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到绝境是飞瀑——知青的77

体检以后，我们进入了新一轮的焦虑——等候、等候、再等候。

姐妹俩依然老老实实地下地干活，同时，我们意识到关于如何应对政审的问题提到了议事日程上。为什么我们对这个问题如此重视和敏感，这是因为我家有过这方面的惨痛教训。70年代初，在石柱落户的三姐有一个回城的好机会，但却被一个有预谋的诬陷而葬送掉了。她的同窗好友、和她同吃同住同劳动的亲密伙伴，在决定她命运的关键时刻，向干部揭发她偷听敌台广播。当母亲得知这个消息之后气得全身发抖。家里的“小伙伴们”全都惊呆了。万万没有想到，那个长得如此秀丽，连说话都会脸红的女娃儿，却原来是一个“浦志高”。此事非同小可，如果不及时澄清事实，三姐就会被打入另册，不但无法返城，极有可能坐牢。母亲立即动身乘船东下，到石柱县去带着三姐奔走相告，找到有关部门和干部申诉要求正本清源，最终三姐洗清了身上的污点，但是却错过了那次回城的机会。自然，与那位诬告者彻底拜拜了。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因此，我和五姐不得不高度重视政审即大队干部写鉴定的这一关。我们大队的赵书记是个老好人，但他的权力常常被那个从来不给群众好脸色看的杜副支书篡夺了，而我们从没打算给这个杜书记送“皮鞋”，所以，不但上次代课的事被他一手调包，而且他平时碰见我们姐妹俩也跟见了仇人式的，常常无厘头地怒目相向。另外，去年我和五姐曾先后回城治病，很容易被别有用心的人抓到把柄，从而在鉴定上做手脚。所以，这个问题成了我们一直以来的心结。

还好，天无绝人之路。恰缝这个时候。“重庆市社教工作团”驻进基层大队。我和五姐商量后由我出面找他们谈心，以备万一。记得，那是一个春风和煦的下午，我走了几里路来到工作小组的住所。他们是重庆沙坪坝派来的工人师傅，一行四人，队长姓卢，中等个子面容干净和善。当他弄清我的动机之后，平静地，不带任何感情色彩地轻轻问了一句：“你们觉得自己表现如何嘛？”我一下噎住了，不知如何回答。我这个人，遇到这一类的应激状况，首先是反应慢，其次是越想说越说不出来，或者是越应该说却越不愿意说。所以，就僵在那里了。我的脸开始发烫，估计被憋红了，然后，在自己都毫无准备的情况下，突然哽咽起来，而且越哭越伤心，哭得那四个工人师傅面面相觑，而我自个在伤心中同情地历数种种状况：两年来，我们出工在前收工在后；烈日炎炎的夏天，为了去掉自己身上的骄娇二气，我们坚持不戴草帽，哪怕晒得头昏眼花、脸上起泡；我们赤着脚，下到冰冷肮脏的水田，结果脚上长满了难以忍受的粪泡；好多个夜晚，我俩或我一个提着马灯到大队开会，来回路过冒着蓝色灵火的坟湾；我们爬山涉水，顶着日晒雨淋参加公社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巡回演出……我们为向生产队长讨还生活费，遭遇他家的恶狗追咬……我们住在棺材木门的猪场土房里，长期遭遇氨水的袭击……想着想着，我越来越伤心。但是，到最后我却依然哽咽着简单说了几句，大意是我们姐妹俩除了生病需要治疗，其它时间都在老老实实地劳动，然后，提了一下代课被调包的事，但未提及有人送皮鞋，因为涉及到那位知青和她可怜的老父亲。父母给我们的言传身教是“祸从口出，管好自己的事，不要轻易伤害人……”

哭了说了，也就释怀了。

后来，我们和工作队的马师傅和施师傅成了好朋友，回到城后，父亲还带着我们俩去拜访过他们。

 

自从检查身体以后，我们天天伸长脖子、竖起耳朵听公社的广播，企盼从里面再次传来天籁之音。一天两天三天……日子长得没法打发了。

终于有一天，邮递员送来了一封信，是五姐的录取通知！欣喜若狂打开一看，啊，重庆医学院医学系医疗专业。我们又一次拥抱和惊叫起来。过了两天从家里传来大哥的好消息，他也考上了心仪的学校和专业——西南师范大学外语系英语专业。大哥考上大学一点不出乎人意料，他原本就是南开中学的高材生，英语棒棒哒，所以，南开中学到开县招聘知青的时候，专门将他召回母校做教师。再过了两天，我得知闺蜜被重庆大学冶金系轧钢专业录取了。

我身边的亲友都如愿以尝。难道早产儿真的没有资格和他们比翼齐飞吗？我开始沮丧失落，像患了强迫症一样，反反复复地反省自责：为什么不下功夫多背一些历史地理？为什么对数学那么抵触？为什么夜里复习时，不能少睡一个小时……心悲痛欲绝地呜咽，而眼里却毫无视像，呆呆地坐着，对什么都失去了兴趣。现如今我是一个无颜见江东父老的无能之辈。五姐安慰道，发录取通知的时间远未结束，应该还有希望。母亲最了解她的早产儿的心思，很快写信发话，说如果我考不上，就顶替父亲到长江航运管理局工作，然后再考虑参加78年的高考。回城是没有问题的。我思来想去，如果未被录取，这条路是上上策。为什么呢，一怕夜长梦多，政策改变；二是从长远的角度考虑，即便将来考不上大学，我也乐于继承父业。家人都知道，我打从开始有了思维起，就当众宣布过“长大要当女船长”的远大理想。

那一天，我怀着既羡慕又失落的心情陪五姐去公社办手续，刚出门就远远地瞅见一个黄军帽在麦田里游离而来，我的心陡然提到了嗓子眼，呆呆地立在原地不动。黄军帽笑嘻嘻地递过一封信来，我俩的眼睛立即冒出了火花。我用颤抖的手拆开信封——录取通知书，重庆第三师范学校高师（大专）政教专业。我愣在原地。什么是高师？从来没有听说过。为什么是政治专业？这不是我的志愿。我填报的所有志愿都是中文。我在填报志愿之前，征求过我的恩师——重庆第25中学校的资深语文教师吴齐先生——的意见，他一再建议我填报“四川大学中文系”，在他眼里我是一朵文学尖尖荷。眼前这张众里寻它千百度，日有所思夜有所梦的录取通知书，在我手中很快变成了一根鸡肋。那个时候，我还不懂得一名写作者的综合素质是何其重要，我还不知道许多作家往往并非科班出生或者根本就没有上过大学，我肤浅地认为中文梦的破灭即为文学梦的破灭。于是，在半推半就中将那根决定我一生命运的鸡肋，无可奈何地放进了衣兜。

 

“呜……” 从长寿县到重庆港的客轮就要起航了。

最后一次来到了那个熟悉得令我心碎的小码头。就在这个码头的石阶上，曾经坐着两个文弱的姑娘，有一个已经奄奄一息了——身患重病的我靠在五姐肩膀上，引颈渴盼母亲的到来。那时，我们已经弹尽粮绝了，妈妈再不来的话，不要说治疗费，就是每天两碗小面都保不住了。一连几天，我们从医院出来就来到码头上等候，一次次看着陌生的旅客散尽，一次次听到离港的客轮呜咽着说，姑娘，不要傻等了，回去吧……然后我在五姐的搀扶，悻悻然迈开虚弱的步履，吃力地一步一消停地往台阶挪动。第四天，我们终于盼来了救星。当妈妈和四姐的亲切而熟悉的身影出现在跳板上的时候，五姐欢呼雀跃：“来了，来了！”而我却没有站起来，我连笑的力气都没有了，然而有一种前所未有的安全感跃然于心。一直等到我的病痊愈之后，母亲才敢对我说，她一下船就看到脸色惨白的我，完全像一个死娃娃。当时她的腿都差点拖挪不动了。可想而知，妈妈当时是用了何等的勇气和毅力才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的。

次日回到亲爱的山城，住进市中区道门口的重庆第一人民医院，我的病情渐渐得到控制和缓解。妈妈又一次说：“我说嘛，我小六就是命大福大，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是的，亲爱的妈妈。真正的幸福降临了！无论是川大中文系，还是师范政教专业，只要我终于平安地回到您和爸爸的身边，这就是最大的幸福。再说，全国考生570万，我有幸地成为20多万佼佼者之一，不管是本科还是专科，您的小六都没有辜负您的希望。我对着滚滚东去的长江感叹，爸爸妈妈，我是你们最小最弱的女儿也是你们的骄傲和荣耀。比较起那500多万落榜的同胞，我是多么的有幸，比较起那些生命不幸搁浅，深圳葬身海底的知青，我应该知足了。

 

      那个恐怖夜晚，就像粘在我心上的一幅壁画，永远都无法挖去。

     “哥哥呀，哥哥呀，我的哥哥，你好可怜哟，你就这样走了，我不要你走啊……”一阵惨烈的叫声，将我从梦中惊醒。我侧目而望，就在离我病床几步远的门外，一个十来岁的小女孩，扑倒地上担架的一位死者身上发出小狼般的哀嚎。死者原本和我一样患的是胃出血，刚从乡下赶回来急救，但是太晚了……我不敢看下去，赶紧将被子拉上蒙住脑袋，泪水汹涌而出。小狼般的哭号就像一根根钢针扎在我虚弱的猛烈跳动的年轻的心脏上。我觉得自己就像一个溺水者，整个人无法遏制地往下沉，呼吸就要停止了……那个恐怖如裹尸布的夜晚，让我在惊恐中悲恸，在悲恸中后怕，如果我再晚一步，岂不同样的下场。

   “哥哥呀……”

18岁的哥哥，你就这样走了。如果你不走，肯定会参加高考，或许是一名青年才俊。But……

     往事不堪回首。我站在船舷边，用颤抖的手指在衣兜里悉心摸索那张如金似玉的通知书。珍惜这个千载难逢的学习机会吧，否则愧对无数个18岁的哥哥姐姐的在天之灵。他们曾经的美幻和渴盼……都寄托在我们这些活着的时代宠儿身上了。安息吧！18岁的哥哥姐姐。和你们比较，我是多么幸运。笔触这里，那个恐怖的夜晚，那个小妹妹狼嚎似的哭喊，遽然从天而降，猛烈地撞击着心之闸门，一时间泪眼模糊……

 

    不一会儿，轮船经过石门——我与五姐曾经生活了两年的地方。别了！憨厚老实的贫下中农，曾经热心关照我们的乡亲。别了！山坡上的那两座小坟茔，在饥饿和疾病中夭折的大眼睛男孩。别了！山梁上的小土房和那盏陪伴我们熬更守夜的煤油灯。别了！曾经的委屈、苦难和悲伤！别了！见证了中国农民的艰难岁月和知青特殊年代的山山水水……

 

     轮船逆水而上。强劲的东风，吹拂着我的头发和衣襟。此时，我并没有那种“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的勃勃雄心。茫然地望着滔滔江水，内心涌出陈焕生进城那种惶惶然不可知的情绪。即将开始的新生活：老师和同学、科目与学问……毕业以后能当好一名教师吗……数不清的未知，就像这讳莫如深的浪涛，汹涌而来。

   40年过去弹指一挥间。倘若说，我在事业与文学创作中，体现了一些哲思、发散性思维以及综合素质的运用，那么这一切都与那三年大专决定性和关键性的“基础教育”密切相关。换言之，如果没有重庆第三师范学校（重庆教育学院前身）的老师和同学们1095天的启迪与熏陶，我就不可能具备牢固的知识根基和形之有效的思维方式。其时，文革刚刚结束，“砸烂公检法”的后患还未肃清，1977年政法学院没有恢复招生，因此我们的师资，主要源于西南政法学院。印象很深的有雍琦老师精彩的逻辑学、任孟良老师始终面带笑容娓娓道来的党史课……此外，还有个别“黑五类”恢复名誉到学校任职，其中有曾被打成右派遣回重庆劳教的，原南京大学任教的胡大泽老师，他的近代史课充满哲理，幽默而深刻，深受后生欢迎。

总之，老师们渊博的知识，高尚的人格魅力和迷人的思维火焰，成为我终生受用的宝贵财富。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我的生命中倘若没有77年高考，就没有1095天的量的积累和质的飞跃，那么也就没有我后来拥有的一切。而对于此，一切与感谢有关联的词语都显得苍白无力。

 

德·贝多芬说：“痛苦能够毁灭人，受苦的人也能把痛苦毁灭。创造就需苦难，苦难是上帝的礼物。卓越者的一大优点是：在不利与艰难的遭遇里百折不挠。”我虽不是卓越者，但因为我经历过知青的磨难和1977年高考浴火的历练，于是，在以后的曲曲弯弯的人生道路上留下了百折不饶的足迹。

1977年以后，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我都在心里对自己说，有什么苦比得上知青时吃的苦那么苦？有什么难，难得住参加过1977年高考的人？

 1986年既为人母又为教师的我，背着孩子备考，完成了西南师大的专升本学业；在生命的每一个阶段，文学创作都是我孜孜不倦的追求。80年代末，我一度对诗歌着迷，曾经带着着诗稿到重庆歌舞团宿舍，向诗人梁上泉先生请教，他和夫人惊讶地说：“在这个浮躁的年代，还有年轻人热爱诗歌，真是太难得了。”在梁先生的推荐下，我的诗歌《老船长》发表在《现代工人报》上，后来陆续发表了一些诗歌、散文、报告文学。

为顺应时代对教育和教师的要求，在上世纪90年代末，我开始涉足于心理健康教育领域。我在五姐这位心理学教授的指导下，完成了中国科学院“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专业课程……我姐妹俩通力合作完成的论文《职业高中学生心理健康状况分析比照》在国内核心刊物发表之后，曾荣获柏林国际优秀科技成果奖。新千年以后，我出版了几部青少年心理成长作品，其中《花季前夕风满楼》被当当图书网评为五星级图书。

这一路走来，就像那首歌唱的：“历经苦难，痴心不改。”

呵呵……听起来，我是不是在如数家珍显摆自己的业绩？NO！我是在炫耀“77届”用苦难换来的光明。我知道，在“77届”绚丽的图画里，我只是一棵很不起眼的麦穗，而我的同学们、我的大哥、五姐和闺蜜以及他们的同学们——27万莘莘学子——在城市和乡村、国内和海外早已辉煌成了一波又一波的金色稻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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