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是个极其时髦的词，人们几乎每天都见到它，听到它。说到“民主”理念的实现方式，人们首先联想到的恐怕是一人一票的选举，是自由的、不受约束的、竞争性的、多党之间的选举。在很多人的理解中，民主与选举几乎是同义词：民主就意味着选举，选举就表明有民主。选举说到底就是挑出一批精英治国。“民主”不再意味着由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平民自己直接当家作主，而意味着人民拱手将治国理政的权力交由一小撮获得较多选票的精英打理。
经过底层民众一百多年的争取，到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普选在欧美各国终于基本实现了。 3这时，有人开始意识到，即使完全实现一人一票的普选，代议民主也未必是真正的民主。
1956年，当赖特•米尔斯出版《权力精英》一书、揭开美国民主面纱背后的军事、经济、政治精英网络时， 6他曾遭到不少批评家的嘲讽，认为他的研究不够专业。7但四年之后，谢茨施耐德（1892-1971）出版了《半主权的人民》一书，从另一个角度揭示出相同的事实：民主、共和两党的动员对象主要是社会的中上阶层，忽略了人口的另一半——几千万不参与投票的选民。他对风行一时的多元民主理论提出了强烈的批评，指出：“那种认为有压力集团的存在就可以自动代表所有人的看法不过是个神话”；“多元主义天堂的问题在于，在天堂合唱中，上层阶级的音调太响亮”。8谢氏那时刚刚卸任美国政治学会主席，谁也无法以不专业为借口挑他研究的刺。
20世纪60年代末，这样的出版物多了起来。1967年，心理学家威廉•多姆霍夫（1936-）出版了《谁统治美国》；9 1969年，政治学家西奥多•罗伊（1931-2017）出版了《自由主义的终结》； 前一本书十分畅销，后一本书引起学界热议；两本书都再次对多元民主理论产生巨大冲击。的确，虽然社会中存在种种利益集团，但它们之间并不存在多元民主论所说的平等竞争。相反，在政治影响力的角逐中，某些有强大财力做靠山的利益集团占据压倒性的优势地位：它们可以雇佣专业游说人士，可以为选举提供金钱支持，可以用种种方式对政府决策施加影响（比如威胁政府把投资移往别处）。这些强势利益集团也许会摆出一副追求公众利益的姿态，但那不过是掩盖其寻租行为的幌子。利益集团之间这种不对称的竞争，根本不是民主，只会导致公共政策的议程设置被少数人绑架，使政府成为特定阶级的工具。
在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政治精英”（Political Elite）、“权力精英”（Power Elite）、“精英主义”（Elitism）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关注。也许是意识到票选内在的局限性，一些人群开始通过动员的方式推动体制外活动，由此形成了一轮政治参与高潮和所谓“新社会运动”的高潮，如反战、反核、环保、女权、少数族群、社区等运动。10投身社会运动，使一大批民众迸发出参与政治的极大热情，展现出非凡的能动性。12一波接一波的游行、示威、静坐、抗议、占领突破了西方既有体制的束缚，将一系列以往被遮蔽的经济、社会、政治问题提上议事日程；用德国学者克劳斯•奥菲（1940-）的话说，“新[社会]运动的行动空间就是非制度化政治的空间，这是被自由民主与福利国家的理论与实践排除在外的空间”。
当时占统治地位的代议民主理论对蓬勃兴起的参与热潮无法作出内恰的解释。 如此一来，新社会运动的兴起不仅造成社会运动理论生机勃勃的局面，14也激发一批理论家开始反思代议民主理论，提出一些倡导民众直接参与政治的新理论，如“直接民主”（Direct democracy）、“参与民主”（Participatory democracy），以及后来出现的“协商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
突破代议民主框框的政治参与对现有经济、社会、政治秩序构成巨大挑战，引起保守思想家们的忧虑、甚至恐慌。他们认为，在常规政治之外，各个社会群体的“非常规”政治活动（即选举投票以外的活动）对政府提出了“过多”的要求，导致政府管的事越来越多，政府财政不堪重负。16更严重的是，这些“非常规”政治活动严重削弱了政府的权威，人们对政治领袖与政治体制的信任度急剧下滑。保守派在学界的代表人物塞缪尔•亨廷顿（1927-2008）于1975年发表的一篇文章用“民主瘟疫”来形容当时的局面，他确信，“六十年代展现出来的民主活力给七十年代的民主提出了统治能力（governability）的问题”。 17同一年，亨廷顿与一位欧洲学者、一位日本学者代表美、欧、日三边委员会提供了一份报告，题为《民主在危机中》。报告第一段话为西式民主描绘了一个近乎四面楚歌的图景。虽然报告声称对“民主制度”仍有信心，但它所说的“民主制度”有特定的含义。18亨廷顿严词驳斥这样一种说法：“治疗民主罪恶的唯一处方是更多的民主”；他坚信，在当时情况下，用这个处方只会火上浇油，造成更糟糕的局面。在他看来，当时各种问题的根源是“过度民主”；其处方只能是用两种策略对民主进行限制：一是很多问题不必政府管、不必用民主的方式处理；二是民主制度的有效运作需要一定程度的政治冷淡、需要一些人与一些社会集团不参与政治。如果实在做不到第二点，他希望所有社会集团都能自我约束；19显然，这无异于缘木求鱼。
很快，随着撒切尔夫人于1979年担任英国首相、里根于1980年赢得美国大选，一场新自由主义风暴席卷全球。20打着“私有化”与“自由市场”的旗号，新自由主义实行的就是亨廷顿推荐的第一种策略：“让国家缩水”。21这实际上就等于“把民主私有化”， 22“让民主缩水”，23 “消解人民”，24 “民主的终结”。 25亨廷顿推荐的第二种策略无法大张旗鼓地推行；作为替代，欧美各国（尤其是美、英两国）采取了一种以攻为守的策略：向全球推销西式民主（亦即代议民主），其潜台词是告诉本国人民：你们拥有的政治制度就是丘吉尔所说的、唯一的、最不坏的选择。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起，创立于1941年、预算主要来自美国政府的“自由之家”开始变得空前活跃起来；1983年，美国政府又新设了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这一策略至少在短期内产生了效果。从图二我们可以看到，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整个80年代，关注“直接民主”的人减少了，对“参与民主”的讨论没有增温。
在那个年代，撒切尔夫人有一句口头禅：你别无选择（There Is No Alternative）。据有人统计，她在讲话中使用这个口头禅达五百多遍，以至于有人给撒切尔起了个绰号，就叫TINA。她所谓“别无选择”是指，除了在经济上的私有制、自由市场，政治上的代议民主，世界已别无选择。1989年初夏，美国国务院日裔官员福山把撒切尔“别无选择”的说法上升到了历史哲学层面，发表了一篇题为“历史的终结”的论文。在这篇名噪一时的论文中，福山说：“二十世纪开始时，西方对自由民主的最终胜利充满了自信；到二十世纪接近尾声时，似乎转了一个圈又回到了原点。结局不是像某些人曾预料的那样，出现了‘意识形态的终结’或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趋同，而是经济和政治自由主义完完全全的胜利”。
福山之所以敢大胆预测“历史的终结”，是因为在他看来，人世间已不再有关于“大问题”（例如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的斗争与冲突；人类社会已抵达意识形态演化的尽头，西式自由民主制度已无可争议地变为各国独一无二的选择。此后，人类面临的唯一问题是如何实施西式自由民主的具体技术细节。在那篇文章的结尾，福山几乎难以掩饰自己的得意，但却故意流露出一丝胜利者不再有对手的失落感。据他说，历史终结以后的世界将会变得非常无聊：不再有艺术与哲学；只有在博物馆里才能看到它们的痕迹。26
福山文章发表后不久，苏东前社会主义国家纷纷易帜，发展中国家也纷纷踏上了“民主化”的道路。一时间，“民主化”成为西方社会科学研究的显学，历史似乎真的走到了尽头：虽然代议民主不能尽如人意，但它仿佛是人类的唯一选择。
代议民主的颓势
首先，全球的“民主化”障碍重重。“民主化”开始仅仅几年后，就有一批国家遭遇了“民主崩溃”（democratic breakdown）或“民主逆转”（democratic reversals）。剩下了的转型国家虽然每隔几年就会来一场轰轰烈烈的竞选，但选举的过程与结果让西方怎么看怎么别扭，出现了一大批非驴非马的“民主制”。27于是，西方学者不得不煞费苦心为这些“民主制”加上前缀修饰词，如“非自由民主”（illiberal democracy）、28 “有限民主”（limited democracy）、“受限民主”（restricted democracy）、“受控民主”（controlled democracy）、“威权民主”（authoritarian democracy）、“新世袭民主”（neo-patrimonial democracy）、“军人主导的民主”（military-dominated democracy）、“半民主”（semi-democracy）、“低质民主”（low-quality democracy）、“伪民主”（pseudo-democracy）等等，不一而足。后来发生的几场“颜色革命”不仅没有挽救“民主转型”的颓势，反倒加剧了人们对“民主转型”的疑虑。
第一，代议民主实际上不是“民主”而是“选主”。前文已反复提到，“代议民主”偷换了“民主”的概念：“民主”原指“民治”（by the people）；“代议民主”不是民治，而是由人民选举产生的代议士行使治权（rule by representatives elected by the people）。换句话说，代议民主不再是人民当家作主，而是由人民选出精英来为自己做主。
第二，代议民主选出来的“主”不是全体人民选出的，不是“民有”（of the people），而是小部分选民选出的。 在三十五个经济合作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中，投票率最低的为38.6%，最高的为87.2%；投票率最高的五个国家中，三个实行强制投票；在三十五国中，美国的投票率排在第三十一位，低于60%。33这里的投票率是全国性关键选举的投票率；其它类型选举的投票率一般要低得多。以美国为例，国会选举的投票率基本上在40%左右波动；34地方选举，如州一级，县一级或者镇一级的选举，投票率一般都在25%以下。35别国的情况大同小异。 36由于当选者得票往往是刚刚超过投票者的半数、甚至低于半数，可以说，代议民主制下选出的“主”几乎没人能得到超过半数合资格选民的支持，是少数人而不是多数人选出来的“主”（rule by representatives elected by minority of the people）。
第三，表面看来，选民手中的选票可以决定谁当选、谁落选；实际上，只有极少的人可以成为候选人；选民只能在特定候选人中做选择。在代议民主制下，候选人几乎都是通过政党推举出来的。谢茨施耐德的经典著作《政党政府》开宗明义在第一段话中便说：“政党创造民主；没有政党，现代民主是不可想象的”; 40 类似的话，还有其他不少著名政治学者重复过。41他们这么说的言下之意是，选举需由政党组织的；没有政党，选举无法进行。当政党制度运作正常时，选民要么支持台上这个党的候选人，要么支持几年前下台那几个党的候选人。这好比朝三暮四或者暮四朝三，选民其实没有多少选择的余地；无论他们怎么选，其结果都是精英统治。
麻烦的是，欧美各国政党制度的运作越来越不正常，其最明显的标志是，认同政党的人越来越少。1972年以前，超过七成美国人要么认同民主党，要么认同共和党。此后，对两党都不认同的“独立人士”（independents）越来越多，但依然少于两大党中至少某个党。422009年以后，美国政党政治出现重大变化：“独立人士”的比重既超过了共和党，也超过了民主党。假如他们构成一个单独政党的话，它已是美国第一大党，占美国民众的45%左右； 43但在美国那种“赢者通吃”（winner-take-all）的选举制度下，这些选民支持的独立候选人当选的机会微乎其微；在某种意义上，他们手中的选票都成了废票
第四，由于两大支柱（选举制度与政党制度）都有严重的内在问题，代议民主必然是一种“不平衡的民主”、48 “不平等的民主”； 49是少数人受益的“民主”，而不是“民享”（for the people）的政体。近期一份在西方引起很大舆论震动的研究，分析了美国政府在1981-2002年间制定的1800项政策，其结论是“经济精英与代表公司的利益压力集团对美国政府政策有显著的影响力，而代表普通民众的利益集团与一般老百姓的影响非常小、甚至完全不存在”。50主持该项研究的学者相信，在美国，政治影响力分布得如此不平衡、不平等，它的政治体制实际上已不是民主制，而是寡头制。
（本文摘自《抽签与民主、共和：从雅典到威尼斯》，曾单独发表在《中国政治学》2018年第一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