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中筠：弃旧革新是民族兴衰所系，不是应付或迎合外人
方今“改革开放四十年”是热门话题。在当前形势下，“反思”是关键词。反思什么？为何总是进进退退，道阻且长？前进的步伐不谓不大，而倒退的危险始终存在，甚至一不小心可能前功尽弃，何以故？
这方面论述林林总总，其中不少真知灼见。本人只是从历史的角度，就几点个人的感受，略述一得之愚。
◇ 前人的功绩不可抹杀
首先，中国向着现代化方向的改革开放绝不止40年，应该至少是近180年，常听到的一个说法：中国用了30年走完西方300年的道路，这完全不符合客观事实，无视前人的努力和贡献，如果扣个帽子，应该算是“历史虚无主义”。
再早的姑且不论，从鸦片战争后一批士大夫开始睁眼看世界算起，至少已经走了近180年。在这期间一大批先行者做出的努力、牺牲和贡献，造成光辉而悲壮的历史，不容抹杀，值得敬畏。前人的成绩是今天继续前进的基础；而原来阻碍前进的因素也顽强地存在，仍然起着阻碍的作用。前人已经解决的、克服的，又不断回潮。中华民族的劣根性积重难返，现代化任重道远。
何谓现代？一般以工业化为分野。工业社会以前的农耕、狩猎、畜牧等等为“前现代”。工业化绝不止于产业革命由手工到机器生产，而包括与之相配的整套政治体制、社会结构、教育文化等各方面根本性的变革。
一个不争的事实：中国是文明古国，有悠久的、曾经光辉灿烂的文化，农耕文明悠久而成熟、精致，代表着一个高度。
另一个不争的事实：中国与以欧美为代表的西方相遇时，已经落后。从何时起落后？史学界有不同的看法，大体上从14-15世纪，也就是欧洲走出中世纪，而中国还在皇朝往复中停滞不前。曾经高度发达的古代文明正成为阻碍变革的沉重包袱。
因此，现代化与开放分不开，没有国门的打开不可能产生根本的变化。而这个开放，就是向欧美早发达的国家开放。180年前如此，40年前亦复如此。只有在中国的大门打开，面向当时先进的西方之后，现代化进程才得以开启。因此，一百多年来，每一轮的现代化改革都与开放分不开。
从教科书上学到的，就是从鸦片战争开始，打了一系列败仗，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所以一部近代史就是帝国主义侵华史。这种概括十分片面，既是对前人的不公平，也不足以客观对待历史，认真吸取经验教训。
姑且不论这些战争是否非打不可，哪些是可以避免的，以及当政者一连串的误国举措。只说客观上所有这些战争和不平等条约，对中国起的作用就是开放门户，刺激中国人从天朝上国的迷梦中觉醒，开始有民族国家意识，在不同程度上唤醒了一批知识精英，不但引进现代科技和先进的经营模式，促成了从无到有的初期改革和建树，而且开辟西学东渐，在这片古老的大地上吹进新风、开启民智，落实到行动上的洋务运动和走向宪政的努力，尽管那些努力未能取得预期的成功，其所起的奠基作用功不可没。
直到世纪之交庚子之乱，清皇朝已经腐朽昏聩到那样的程度，在朝中还有一批有眼光、有担当的高官，认识到中国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戮力图变、图强。有拼死力谏的京官，有敢于“乱命不从”，保住大片国土免受蹂躏的封疆大吏。在野则新潮汹涌，出现一大批以天下为己任，为挽救民族危亡争取革新而奔走呼号的志士仁人。在这过程中不论朝野都出现了以命相搏的烈士。在外强逼迫、朝野合力之下，最高掌权者也终于接受变法、立宪。不过已经太晚，革命爆发。
辛亥革命以后直到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这段时期是中国全面开放大踏步走向现代化的时期。教育、实业、新闻、出版、文化、社会风气，乃至对外部世界的认知，都全面走向现代化。现在有所谓的“黄金十年”（1927-1937）之说，并不确切，这个过程远不是从1927年开始，而是更早，至少早十年，第一次欧战发生之后，列强暂时顾不上东方，也给了中国发展的空隙。
这二三十年中的口号是“XX救国”，如“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等等各方面精英人才辈出，奠定了中国各个领域自主自立，繁荣发达的现代化雏型。更宝贵的是思想活跃，当时世界各种思潮都进入中国，一度形成新的百家争鸣的局面。仅民族工业一项，在短短二十年中日常生活必需的轻纺、日化以及食品工业实现国产化，去掉“洋”字（如“洋火”、“洋布”、“洋蜡”、“洋灰”……等等），这是了不起的成就。可贵的是，这个成就不是靠人为的“抵制洋货”，而是靠以价廉物美的产品占领市场实现的。在社会结构上出现了新兴中产阶级。尽管百年积弱，在内忧外患中屡遭挫折，其为后世造福有深远的影响。（详见《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实业家》，《经观报》2018.）
◇ 最近一轮改革开放
在经历了众所周知的曲折弯路以后，最近一轮改革开放从1978年算起。这是经历了一场人为的大浩劫之后的重建，称作“拨乱反正”，实际上是在一切领域回归常识、回归正常生活，恢复正常人性、人伦。
“前三十年”，也不可一概而论，初期亦非毫无建树，“阶级斗争”时紧时松，经济建设一直在日程上，人民生活总的有所改善。到1957年那个特殊的春夏之交之后，国内国际都以“阶级斗争为纲”，一浪高一浪，建设全面逆转，日益丧失理智，直到1966年之后达到高峰。对外“帝、修、反”一起反，达到彻底孤立，却以世界领袖自居，不是引领现代化，而是倡导“世界革命”，在“自力更生”口号下闭关锁国，经济上脱离世界发展的潮流；在思想文化上“封、资、修”一概否定，“在一切领域实行专政”，文化形成沙漠，经济濒于崩溃。
1976-—1978年是大转折。对外开放与国内改革同时进行，相辅相成。以后的三十多年中实现了经济腾飞，大面积脱贫成绩显著，其中挫折也是一代人心中之痛，不必详述。仅略述几点促成进步的亮点：
（一）对外战略
1. 对时代的看法：一切对外政策和行动的基础就是决策者对我们处于什么时代的看法。简单化地说来，前后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
之前：延续列宁的理论：“帝国主义走向全面灭亡；社会主义走向全面胜利的时代”。只要帝国主义存在，战争就不可避免。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也就是再发生一次世界大战，资本主义就告灭亡，共产主义就实现了。这一理论在中国发展为：“不是革命消灭战争就是战争引起革命——最后消灭资本主义”。二战后，特别是到60年代，亚、非民族独立运动兴起，被纳入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组成部分，所以给予大力支持。
之后：逐步转变为“和平和发展的时代”。世界大战可以避免
这样一个180度的变化不是一朝一夕达成的，在高层经过几年的时间慢慢达成共识。要点是：承认第三次世界大战不是不可避免；资本主义社会并不在衰亡，西方国家并非以灭亡中国为目标，世界革命不会马上到来，两种制度可以和平共处，还可以共同繁荣。在这一认识的前提下，才能够集中精力发展经济，才能敞开大门，全方位地改善与发达国家的关系。这个效果我们已经看到了。
2. 对谁开放？对西方，主要是美国
以前并不是完全没有开放过，在“一边倒”，与苏联尚未反目之前，可算“半开放”。后来又划分“三个世界”，以不发达国家和革命组织为友。所以真正的开放，是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开放。
尼克松访华，中美解冻是毛泽东留下的遗产。没有这个开头，邓小平和其他领导人要改变可能阻力要大得多。毛与斯诺谈话在全国一直传达到基层，这个大逆转只有作为“最高指示”在当时“理解也执行，不理解也执行”的气氛下才不会遇到对抗。不过当时联美是为了反苏，有策略性质。并没有改变对战争的看法，还继续“深挖洞、广积粮”，只不过把最危险的战争来源由美国变为苏联，根据集中对付一个敌人的原则而有此决策，更重要是美国正在考虑转变对华政策，是双向的。
“改开”以后对美是作为大战略，不是策略，坚定不移，并与国内改革紧密结合。证据之一：有一次清华张光斗教授在与共青团的讲话中仍根据老调子，说对美是策略，反帝原则不变。邓小平借一次接见外宾之机，重申与美国的关系是大战略，点名说那位教授的讲话是“胡说八道”。事实上，与美国关系正常化，整个对外关系的一盘棋就活了。日本、加拿大以及其他与美关系密切的国家都争先恐后，先于美国与中国建交，联合国席位问题也先于尼克松访华而解决。
◇ “反霸条款”的意义
现在一般人不太注意的是奠定中美关系的《上海公报》中的“反霸条款”：
“任何一方都不应该在亚洲—太平洋地区谋求霸权，每一方都反对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其具体所指在美方是收缩战线，陆续减少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例如停止越南战争、撤出在台湾海峡的第七舰队，减少在日本以及其他亚洲国家的军事基地（包括把冲绳归还日本）；在中方则是停止输出革命，亦即不再支持东南亚国家的反政府武装斗争，也可以理解为没有在这一地区称霸的野心（此后中国也真的实行了）。“其他国家”显然主要是指苏联。这一条款非常重要。因为美国原来对华的“围堵”政策的依据就是防止中共的革命蔓延到这一地区的其他国家。这样，一个造成两国敌对关系的关键性的现实因素就排除了。以后与美国的《建交公报》和关于售台武器的《八、一七公报》以及1978年与日本缔结的“和平友好条约”都重申了这一原则。
（二）解放思想：真理标准的讨论。
核心在取消“两个凡是”。也就是任何人的思想言论都不代表真理，都应以实践来衡量。反对个人崇拜，把人造的神从神坛上拉下来，还原为人。既是人，就可能犯错，不必言听计从，可以揭露、批判。这一思想解放在当时产生的实际效应，一是为一大批冤假错案平凡，受迫害的幸存者得以恢复正常生活；二是以实践为标准，崇尚务实，打破了诸多阻碍经济改革的教条迷信。更重要是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说真话的权利，使人们从谎言中清醒过来。这里用了“在一定程度上”的限制词，因为这一权利始终没有完全恢复，以至于“真话不能全说，至少不说假话”成为名人名言。不论如何，在相当一段时期内，真话率大大提高，文字狱显著减少，有人比之于一次“再启蒙”。
其他如提倡尊重知识、为“臭老九”脱帽、恢复高考（取消领导批准）、开放自费留学，等等，不必赘述。
（三） 如何接受苏联解体经验教训？
在那个关键时刻，中国决策者采取的态度不是“兔死狐悲”，而是与之切割开，提出的经验教训是：因为他们没有改革，没有让老百姓过好日子，所以我们更要坚定不移地继续做好自己的事，继续改革开放，改善人民生活。于是而有著名的“九二讲话“。对外关系强调不以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为转移。继续重申：不当头，永不称霸，韬光养晦。在当时的特定条件下，“不当头”的含义是在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剧变之后，克制自以为引领“主义”“舍我其谁”的冲动。这一明智的决策，使中国经受了考验，继续前进，而不是倒退。
以上粗略概述笔者体会的的几点促成改革开放巨大成就的因素，在今天的形势下特别值得强调。
当然还有开放市场经济，农业包产到户，农民进城务工，承认民营企业、利用国际市场，参与国际竞争、努力与国际接轨，参加WTO……，才有后来的GDP连续上升。这方面方家论述汗牛充栋，姑从略。
◇ 步履维艰，阻力何在
180年来，无数仁人志士为中国的现代化前赴后继，但是似乎总是走不上康庄大道，往往进两步，退一步，或进一步退两步，甚至大倒退，走上歧途。在“崛起”的呼声高涨的今天，又遇到了难以逾越的险阻。前一节提到的几个亮点，似乎每一项都在反转。何以至此？
◇ 历史痼疾
自“睁眼看世界”以来，每一轮的变革遇到的挫折，有一以贯之的相同点，近二百年前如此，今天依然如此：
1. 永远在“急起直追”之中。由于痛感落后差距之大，需要“迎头赶上”，急功近利成为惯性，把民间智慧“磨刀不误砍柴工”丢弃一旁，就是不肯下磨刀的功夫。行“拿来主义”，貌似捷径，称之为“后发优势”，实则为劣势，因为创造发明的艰苦探索不能由他人代劳，真正的“秘笈”并未学到手，结果每一个阶段都是夹生饭，而且永远在追赶之中。
2. 未能以法治代替人治。重大改革措施依赖掌权者的意志和权威，通过政策、法令推行，而未能以立法固定下来。而况整个法治体系未能建立，即便有法也可以凭长官意志选择性执行。无论多“英明”的决策，免不了人亡政息，甚至前功尽弃。
3. “体用”的情结挥之不去。改革到一定的程度就遇到“夷夏之辨”的坚硬内核，对“西化”的拒斥和恐惧油然而生。在士大夫是文化观念问题，在当政者更是特权利益问题。“拿来”器物或制造器物的技术（不是科学）非常顺利，而进一步触及现代文明的制度和思想文化，就百般阻挠。在这方面头脑清醒的先行者往往境遇不佳，甚至蒙上“叛徒”、“汉.奸”的污名。从晚晴的郭嵩焘到今天，都是如此。
4. 现代化的最终目标是什么？是走向社会公正，普惠黎民百姓，包括物质和精神，包括人权和尊严，还是实现大国、强国梦？与外国交往重面子，还是重实惠？“宁予外夷，不予家奴”，一掷千金实现万邦来朝的“盛况”，对温饱尚未解决的小民有何意义？与此有关的，就是一切施政的目的是保民，还是保官，保权？这个问题不解决，改革就失去方向。
5. 官民关系主次颠倒（民当然包括商）。这是最根本的。归根结底，谁是国家的主人？谁养活谁？实质上，从亿万富翁到升斗小民，都需要仰官府的鼻息。从晚晴以来，不论名义上如何称呼，终究是专制制度，没有健全的法治。只是有些时期内乱、外患，削弱了官府力量，客观上掌控力不够强，没有达到无孔不入的大一统，舆论没有全部归顺，执政者还有所忌惮，所以民间力量有一定的发展空间，一度思想活跃，文化多样化。
除了历史的痼疾之外，还有几点新因素：
1）曾经一度从理论到实践消灭私有制，倡导阶级斗争。这是前所未有的。因此四十年前启动的一轮改革必须解决对私有资本合法性的承认问题；
2）权力空前集中，官府掌控能力空前强大而无孔不入；
3）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前三十几年改革开放积累了空前丰富的资源，支撑了上述第4点的虚骄的“强国梦”。不受监督的权力与资本结合达到空前强大。
4）“体用”的含义，最初是“取西人器数之学，以卫吾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薛福成语）。现在“体”是什么？有好事之士正在致力于把两千年前祖宗之学与后来新认的祖宗——一个十九世纪的西方人——180年前的部分言论相结合，经过裁剪，任意诠释，迄今尚未见能令人信服的“体统”。
这些新旧病源四十年前的改革都未解决，留下倒退的隐患。当时为克服阻力，提出“不争论”、“黑猫白猫”、“摸着石头过河”，这一务实的取向对扭转积弊，跨出第一步有其必要性，但是许多基本观念没有取得共识，在继续前进中没有进一步澄清思想。例如：
——私有财产问题、民营企业与国企的地位问题、对市场经济的认识，始终未有定论。官方“调子”时松时紧，忽而打压，忽而优沃有加，都带有权宜之计的性质。在私有产业受法律保护的诉求上，亿万资产的企业与被城管粗暴驱赶的小贩在本质上是相同的，是同呼吸共命运的，只是大企业家在得意时意识不到这一点。
——思想界乐道的“真理标准”大讨论，事后证明也仅适用于一时，不久“两个凡是”就回潮，只不过主语随机变化，于今尤烈。说真话的权利又被收回。
——在大家记忆犹新，最易取得共识时，未能彻底否定“文革”。仍为尊者讳，特别是没有从制度上总结教训，以致这样一场祸及全民的浩劫，竟在一代人中被遮蔽，被努力忘却、淡化，甚至似曾相识的言论、思维方式又在某种契机卷土重来。
——在旧的信仰和阶级斗争为纲的价值体系崩塌以后，没有建立新的全民认同的价值体系，实践与理论严重脱节。饱受匮乏之苦的十几亿人追求丰裕生活的欲望和才能一旦释放出来，产生无比巨大的能量，创造了无比巨大的物质财富，而另一方面精神贫乏，导致拜金主义盛行、腐败丛生、特权横行。在社会矛盾尖锐化时，人们向往平等廉洁的“好时候”，却无新的精神资源，新的途径，只能凭记忆，或传说的神话向后看。正如晚晴以来屡次发生的现象：清醒的、符合常识的、道出真相的言论被封杀，人物被污名化。无数次历史实践已经证明为祸国殃民的，从义和团到“文革”式的反理性、反常识、反逻辑的思潮，竟然在21世纪的后工业化时代又有了市场。
——急功近利，不肯下功夫磨刀之苦果，已在今年多起轰动效应的事件中突显出来，不必赘言。
然而世界已经进入后工业化，或称数字经济时代，聪明的中国人也已“迎头赶上”，在某些方面的成就令世人瞩目。结果如一畸形的巨人，一只脚跨入后现代，一部分头还在前现代，形成巨大张力。更加雪上加霜的是，几十年所享受的、历史上最有利的国际环境和历史机遇有失去之虞。
所有这一切都呼唤根本性的变革。这是中华民族兴衰所系，是十几亿中国人福祉所在，而不是应付和迎合外部的压力。不过“祸兮福之所倚”，在内部动力不足，或阻力太大时，外部压力也许反过来起助力作用。大门已经自己打开，绝不是像180年前那样被炮舰轰开。一代、两代的中国人是在睁眼看世界中成长，在与国际接轨中前进（不论是主动还是被动）的，不可能回到闭关锁国。如能认真继承先辈的宝贵遗产，吸取失败的教训，21世纪的中国人无论如何应该比19世纪在思想上有所长进，是所至祷。
（2018岁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