利玛窦
传教士眼里固执狡猾的官僚，又如何与帝国语言牵扯上关系呢？对于苦苦等待传播福音机会的范礼安、罗明坚与利玛窦而言，传教士深入中国，最先遇到的莫过于语言障碍。不能谙熟汉语，就无法真正真正传教。中国幅员辽阔，语言众多，岂是一朝一夕能够掌握？利玛窦切中要害，唯有走上层路线，在官场小有名气，才能畅行无阻。至于闯荡官场，语言问题也化繁为简，只要能讲官话，烦恼迎刃而解。《利玛窦中国札记》详细描绘了这一思路——“除了不同省份的各种方言，也就是乡音之外，还有一种整个帝国通用的口语，被称为官话（Quonhoa），是民用和法庭用的官方语言。
这种国语的产生可能是由于这一事实，即所有的行政长官都不是他们所管辖的那个省份的人，为了使他们不必需学会那个省份的方言，就使用了这种通用的语言来处理政府的事务。官话现在在受过教育的阶级当中很流行，并且在外省人和他们所要访问的那个省份的居民之间使用。懂得这种通用的语言，我们耶稣会的会友就的确没有必要再去学他们工作所在的那个省份的方言了。各省的方言在上流社会是不说的，虽然有教养的人在他的本乡可能说方言以示亲热，或者在外省也因乡土观念而说乡音。这种官方的国语用得很普遍，就连妇孺也都听得懂。”
只不过，根据明末传教士记载，利玛窦极力推荐的曼达林官话以南京音为基础，而众所周知如今的普通话以北京话为基础，其中的语言变迁，要交给随即登上历史舞台的清代解答。
没落的大清国语，惨遭自家人抛弃
戏份颇重的满大人，究竟讲什么话呢？满大人的满语，保质期似乎还不如大清帝国。
“时满洲未有文字，文移往来，必须习蒙古书，译蒙古语通之……”《满洲实录》揭了女真人的老底，远在努尔哈赤发迹之初，东北渔猎部族少有文字，与外界信函往来依赖蒙古语翻译。女真人既然有觊觎中原之志，断不可仍满足于茹毛饮血时代的文化生活。奉努尔哈赤之命，女真学者先后创制了老满文与新满文，将之尊为“国语”，直至清末皇帝们仍不时提及的立国之本“国语骑射”正源于此。
虽然女真人逐渐在中原站稳脚跟，但贵为国语的满语从一开始就面临着地位摇摇欲坠的危机。不难理解，新生语言根基尚浅，靠着强权推行，四周环伺的是渗透力甚强的蒙语和汉语，故而皇太极语重心长地劝诫部属：“昔金熙宗循汉俗，服汉之冠，尽忘本国语言，太祖、太宗之业遂衰。夫弓矢我之长技，今不亲骑射，惟耽安乐，则武备渐驰。朕每出猎，亦不忘骑射，勤练士兵。诸王贝勒务转相告诫，使后世无变祖宗之制。”
有清一代，至少在皇宫之内，满汉双语教育得到严格执行。根据宫内规矩，皇子皇孙六岁即就外付读书，寅刻至书房，先习满洲、蒙古文字，然后习汉书，师付入直，率以卯刻。入关后，顺治决心调和满汉，但不忘提醒宗室对国语勤加练习，下令道“朕思习汉书，入汉俗，渐忘我满洲旧制。前宗人府礼部设立宗学，令宗室子弟读书其内，因派员教习满书，其愿习汉书者，各听其便”。在宫廷之外，皇帝对旗人的满语教育也十分用心，下令翻译了四书五经等汉文经典，期待他们能够满汉皆通。不过，八旗子弟显然对枯燥的儒学经典没什么兴趣，遂有“不肖之徒并不翻译正书，反将《水浒》《西厢记》等古词翻出，导人于不善，相传看阅”之现象，此类民间选择，昭示着满语似乎难以真正站稳脚跟。
清初，由于皇家重视有加，满语一度占据上风，不谙满语的汉臣需要借助翻译才能参与朝政：“国初，满大臣不解汉语，故每部置启心郎一员，以通晓国语之汉员为之，职正三品，每遇事，座在其中参预之。”清朝全盛之际，满语却已有明显衰微迹象。最先抛弃国语的是驻防各地的八旗将士，他们原本就满蒙汉语混用，对满语并无特殊感情，长期驻扎汉地，日常以汉语沟通，令他们在入关不久就渐渐淡忘了满语。康熙曾言：“朕不虚其不知满语，但恐后生子弟渐习汉语，竟忘满语，亦未可知。”皇帝此言一语中的，到了他执政末年，不仅是驻防在外的旗人，就连京城附近的八旗子弟也已有不谙满语者：“闾巷则满汉皆用汉语，从此清人后生小儿多不能清语。”
雍正年间，八旗子弟满语水平退化进一步加速。据载，驻防广州的八旗子弟“听闻稀少，耳音生疏，口吻更不便捷”。尤为令皇帝震惊的是，京畿之内的旗人，也公然违背祖训。如果说之前的传闻还是道听途说，此番则是皇帝亲耳所闻：“近见挑选之侍卫、护军，弃其应习之清语，反以汉语互相戏谑。”皇帝为此降旨，要求旗人“嗣后各宜勉力，异其习气，以清语、拉弓及相搏等技，专心学习”，又设立翻译考试制度，以“国语骑射”作为旗人奖惩的标准。
即便如此恩威并施，满语退化的速度并没有延缓。
乾隆年间，皇帝重申，宗室子弟“如有不能清语者，在学则将管理宗人府王公、教习治罪，在家则将父兄治罪”，可见宫廷内外满语生存环境已经不容乐观。其后，乾隆看清了形势，对满语危机的积重难返心知肚明，他退而求其次，对驻扎各地的旗人放松了要求：“八旗人员住居外省日久，于本地语音，虽微有随同，而旗人体态则不能更改。”截至此时，对于清廷而言，只有东北故地的满语尚未沦陷，其余各地，包括京城附近，满语已经名存实亡。乾隆晚年，甚至朝中满洲大臣都转而用汉文递交奏折了。
康雍乾之后，大清国运急转直下，满语命运也是岌岌可危。嘉庆对此无能为力，只能下旨重申祖训：“我朝列圣垂训，命后嗣无改衣冠，以清语骑射为重。圣谟深远，我子孙所当万世遵守。”这一套说辞没什么效力，因为满语甚至渐渐在宫闱之内都不再流行。同治年间，皇帝偶尔用满语呼唤宫人更换所乘白马，左右近侍无一人能解，只有醇亲王尚能听懂。难怪文廷式在《闻尘偶记》里感慨：“王公大臣通国语者，百无二、三矣。”无独有偶，刘体智在《异辞录》里提及“满汉同化”：“皇帝典学，尚知国语，馀则自王公大臣以下，佥不知其为何物矣。清末满大臣带领引见，太后前则易，皇帝前则难，以太后不通国语也。”
堂堂国语，在宫廷里仅有皇帝亲王能懂，已是寒酸不堪，溥仪干脆连最后一层遮羞布也撕了下来，他在《我的前半生》里写道——我的学业成绩最糟的，要数我的满文。学了许多年，只学了一个字，这就是每当满族大臣向我请安，跪在地上用满族语说了照例一句请安的话之后，我必须回答的那个：伊立（起来）！
满汉杂糅北京话：后来居上的大赢家
满语式微早已不是秘密，但清末它将国语的地位拱手相让，仍具有里程碑意义。1911年，大清基业风雨飘摇之际，《统一国语办法案》出台，其中规定“各方发音至歧，宜以京音为主”，北京话后来居上，成为了左右标准音的关键因素，至今地位无可撼动。
据学者研究，利玛窦来华时代，南京官话仍占据主导地位。两三百年之间，官话的标准音何以北迁呢？个中情形，三言两语无法解释清楚。不过毫无疑问，政治中心的北移是重中之重。满清入关之后，为参与朝政，学习汉语成为满人必修课，他们最亲近的老师莫过于汉军旗人。于是，音质浑厚粗粝、音调凝重下沉的盛京官话就成为了影响到了京城腔调。此后，“咋呼”“胳肢”“邋遢”“巴不得”等满语词汇融汇其中，轻音与儿化音也被吸纳进来，历经数百年沉淀，形成了别具特色的北京话。直至晚清以前，北京话虽然慢慢剥离了利玛窦所记载的吴语特征，却还不能与官话等量齐观。
事实上，清代中叶的官话究竟是何模样，究竟更倾向于明代南京官话或是近代北方官话，连诸多学者也难下定论。但是，从雍正对官话的强调来看，官话似乎更偏向北方语音，他登基之初，就曾下令道：“朕每引见大小臣工，凡陈奏履历之时，唯有闽、广两省人仍系乡音，不可通晓……特令福建、广东两省督抚，转饬所属府州、县有司，遍为传示，设立正音书院……八年之外，如生员不能官话者，暂停其乡试；举人不能官话者，暂停其会试；童生不能官话者，不准送取学政考试，俟学习通晓官话之时，更准其应试。”此外，日本学者平田昌司另辟蹊径，从鸿胪寺朝会唱赞人员选拨入手，指出至少在乾隆年间，清代逐渐以北音为正。
当然，官话语音的更迭不可能一蹴而就。鸦片战争前后，大清面临亘古未有的变局，南京话与北京话也在上演着空前激烈的交锋。当年涌入中国的洋人，对南北语音更为敏感，他们留下的只言片语反而能帮助我们一窥旧日情形。
1840年，英国人罗伯聃与中国人蒙昧先生将《伊索寓言》翻译为《意拾喻言》，在前言里提到：“当朝皇帝们一直住在北京，他们说话都带有北方口音，以至于那些不敢落伍时代的年轻人尽可能像北京那样说话。依他们的话说，那是皇帝的嘴巴，圣上难道还会有错吗？”
英国外交官威妥玛1867年出版刊印北京官话教材《语言自迩集》，他援引艾约瑟的话：“那些想说帝国宫廷语言的人必须学习北京话，这种北京话已经净化了土音，被公认为帝国官话。”长期代理美国驻华公使的卫三畏也曾说：“北京话现在最为时髦，最具宫廷色彩，就好像伦敦的英语，或者巴黎的法语，被看做是公认的帝国宫廷语言。”可见，在外交官群体里，北京话是代表中国的不二选择。
其实，北京话对底层的影响也有蛛丝马迹可循。譬如，洪秀全建都天京，就急着匡正“世道”，以南京话为正音：“中国有中国之语言，今满洲造为京腔，更中国音，是欲以胡言胡语惑中国也。”这从侧面说明，即便在中国南方，北京话的渗透力也是不容小觑。
在中国语言变迁里，日本是一面镜子。江户时代以来，日本历来重视“唐话教育”，所教授的正是南京话。明治维新之后，为了适应外交需求，也为了赶上中国潮流，北京话教育异军突起，甚至还为此特地编修了《官话指南》。在《清末北京志资料》，日本人给出了南北语音之争的答案：“现今中国人使用语言中人数最多者，分为北京官话及南京官话两种。北京官话是以北京官场为中心使用之语言，且为各地官吏及读书人所使用。凡官员因召见或引见而来北京进宫拜谒皇帝时，必须使用北京官话，故他们须学北京官话。”
在北京话奠定“统治”地位的争论里，日本人也扮演了不俗的角色。19世纪末，文坛议定国语的声音渐起，名士吴汝纶造访日本，向教育界请教兴办新式学堂之法。伊泽修二建议，统一语言是当务之急，而北京话执牛耳则是当仁不让：“北京为中央政府所在，政令之所由发，巨公达官之所聚集，而亦将来议院之所在也。欲威信达于全国者，舍北京话其莫由矣。”1902年，吴汝纶上书管学大臣张百熙，呼吁“不可使语言参差不通”，举国以之为救世良药。
此后，在议定国语的舆论里，北京话成为热门之选。江谦在《质问学部分年筹办国语教育说帖》辩称：“英之小学读本用伦敦语,法之小学读本用巴黎语,日之小学读本用东京语……学部既谋国语之统一，编订此项课本时，是否标准京音……”庆福在《陈请资政院颁行官话简字说帖》里主张“京语非北京人私有之语，乃全国人共有之语”，立论道：“夫言语出于人，非出于地也。地有偏隅，人无偏隅。凡京师所在，人皆趋之，千百年会萃摩练，在成此一种京话，斯即中央非偏隅也。且原与京语大略相同者，已有直隶奉天吉林黑龙江山东河南甘肃云南贵州四川陕西十一省及安徽江苏之两半省矣。”
借助文坛上下鼓吹，北京话在清末顺利成为国语蓝本。然而，辛亥革命之后，质疑声从未断绝，其中最有力者当属国民党元老吴稚晖，在他眼里，北京话不过是日本人抬举之物，是洋人所谓曼达林语里的新贵，他愤愤不平地咒骂道：“近日专以燕云之胡腔，认作官话，遂使北京之鞑子，学得几句擎鸟笼之京油子腔口，各往别国为官话教师，扬其狗叫之怪声，出我中国人之丑，吾为之心痛！”不过，随着北京话在民国初年国语论争里再度胜出，历史车轮已是滚滚向前不可逆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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