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父母家生了儿子之后住到儿子三个月，我坐火车回到北京。儿子一岁的时候，送他进了高能所的托儿所。我开始给自己找工作。生孩子之前我在几个公司混过，实在没有找到自己喜欢的职位，这时候我打算回到大学或者研究所工作。科大研究生院是我第一个考虑的单位，因为离家近，照顾孩子方便。生物系有个姓于的老师以前见过一面，我就去找她。于老师强烈建议我去公司工作，估计那时候在大学里面的人都以为外面的世界很精彩，你们年轻人怎么会找到这里来。她却不知道我已经是在外面看了一圈的人，我没办法让她明白我的感受。第二个考虑的地方就是微生物所了，毕竟是微生物专业的学生，读大学的时候就来微生物所参观过，考研的时候也是报考的微生物所。
94年春天，我带着简历和读研的时候发表的一篇英文杂志的第一作者的文章，我去了中关村微生物所。先是到了酶室见了室主任何秉旺，他听了我的自我介绍说，你去四楼找方荣翔，他如果不要人，你回来找我。我去了四楼，见到方荣翔，他把我交给了田颍川研究员，我就被田老师留下了。因为是这样找的工作，算聘任制，工资奖金都从课题组出，人事关系放院人才交流中心管理。
四楼分左右两边，上楼左手边是田波的实验室，田波是新晋的院士，右手边是方荣翔的实验室，方老师当时是副所长兼室主任，后来他当选第六任所长（1999-2004）。莽克强在争选院士落败之后，去深圳参加组织培养的开发，种植鲜花。他偶尔回所里来，他一来，整个走廊里都回荡起他那洪亮的声音。四楼右半边楼的人都怕莽克强，他回来看见谁不顺眼就会骂出来，所以人人小心谨慎，就连我们要去上厕所都先在门口探头望一望，看见莽克强在走廊里，就等会儿再说吧。
我的老板是田颍川老师，田老师是个非常老实厚道的中老年知识分子，他的研究课题是国家科委的863项目转基因烟草。田老师曾经到孟山都的一个中国人实验室交流过，我们用的毒蛋白基因就是从那个实验室带回来的。田老师实验室有个退休了的研究员叫梁平彦，梁老师很少来所里，我只见过她几次，梁老师刚从美国探亲女儿回来，她和我聊过紫杉醇的抗癌效果。田老师实验室有个年轻的工作人员叫鄂超苏，他是研究生毕业留所的，小鄂的妻子王群在方老师实验室工作，小鄂在联系出国。周淑敏，大家都叫她小周，是所里工人的女儿，没上过大学，帮田老师做些杂事。小周人特别和善，她在所里工作将近十年，上上下下认识很多人。王爵，是她的宝贝儿子，经常挂在她的嘴边。我和小周的桌子挨着，没事方便聊天。和小周一起搞过不少名堂，所里来做美容的，小周听说后拉着我去洗脸。所里成里小卖店，课题本可以去买东西，经田老师批准，我们两个在那里买过洗发水，给组里每人发一瓶。
实验室有个临时工，是大学毕业生等着出国的，她叫吴卓如。小吴人长得高大健硕，她家也住高能所，从她那里我才知道高能所每天有班车来往中关村。我办了班车车票之后，每天和小吴一起上下班。田老师有个研究生，叫吴彪，也是非常和善的男生，他也在联系出国。后来又有个农大的研究生叫刘传银，大概是合作关系，偶尔过来做实验。田老师有个湖南代培的研究生叫余红梅，毕业之后没有回湖南，在Beckman做了销售代理。
我刚进田老师实验室，他带我一起做过一次Northern Blot，之后好像就没做过什么像样的实验。所里面的工作节奏特别慢，我早晨7点就到中关村，所里9点才上班。所里面中午有午休，大概是12点到2点，5点就下班了。组里面的人也都懒懒散散地，我很高兴和大家一样混起日子来了。94年夏天田老师组去颐和园玩了一天，留下了几张照片。之后吴卓如出国了。
在田老师实验室做了一段时间，因为聘任制不能转正，我非常心急，偷偷参加了第一届公务员考试，我报考了国家环保局。我顺利地通过了笔试，进入面试和体检，体检发现我的转氨酶水平很高，公务员申请没有了结果。为了转氨酶高的问题，我自己去医院重新做了检查，查了肝炎病毒有关的抗原抗体，全是阴性结果，医生认为是跟怀孕生产有关的肝损伤，养养就好了。但是公务员就擦肩而过了。我生完孩子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都是身体不好，子宫出血一直不停，大概过了三年多才慢慢恢复了。
田老师要了我这个合同工是有期望值的，他又不肯整天催着我干活，我也不知道该干些什么，田老师的习惯是不跟我们开会，不讲课题的任务，以及时间安排，我们基本上不知道课题进展以及他的明确要求。他和我之间这样拖来拖去，时间久了他就放弃了我。也许田老师误以为我是个什么学术带头人呢，来了之后不肯卖力工作。田老师在毕业季招了武汉大学的研究生卢睿，卢睿来了之后田老师通知我另外找工作。好像卢睿不久也出国了。
据小周说我们这边的人如果离开，都是去田波那边，如果田波那边有人离开，多半也是来我们这边。因为两边实验室要求的技术和知识基础都是相同或者相似的。我却不愿意去田波那边工作，因为我的一个大学同学已经在那边做到了博导正研，我过去做非常不好意思。这时候我想起来最初来所里找工作的时候见到的何秉旺，我于是又去酶室找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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