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室HBW主任告诉,我来找他的时间很巧,M室的院士ZSZ刚刚给她的学生JC申请到百人计划,新的研究组等人加入,我于是去见JC。那天北京的天气很热,我从玉泉路坐公共汽车转地铁,再转公共汽车来到所里,已经是接近中午。我进了JC的办公室,看到JC和我年纪相仿的样子,脸色黝黑。他看见我进来带着一阵热风,赶紧打开了空调。和JC只谈了几分钟,他就让我立刻开始工作。
JC的研究课题是蛋白质的多糖修饰,我开始工作以后发现这方面的研究其实还没有展开。不久,我就被安排和博士后DZY一起工作。DZY是X大的博士,在我眼里他的业务很差,我接手做他的项目,克隆一个基因,基因很快就得到了。DZY却不喜欢我独立工作的方式,他觉得他是博士后,要管着我,看着我,我虽然都做好了,他不高兴的是他没看见我是怎么做的,因为他还不会做呢。还有一次他拉着我到楼顶上去蒸酚,害得我的隐形眼镜戴不住。谁那时候提质粒还酚抽提呢。DZY对我的不满,还因为我没有给他足够的尊重。有一次他的一个朋友从X大来,他为了显摆自己的权力,叫我做一个酶切,我不好说不做,就问他怎么做,做多大体系,加多少酶。他说做10微升体系,1微升的酶。他的朋友立刻批评他不能这么做,酶的体积不能超过10%。1微升的酶取出来都要比1微升多很多,因为酶里面有甘油。DZY丢了面子,不恨自己没本事,不恨自己瞎装蒜,自然要恨我明明知道却要问他。不久之后的一次三人会,只有JC,YSJ,和DZY参加,会上他坚决要辞退我。
我进JC的组,JC一直对我很客气。我的办公桌在YSJ老师的对面,Y老师在所里工作很多年了,一直跟着Z先生,他是个很倔的人,急了就脸红,还骂人,DZY比较怕Y老师。我和Y老师关系不错,Y老师的硕士研究生和我也很亲热。ZSZ先生已经年迈,一般不来所里,除非是有重要会议或者活动。Z先生有两个博士生,一个叫WYJ,之前是山西大学的讲师,年纪偏大一点,已经有了一个女儿。另一个叫SJ,山东龙口人,她个子小小的,一般不说话,见人总是笑眯眯的。WYJ很欣赏我的业务能力,很看不上DZY的德行。WYJ当时恰好回山西的家过年,他回来我已经被辞退了。他很遗憾,说如果他在,是不会让这件事情发生的,他以为自己在Z先生那里有话语权。其实他说得没道理,我跟DZY一起工作,他不喜欢我,强扭的瓜儿怎么能甜。这事情JC也没办法。
我的办公桌和Y老师的桌子对面放,某一天有个人来找Y老师,恰好Y老师不在,这个人和我闲聊了几句,他是用了很诙谐的口气,我也就顺着他逗了一逗。之后知道这个人是前所长SDK。在三人会议之后,JC通知我被辞退,Y老师通知我去找SDK,他想要我。于是一场尴尬就顺利地度过了。我离开JC实验室之后,在96年暑假,WYJ和他在农科院的同学联合办了一个分子生物学培训班,他们聘请我去培训班讲课,我因此还得到了一点讲课费。
在M室工作的时候认识了LL,她住研究生院她父母的房子,每天和我一起做班车上下班。LL大我几岁,是AH大学毕业的,她的老板叫LQ,是M室的副研。听LL说他们组的项目是一种生物材料,还带到飞船上做测试呢。她说这种生物材料也许有隐形功能。在九十年代中期,这个课题有公司出钱要做转化,这在当时是非常罕见的,研究所系统恰好也正在找需求想和市场挂钩。不幸的是这个转化结果不好,公司方面开始生产不久就反悔,并且状告LQ和WSW所欺骗,LQ陷入困境。我认识LQ他不认识我,在所里偶尔能遇见,那时候他走路的样子已经摇摇欲坠了,不管是谁遭遇这样的事情,也是很大的打击,毕竟是一辈子做科研的专家。幸好LL的丈夫YL在高法工作,LL是LQ组里的成员,于YL不可避免地给所里面提供法律建议。后来的结果我不知道了,希望LQ没事吧。
我和LL每天早晨7点到中关村,她不让我直接扎进实验室,我们两个在街边的早餐店吃早饭。然后才慢慢悠悠地去上班,那时候所里也没有几个人来,她认为那样已经足够好的了。偶尔她还叫我在午休的时候和她一起去逛街,和她一起我买过一条真丝长裙,我妈妈见了那条裙子也非常喜欢,我出国之前就给了她,这条裙子一直在妈妈的衣柜里挂着。LL有个朋友,也是M室的,叫WJF(记不清了,大概吧)她加入了雅芳直销,但是只给她的朋友买。通过LL我知道了这个消息,不仅我开始买雅芳,我们实验室的女生都开始买雅芳。每期的宣传小册子经过LL到我的手里,然后我们组会出一个大订单,大概是因为我们组的收入好一些,年轻的女孩子们又没有家庭负担,真是个有趣的现象。LL还倒腾回国人员的免税指标,据说能卖很多钱。我告诉她所里来了个新海归叫HL,在一楼我们以前的旧实验室隔壁,不知道她去找HL了没有。我出国之后,我先生孩子临走之前,LL用掉了他们换美元的额度。那时候我先生不知道在想什么,他手里有一万多人民币,都给了他做教授的爸爸,他自己空手带孩子来美国,他以为我在美国赚金山银山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