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有许多国家有吃饭难题，也有许多国家解决了吃饭问题。但因为“包产到户”而解决的，似乎一个都没有。世界上也的确有曾过许多国家“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但通过政治上的“拨乱反正”就免于崩溃而立刻转身腾飞的，似乎也未曾有过。是政治强暴经济，还是经济自愿披上政治的虎皮，二十世纪中国现象肯定会是最丰富的研究对象。我们可以研究一下从抓革命促生产的崩溃边缘到底泄漏出来些什么，让改革开放可以一举腾飞。
中国前三十年的强行工业化战略，一直是走的高积累低消费道路。邓小平们首先面临的就是这个战略惯性，而高积累的惯性一直持续了整个八十年代，一直冲到九十年代中期。按十年计，八十年代应该是积累率最高的。邓小平对此比较淡定，亦喜亦无奈。喜的是，高积累意味着高增长，长期成绩单有了。陈云李先念对此有些着急，担心影响了消费提高，显示不出改革新政的优越性来。全世界当时对中国的长期高积累一直有微词，我的经济学教授们也学舌忧国忧民。但后来显示高积累并没有出大乱子。中国至今仍然是积累率最高的国家，只不过投资方向上有所从生产性投资转向房地产开发了。
积累率，或者说是产出中的再投资比率，是一个比较笼统地概念。包含了多种结构上的分配。首先是财政上，财政支出中有多少是投向基本建设的，这是由政府掌握的，是前三十年的主要调控手段。其次是金融上，居民储蓄率和贷款投向，以及外汇收支等。中国老百姓过了多年勤俭日子，一直保持着世界上最高的储蓄率。八十年代的人民生活水平并没有随着收入提高增加太快，但储蓄增长速度是经济增长的几倍。虽然同样吃糠咽菜，但老百姓觉得账户里的钱毕竟算自己的，感觉上要好多了。直到后来用房地产掏光了普通居民的积蓄才转变了局面。同时外资流入增加，如八十年代的大城市许多市政设施是用日本政府低息贷款建造的（很遗憾用美元计价的早期贷款，最后因对相对美元的日元升值而人民币贬值，变成了高利贷）。
最能真实反映的应该是产出产品结构，即资本品和消费品的比例。进入八十年代，中国工业化进程加快，工业能力迅速向社办企业、集体企业、甚至民办企业扩散，而且轻工业的指数化扩大生产，都形成了对生产设备和材料原料的需求井喷，倒过来逼着重工业扩大生产。所以八十年代的高积累，有很大程度上是市场需求拉动的。正是这多重因素叠加，推动了积累率的长期居高不下。中央政府倚靠财政和国企等以往主要调控渠道，已经力不从心，不断被倒逼去顺应市场。当时政界经界一片惊呼失控。而今回首，正是由于这持续的高积累，才保证了中国工业化的持续深入并迅速完成。而且，这个过程表明，外资对中国的积累过程提供了锦上添花的作用，并不是决定性的。外资最大的帮助，是带来一些先进技术，并有利于双边的市场开放。
中国从五十年代初开始的加速工业化的赶超战略，到八十年代初已经被顽强执行了三十年，形成了强大的战略惯性，并已经具备自我强化加速的能力。邓小平接班的时候，像被历史的洪流卷裹着向前，速度越来越快，让整个领导层自己都害怕。几次调控减速，所能作的也就是控制一下货币发行量，强行下马项目等。但邓小平也不是寻常弄潮儿。他知道在经济上并不需要另起炉灶，只要通过政策调整，把前三十年积累积聚的能量释放出来，就足够能同时完成继续工业化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两个目标。
在1985年发现货币发行手段已经用尽后，他推出了臭名昭著的“军队经商”政策。固然是收买军队的需要，但我想他的初始目的肯定不是想放出腐败这只老虎，而是要放出军工生产力这只雄狮。中国的军事工业是技术装备水平最高的部门。从开始完全没有重武器生产能力，到70年代末，不仅能出口飞机坦克等传统武器，生产的导弹和雷达等也在国外战场上实用效果不错。而且，中国军工多年优先发展策略是备战，重技术积累更新换代和储备产能。每代装备都是少量生产试验使用为主，从来没有开足能力生产过，闲置生产能力相当大。让军工技术装备优势向民用扩散，是非常容易和能够快速见效的。事实上也是，八十年代市场上的彩电冰箱空调摩托，很多都是军工企业生产的。
当然，最重要的还是前三十年不断积累的国营重工业的生产能力，向轻工业和民营（集体）企业扩散。除了国营和大集体的企业继续增加外，从七十年代中期到八十年代，社队企业（后来的乡镇企业）、街道企业等迅速兴起，知青回城就业，三线企业的家属安置，甚至军工和国营大厂办第三产业等，都催生了新工业企业建立的高潮。一时间采购员满天飞，到处寻找设备和材料。八十年代这些新兴企业是没有进口条件的，他们所需要的所有技术装备，都只能是国产的。这个时候充分检验了以前重点发展重工业和基础工业的战略执行成功度，不知不觉中，中国已具备能力为扩大工业化提供装备！
其实，更早一些，在七十年代中后期，已经能感觉到中国工业化，正在接近爆发式增长的临界点。四三方案中的一个大项目，武钢一米七轧机工程1974年动工，1978年试车。随后几年，这个项目成了我的工业布局教授的口头禅。年年讲月月讲，一会儿大吹先进性，一会儿抱怨选址不当，武钢不具备配套能力。他既没参与决策也没参加建设，却祥林嫂似的让我们发笑。但他的鸡血点，反映的是整个中国工业界的兴奋度。当时全国没有一千也有八百个企业，都在翘首以盼等着这个轧机的产品。有了保质保量的大规格冷轧薄钢板，许多产品从不可能变成可能，多少产品质量会升级换代，生产的技术难度和成本都会下降。这一直是一个困扰的瓶颈。而这个项目迟迟不能正常量产，不知急死了多少厂长供销科长的脑细胞。
这反映出中国的全面工业化和那些进出口替代战略道路的不同之处。其他国家引进类似的设备，也许只是在出口产品单上多了几项，或者省了些进口的外汇而已。但在中国的全面自主的工业体系中，任何一项技术突破，其效应和成果都会被百倍千倍地放大扩散。即使是技术引进，中国的学习保持发展提高能力和效率，会远远超过其他国家。有了全面的工业基础，项目就不会因为国外的配件断供或技术人员撤离完全失败，不会因为产品换代或市场效益的变动，而浪费掉全部努力。这种种迹象，已经预示着中国道路最终取得成功。虽然当时人均收入水平还很低，但中国已经建立起了完整的工业体系，有自己的核心能力。在具体的单项技术水平上可能有代差，却已经和所有的什么“小虎”“小龙”不在一条跑道上了。
支持中国赶超战略的核心力量，也是前三十年积累的最大成果，应该是中国的产业工人大军。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时候，号称工人政党，还立过两任工人总书记，但本质都是些农民。因为中国当时工人阶级尚未成形。五四运动时，全国大约有200万产业工人（不包括个体手工业者和雇用五人以下的作坊）。三十年后，到1949年翻了不到一番，尚不足400万人。而且其中一半以上在轻纺码头矿山上作低技术工作。再过三十年，到1978，这个数字二十倍达到了8000万，这还是主要统计了国营和大集体企业的数据。可以说，中国的工人阶级，是在中共执政推动下新造出来的。可等到这个数字到九十年代再翻番时，中共却用“三个代表”作宣言正式背叛了这个阶级。
1978年的八千万中国产业工人，是世界上无与伦比的队伍。说他们普遍磨洋工不出力，是对他们多年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下流政治诬蔑。他们的现代性，超过中国所有的其他阶层。他们有着最高的工业文明素质：勤劳、守时、守纪律、会协作，能专注、有创造性。为了追求事业工作，随时愿意离开城市和家庭。他们不是包身工，不是流水线上的木偶。托抓革命促生产的福，他们经过文化和技术培训。许多人参与过技术改造和技术革新过程，参加过各种“三结合”和“攻关”小组等。所以他们还多少懂些企业管理，甚至懂些政治。
他们是中国工业化进步的真正财富和动力。无论是在创业打基础阶段，还是在后来的工业扩散和高速发展阶段，都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主体作用。这批工人，许多人都经历过不止一次的白手起家，参与过工矿企业从无到有的建设全过程。在后来中国工业迅速向民营企业扩散时，许多新厂就是靠着请几个国营大厂的老工人，在业余时间来指导帮助建立起来的。他们能够将设备购置工人培训管理组织等全套企业架构，迅速搭建起来形成生产能力。所费不过一点加班费和农副产品礼物。我想在全世界任何其他地方，都不可能有这样低成本高效率的事发生，也找不到这样多素质全面的工人。世界经济界一直在惊叹德国和日本二战后的迅速恢复能力。当时工厂被炸平，企业破产，顶尖科技人员连逃带虏。唯一健在的和依靠的就是这些国家的熟练产业工人。正是文革后中国工人的素质，已经全面超过世界上其他国家，所以中国的赶超战略，才有了根本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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