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涌现了无数看起来很美（华而不实）的大师，借住西风东渐的先机以及朝廷洋务运动的变革的推力获得了

当时颇为稀有且极受社会推崇的洋功名，除了填补国内同学术领域空白之外，大多成为国民政府台面上的摆设，真正放下身段能土洋结合正视国情解决中国当务之急的却极少。自古至今，历届朝廷均主张“训民正音，宣讲官话”。赵学贯中西公认的语言天才，又有政府的支持，却未能对汉语拼音的推进起到多少作用，还不如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的业余成就。土共长征到了陕北，一群蓬头垢面的穴居者倒是重视汉语拼音化的研究，徐特立这个一门外语都不会的老派文人反而在快60岁的高龄在苏区进行汉语拉丁化拼音方案的试验，此事被记入《西行漫记》一书，这套拼音方案也成为1949年建国后大陆文字改革的基石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