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
不管是“文人相轻”，还是“百家争鸣”，文人之间的口水战向来都被传为美谈。从鲁迅和梁实秋、胡适和辜鸿铭，到周作人和钱锺书，都成为后人津津乐道的话题。
文人之间的“撕逼”，其实是颇有讲究的。一般来说，都是小字辈撕大师辈。梁实秋比鲁迅小15岁，并不妨碍彼时的这位少年对鲁迅冷嘲热讽；钱锺书比周作人小25岁，但这个“小字辈”在大师面前却毫无怯意。
钱锺书替父出头，周作人三年后淡然回应
关于周作人和钱锺书之间的恩怨，有据可查的还要从辅仁大学讲起，而这其中，又隐隐牵涉到了钱锺书的父亲。
1932年，周作人应邀前往辅仁大学演讲，前前后后的八次演讲内容最终被编订成书，题名《中国新文学的源流》。这本书不仅是对当时文学源流的梳理，还折射了周作人的文学观和文学史观。
周作人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
他认为文学分为言志与载道两派，政府强大之时，文学趋于“载道”，而当纲纪废驰、意识形态管控微弱时，文学则趋于言个人之志。而言志才是文学的正途。
或许，谁也不会想到，彼时22岁的钱锺书会因为这本小册子公开向47岁的周作人发难。
钱锺书
同年，钱锺书在《新月月刊》以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为题，对周作人的“载道”、“言志”文学观提出异议。钱锺书虽然年轻气盛，但并不热衷于逐名笔战，为何在这件事情上率先发难于周作人？或许，问题就出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上。
周作人作为明末小品的集大成者，特意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中将明末小品与五四新文学从文学精神上作了明确的衔接，认为明末的公安、竟陵派是言志文学的典型代表，也是“五四”新文学革命的直接渊源，可以视作是对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的重要匡正。
问题在于，钱基博是钱锺书的父亲。看到自己父亲的研究成果被“匡正”，自然是心有不甘的。
有意思的是，钱锺书在这篇文章中还提到了一本名为《梅花草堂笔谈》的随笔集，行文之间明为这本书正名，暗讽周作人学识不够，没有读过。
《梅花草堂笔谈》
温文尔雅的周作人毕竟不同于自己的二弟鲁迅，并没有当即反驳。此时钱锺书的心境，或许就像是杨绛先生在《天安门上的一次观礼》中形容的，有一种“潮打空城寂寞回”的失落感。这一波暗潮，在三年后发酵了。
1936年，周作人旧事重提，一纸举重若轻的《梅花草堂笔谈等》算是对钱锺书“替父出头”的回应。
在这篇收录于《风雨谈》的文章中，周作人开篇先说自己绍兴老家有四五册《梅花草堂笔谈》残本，而且是软体字竹纸印。言外之意，老夫在看清代线装古籍版《梅花草堂笔谈》的时候，你还在念《三字经》呢。
接下来，周作人对这本笔记的文学水准提出质疑：
“本亦无妨一读，但总不可以当饭吃，大抵只是瓜子耳，今乃欲以瓜子为饭，而且许多又不知是何瓜之子，其吃坏肚皮宜矣。所谓假风雅即指此类山人派的笔墨，而又是低级者，故谓之假，其实即是非假者亦不宜多吃，盖风雅或文学都不是粮食也”。
周作人无非是说，当时不是不知道这本书的存在，而是这本书的文学水准实在堪忧，而你还如获至宝，暗讽钱锺书目不见睫。
经此一文，周作人赢得了“迟到的胜利”。
从文学之争，转至个人作风之争
钱锺书与杨绛在出国游轮上
钱锺书此时并没有再做回应，那时钱锺书以历届中美和中英庚款平均分最高的成绩，赴英国牛津大学留学，在艾克赛特学院英文系学习，而周作人似乎并没有忘记当年那个小字辈的“无礼取闹”。次年，周作人意犹未尽地在《秉烛谈·谈笔记》中重提此事：“有人说我必须爱读《梅花草堂笔谈》与《幽梦影》，因为我曾经称扬过公安、竟陵的文学。”
袁宏道画像，明末公安派文学代表人物之一
从周作人的角度来看，算是对这场笔墨官司的收尾，是以长者对小字辈学业不精的敲打。这个收尾，远在海外的钱锺书自然无法知晓。1937年回国就被聘为清华大学教授的钱锺书，在四年后又开始“骚扰”这位老先生。
1941年，钱锺书深得英国散文讽刺精髓的一篇《释文盲》，以印象主义的文学批评为题，从泛泛而谈逐步将批评范围缩小到个人身上，矛头直指周作人，锋芒所及直戳周作人痛处。比如整篇文章中让人顿感突兀的这一段：
“……虽然爱惜身命，也明白殉国殉道的可贵。生来是个人，终免不得做几桩傻事错事，吃不该吃的果子，爱不值得爱的东西；但是心上自有权衡，不肯颠倒是非，抹杀好坏来为自己辩护。他了解该做的事未必就是爱做的事。这种自我的分裂、知行的歧出，紧张时产出了悲剧，松散时变成了讽刺。只有禽兽是天生就知行合一的，因为它们不知道有比一己嗜欲更高的理想。好容易千辛万苦，从猴子进化到人类，还要把嗜好跟价值浑而为一，变做人面兽心，真有点对不住达尔文。”
周作人
钱锺书在写这篇文章时，周作人已接任汪伪政权授命的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并指定为常务委员兼教育总署督办，后来又兼任东亚文化协议会会长。拿周作人的履历对比钱锺书的这段文字，讽刺之辛辣，揭露既狠，捶楚之重，已然在字里行间露出狰狞之相。
面对后辈的这般挑衅，周作人也作了回应：
“事理不通，论文字可以点翰林，论学问可以成专家，但是不通情理，自说自话，说他低能似乎欠妥，总之精神上有什么缺陷，成了这种毛病”。
单从文字来看，或许是因为钱锺书精准地捏住了周作人的痛处，从单纯的文学争论转战到了个人作风的层面，所以这次回应透着一丝的无可奈何之感。
三年后，也就是1945年，周作人兼任《华北新报》经理和报道协会理事、中日文化协会理事。抗战结束后，周作人以汉`奸罪名被国民政府逮捕监禁于老虎桥监狱，而钱锺书的中篇小说《猫》发表了。
钱锺书小说集《人·兽·鬼》，《猫》收录其中
钱锺书的《猫》极尽讽刺之能事，人物原型波及林语堂、赵元任、沈从文、梁思成、林徽因等诸多名家，自然不会放过“撕”周作人的机会。
《猫》这篇小说中的陆伯麟，其人物原型就被公认为是周作人。钱锺书这样描述陆伯麟：留一小撮日本胡子的老头儿……他两眼下的黑圈不但颜色象烟熏出来的，并且线形也象缭绕弯曲、引人思绪的烟篆……除掉向日葵以外，天下怕没有象陆伯麟那样亲日的人或东西。
留学日本的周作人娶了日籍妻子羽太信子，对于日本的文化社会等一切事物了如指掌，随手翻阅《知堂文集》就能看得出来，对日本文化的推崇可见一斑，而且他写的文章句法也偏日文，1944年还兼任过中日文化协会理事。
在小说中，钱锺书还特别强调了陆伯麟的“风趣”，借用袁友春在背后讽刺陆伯麟的话说，“读他的东西，只觉得他千方百计要有风趣，可是风趣出不来，好比割去了尾巴的狗，把尾巴骨乱转乱动，办不到摇尾巴讨好”。
此时的周作人，早已无暇顾及这位晚辈的嘲讽，而是在五年后单单举重若轻地拎出了“向日葵”。他在《饭后随笔·向日葵的神话》中这样写道：
“葵有二典：卫足，向阳，明末从北美洲输入中国，属菊科，“虽然它既不是葵，因为生得太高，即使叶能倾阳也盖不到它的根，那盘大的花也不曾见它团团回转，像陆机所说那样，大有张冠李戴的意思，不是十分妥贴的名字……它并不随日旋转”。
少了锋芒，少了训教，少了置气，甚至都没有了讽刺，只是一句“不随日旋转”的科普，就足以把所有的讥讽嘲笑消解。这种四两拨千斤的文字功夫，周作人在晚年已经用得炉火纯青。
作为周作人晚年的作品，《饭后随笔》可以算作是他本人对自己过往的反思和总结，读者眼中的“无心之笔”或许恰恰正是善于曲笔的周作人所真正表达的意思。
对三五年前乃至十多年前的旧事，以这种“一文一史”的方式自言自语，虽然有些隔空喊话的无力感和明日黄花的沧桑感，但对于周作人而言，未尝不是一种他一直以来所追求的“苦趣”所在，以温和、冲淡之笔书写个人的闲适、寂寞与不平。
历代文人之间的“笔墨官司”，很少有像钱锺书和周作人这种，不仅持续时间之久，彼此回应之迟，而且双方都不肯戳破最后一张窗纸，只是以隔岸观火似的姿势不愠不火的反击。或许，这才是真正的文人吵架，即使再按捺不住，也都不肯把手中的书卷换成砖头朝对方扔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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