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立平
笔者生长在四平，虽然上吉大后离开家乡越来越远，但总是故土难忘，一直心系故乡。
因为亲历、关注、惦记，我收集了很多关于四平的史料，也尝试通过码字的方式来抒发对故乡四平的丰富情感。
自打习主席履新，我在国外真切感知，家乡民众的精神风貌发生着越来越大的变化，中国人民的精神面貌发生着越来越大的变化，世界人民对新中国的认知也发生着越来越大的变化，故打定主意，从新中国历史发展的恢弘视角，回顾四平市发展变化的曲折道路，从一个地级市的层级与截面，写一篇既可以映衬、折射、佐证新中国的历史发展，又可以总结四平市的演变历程，为故乡人民奋斗当下，展望未来，奔向美好提供一个值得回味、醒思、雄起的机缘，是为此文。
一、建国前的世界、中国、四平
1、二战后的世界
第二次世界大战，极大地改变了世界格局。
一方面，战败的德意日或被军事占领或被美苏分割，英法等战胜国受到战争重创而没落，美国通过先操弄、后参战，一跃成为西方世界的霸主；另一方面，苏联在反抗、反击和反攻德国的过程中扶植了东欧和外蒙等诸多由亲苏共产党主宰的政权，自然而然地变成了共产主义阵营的“老大哥”。
美苏，作为两大阵营之首，借机博弈，顺势谋局，瓜分全球。
1945年2月4日至2月11日，在苏联克里米亚半岛的雅尔塔皇宫，由美苏商定，美、苏、英三国首脑签订了《苏美英三国关于日本的协定》，私自瓜分了二战胜利后各自在远东的势力范围。
根据该密商协定，苏联在德国投降三个月内向日本宣战，出兵中国东北，美英此举既可以减少自身战损，加快结束战争，又可以诱使苏联出兵中国东北去“复兴”被日本终结的帝俄时代的利益，从而具体限定苏联在中国领土上的具体利益，进而达成列强携手“名正言顺”地共同瓜分和分别保障各自在中国的势力范围的目的。
苏联出兵得胜的“酬劳”是：1、外蒙古独立（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现状须予维持；2、对1904年由于日本背信攻击(日俄战争)所受侵害的帝俄旧有权利，应予恢复如下：(a)库页岛南部及其邻近的一切岛屿均须归还苏俄；(b)维护苏联在大连商港的优先权益，并使该港国际化；同时恢复旅顺港口俄国海军基地的租借权；(c)中苏两国设立的公司共同经营合办中长铁路、南满铁路，并保障苏俄的优先利益，同时维护中华民国在满洲完整的主权；3.千叶群岛让与苏联。
苏联红军战胜德国后如约出兵中国东北并打败关东军，如愿实现了上述全部权益，还与欧美共同瓜分、分割、分占了在朝鲜、越南等国的权益和利益，包括占领了38度线以北的朝鲜和日本的北方四岛，为日后与西方世界进行下一轮博弈奠定了地缘基础。
1945年4月25日-6月26日，来自50国家的代表参加了在美国旧金山举行的联合国国际组织会议，起草《联合国宪章》。代表们在中华民国、苏联、英国和美国四国代表于1944年8月-10月在美国顿巴顿橡树园会议上提出的提案基础上进行讨论，结果于1945年6月26日签署了《联合国宪章》。当时波兰没有派代表参加此次会议，但后来签署了《联合国宪章》，因而成为联合国51个创始会员国之一。就此，苏美英联手将二战后的全球布局通过成立“联合国”的方式确定下来。
2、内战后的中国
身处百年未有之世界大变局，毛主席高瞻远瞩，运筹帷幄，当机立断，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中国人民的解放筹谋江山。
1945年8月9日，毛主席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
同月10日至11日，朱德连续发布7道命令，命令解放区抗日军队大举反攻，限令日伪军向就近抗日部队投降。
1945年8月14日，即日本投降前一天，蒋介石的国民政府代表在苏联签字同意《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条款之一是允许外蒙古在100年内经由“公投”途径确定是否独立。当年10月20日，蒙古在苏军“保护监督”下举行了全民公投，接近100%的票数赞成外蒙古独立，成为苏联在亚洲与西方阵营对峙的“缓冲国”之一。
1946年1月5日，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发表了一个态度冷淡的简短公告给予承认。
外蒙古独立，从头到尾皆靠沙俄和苏联庇护，斯大林起了决定性作用。
1949年初，毛主席在西柏坡对来访的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米高扬谈起内外蒙统一后加入中国的问题，米高扬回答：我们不主张这样的统一，因为这可能导致中国失去一大块领土，如果真这样的话，那将是内外蒙统一起来建立一个独立国家。米高扬的言下之意是，若想把外蒙要回来，可能连内蒙都得丢掉。斯大林以后又再次强调了这一原则。
1949年10月16日，刚诞生16天已经采取“一边倒”向苏联国策的新中国不得不面对现实，与蒙古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苏联与欧美联手割裂中国外蒙领土成为中华民族难以更改的事实。
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为了切实履行与国民党政府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随后不仅没有旗帜鲜明地援助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反而在中国人民解放军节节胜利的情况下，试图让国共“划江而治”，借以保护其既得利益，试图扩大其现实利益。
通过卖国手段与苏联结盟之后，蒋介石政府排除了苏联援助中共的后顾之忧，签约后当日给延安发电报，邀请毛泽东去重庆谈判。
中共中央判断，这个电报不外出于两个目的：一、如果毛主席不敢去重庆，内战爆发的责任就可以嫁祸于共产党;如果毛主席去谈判就给共产党几个部长席位，迫使共产党交出军队和解放区政权；二、如果毛主席去和平谈判，可以用和谈掩盖调兵遣将，争取全面夺取抗战胜利的果实。
8月16日，毛主席电复蒋介石：“总司令本日曾有一电给你陈述鄙方意见，待你表示意见后，我将考虑和你会见的问题。”
同日，毛主席派人面见国民党派驻延安的联络参谋周励武、罗伯伦，说：“毛先生不准备去重庆，待蒋委员长答复朱德电报后，再做考虑。”
8月20日，蒋介石又发一封电报，再次邀请毛主席去重庆“共定大计”。
8月22日，毛主席回电：“兹为团结大计，特先派同志前来进谒。”当天又接见周励武、罗伯伦，告以本党决定先派周恩来同志去重庆。
周励武、罗伯伦这几天在延安四处打探毛泽东意向，得到的所有消息，都是毛泽东不可能去重庆。于是，二人给重庆发去密报：毛泽东不会去重庆谈判。
蒋介石要的就是这个情报。认定毛泽东不会来重庆，因此，根本不作任何和谈准备，而是忙于调兵遣将，抢夺各大城市和战略要地。
8月23日，毛主席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研究判断当前国内形势。毛主席认为：当前内战的威胁是存在着的，但国民党有很大困难，至少今年不会有大内战，所以暂时和平是可能的，必需的。毛主席决定亲自出去，还形象地说，我们是钻进去给蒋介石“洗脸”，而不是“砍头”。他建议由刘少奇代理自己的职务，建议书记处增补陈云、彭真二人，以便毛周不在时书记处仍有5人开会。这表明毛主席已经充分考虑到此行的危险。
8月23日，蒋介石第三次致电延安：“兹已准备飞机迎迓，特再驰电速驾!”
蒋介石假戏真唱，锣鼓喧天，三封邀请电报在广播电台反复播发，各报纷纷转载，一时间，蒋介石的和谈“诚”意传遍中外，美国、苏联呼吁中国和平，国内的中间派也心思大动，各界纷纷劝说毛泽东成行，把谈判的皮球踢到了延安。
8月24日，毛泽东复电说：“鄙人极愿与先生会见，商讨和平建国大计。俟飞机到，恩来同志立即赴渝晋谒。弟亦准备随即赴渝。”
8月26日，毛泽东亲自起草《中共中央关于同国民党进行谈判的通知》，判断形势：“在内外压力下，可能在谈判后，有条件地承认我党地位，我党亦有条件地承认国民党的地位。造成两党合作(加上民盟等)、和平发展的新阶段。”又分析了第二种可能：“如果国民党要发动内战，它就在全中国和全世界面前输了理，我党就有理由采取自卫战争，击破其进攻。”
8月28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在美国大使赫尔利、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部长张治中的陪同下，乘坐飞机到达重庆。
重庆的蒋介石料定毛泽东不敢来，根本没准备任何方案。中共代表团却拿出早已拟就的整套方案，于是，蒋介石提议的国共和谈一时间不得不按毛主席的方案推演。
3、内战前的四平
据载，四平的历史可以追溯到3000年前的商代，附近的燕国遗址表明，汉民族在春秋时期已开始进入中国东北地区，境内原住民族杂多。
到了清代，四平归属哲里木盟，后划归昌图厅。1878年（光绪4年），奉化县新恩社设立，治所设在四平街（今昌图县老四平）。
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沙俄修建东清铁路南满洲支线时，从长春向南每隔30公里设置一站地，经范家屯、公主陵（岭）、郭家店到今四平为第五站，故俗称四平为“五站”。
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7月，南满支线全线通车，沙俄将“五站”定名为“四平街站”。并在站前开始修筑南北向的一、二、三马路，铁路租借地区域略见雏形。
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9月，日俄战争在我国东北杀出胜负，沙俄战败。日本从沙俄手中接管南满支线，并将沙俄时代“铁路租借地”拓展为“满铁附属地”，由日本人掌管“附属地”内一切行政、经济、街政建设、土地、房屋建筑、文教卫生、税收等事务的管理权。四平至此实行一地两治。
1916年3月，国民党政府的交通部东北交通委员会四郑铁路局在四平街设置“北站”，直接管理北站地方的户籍、民事、建筑、公安事宜，不受“附属地”辖治。
1922年以后，四洮铁路通车，四平街的交通愈益方便，老四平、梨树县、八面城等地商贾纷至沓来，大量建筑接踵而起。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北站”地立行政权被“满铁四平街地方事务所”取而代之。
1937年12月1日，根据日本和伪满洲国缔结的《关于撤销在满州国治外法权和转让南满铁路附属地行政权条约》，四平街道东、道里行政权合一，伪满州国国务院指令设立“四平街市”，日本人古馆尚也首任四平街市市长，直接隶属奉天省。
1941年7月1日，伪满洲国（1940年6月24日令）肢解东北为19省。其中，奉天省部分县肢解出来，建置伪四平省。伪四平省下辖四平市、公主岭市、通阳县、梨树县、双辽县、东丰县、怀德县、长岭县。
1945年“八一五”日本投降，伪四平省撤销。
1945年8月8日，苏联如约对日宣战，翌日150万苏联红军开始分四路攻进东北及热察地区。
同月11日，日本关东军驻四平的首脑坂田祥二郎中将奉调担任伪新京（长春）地区防卫司令官，受其指挥的关东军第三十军团亦同时调防，离开四平。
1945年8月15日中午12时，电台广播日本天皇向中、苏、美、英四国＂投降诏书＂，沦陷14年之久的中国东北地区随即光复。
五天后（20日），贝洛夫中将率领苏联红军一个师进驻四平，并成立了分别以维久根斯基中校和米哈依洛夫中校为司令的苏军警备司令部和苏军宪兵司令部，掌控四平市政。
8月下旬，在驻四平苏军警备司令部和苏军宪兵司令部长官参与下，辽北省和四平市地方治安维持会成立。
与此同时，国共两党各显其能，逐鹿东北，山雨欲来。
根据中共中央部署，同月，冀热辽区党委和军区抽调8个团、一个营、2个支队，共13000余人的部队和2500名地方干部，在李运昌司令员率领下，北出长城各口，进入东北的辽宁、辽北地区。
8月30日，国民党政府公布划分东北为9省2市（哈尔滨、大连），并任命了9省省主席和2市市长，意图独揽东北主权。
9月上旬，＂四平市中苏友好协会＂成立，协会开办＂大众阅览室＂，创办《辽北大众报》、《火炬》两种进步报刊，组织了小型剧团，宣传中苏友好，交流中苏文化，传播爱国、进步、革命思想。
9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成立中共中央东北局，彭真为书记，并决定从关内各解放区调2万干部、10万部队和100个团架子的军队干部到东北开辟工作。18日，彭真等到达沈阳，东北局在梅河口开始工作。
9月末，东北局派栗又文、周健等到四平，接受伪四平省政权，筹建辽北省自治政府。
10月初，东北局派倪志亮等带领部分干部和部队到达四平，建立了中共辽北省工作委员会和辽北军区。中旬，中共辽北省工委派魏兆林等16人接收四平市，成立了中共四平市工委，下设6个区委。下旬，经中共辽北省委决定，四平市民主政府正式成立。
11月上旬，根据中共四平市工委和四平市政府决定，四平市市公安局将伪四平市警察署和警备队全部缴械，建立了由170余人组成的四平市公安队。
1946年3月13日，驻四平的苏军全部撤离四平回国，国民党势力取而代之。当日下午4时，四平市中苏友好协会会长于树忠（时年26岁）在欢送苏军离开四平后从火车站的返途中被国民党特务绑架杀害。两天后（3月15日），为了阻滞国民党军沿中长铁路进攻北满，在邓华、钟伟的指挥下，东北民主联军进攻四平，历时8小时解放四平，活捉国民党辽北省主席刘翰东、保安司令张凯以下3000余人，史称一战四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