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宗武早年留学日本，抗战前期进入外交领域，29岁担任外交部亚洲司司长的职务，专门从事对日外交工作，是当时国民政府里最年轻的高级外交官员。
在现在为蒋介石涂脂抹粉的今天，有关抗日的话题没有脑子还真看不出端倪。目前对高宗武的文献中，几乎都是把汪精卫写成投降派，把蒋介石写成抗战派。而高宗武更了不得，当看到日本条件苛刻时，毅然离开汪精卫，出走，不当汉奸！
真实情况是这样的吗？我认为这里面的烟幕很大。如果我们放弃偏见，不畏惧“为汉奸洗涤”的大帽子，我们便可以看出这背后的故事有多震撼。
首先，至少在中国宣战之前，甚至更早，蒋介石抗战的决心是不坚定的。在用空间换时间的借口下，类似于“何梅协定”那样的狗血事件，依然发生了，而且还有在内地仿效的危险。这样一种前提下，作为外交部亚洲司司长的高宗武，事情是很不好办的。我仔细研读以后，居然把高宗武的为难程度，和李鸿章的为难程度相提并论。
高宗武是蒋介石与日方沟通最依赖的人。谈判也好刺探情报也好，都得靠高宗武。所以国民政府给高宗武的经费是很充足的。
1937年8月9日上海发生了“大山事件”，两个日本军人闯入虹桥机场时被保安队所击毙，从而引发了“八·一三”淞沪之战。这种特殊情况下，高的谈判工作不得不暂时停了下来。不久，高辞去外交部职务，受命前往香港主持对日情报联络工作。
“八·一三”淞沪之战，我以前对于其意义理解的很肤浅。通过研究高宗武的工作，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日本军方“三个月内灭亡中国”的论调，是在“八·一三”淞沪之战中被打掉的。也就是说“八·一三”淞沪之战，使日本认识到，中国军队的战斗力，他们以前是大大地低估了。
于是，中日双方都出现了观念的变化：
日方不再过份相信自己的武力了：1937年11月5日，日本人游说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出面调停中日关系。
中方主战派气势低落，认为真的打不过日本人的。尤其是汪精卫，由主战转变成了主和。
作为中方最高统帅的蒋介石，也是左右不知所措。12月2日，蒋介石在南京召开高级将领会议，称不拒绝陶德曼调停。次年4月14日，蒋指示高再飞香港。行前，蒋对高说：“你自己斟酌决定吧，尽力而为。”高开始了新一轮的秘密使命。
也就是说，1938年年初，高宗武南下香港，蒋介石是知道的。
诡秘的是，就在高启程前，蒋一度改口让王宠惠通知高不要去了，后在周佛海的担保之下，高还是去了。老蒋是这样一个态度，无论高同日方谈判的结果如何，恐怕都是要背黑锅的。也就是说，高出了问题，没有哪个长官会出来扛。
接下来就出现了共产党里潘汉年密会汪精卫一样的故事。
这一年6月，高去了东京。蒋介石说高是擅自去的，高就有口难辩了。高到日本后，与日本陆军大臣、参谋次长等重要人物会见。在密谈中，高有意无意间给日方实力人物传达了一个信号：现在中国高层意见不一致，汪精卫等人有“和平主张”，蒋委员长还是要武装斗争。
听话听音。一个月之后，日本内阁五相会议根据大本营陆军部的建议，决定采取“推翻中国现中央政府，使蒋介石垮台”的方针，“起用中国第一流人物”，“酝酿建立坚强的新政权”。所谓“中国第一流人物”，无非就是汪精卫、唐绍仪、吴佩孚这些人。
高宗武从东京回到香港后，将行程写出报告，让手下送交了周佛海，并附有一信给蒋介石。蒋大怒，怒斥：“高宗武是个混蛋，谁叫他去日本的？”随即停止了高的活动经费。
这里面有没有周瑜黄盖的影子，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但是我敢说，高宗武是人类有史以来的第一托！第一挖抗高手！
自此，蒋介石“对日折冲”“试探和平”的形象就没有了，树立起了统帅全国抗战领袖的威望。而为这个形象顶雷的，就成了汪精卫了。
日本人对汪精卫的态度，还没有等汪精卫表态，国民政府军统就把汪归类了。
1939年3月21日，曾仲鸣在河内被错杀，汪精卫逃过一劫，极为震惊，何去何从一时难以抉择。高劝他前往欧洲或菲律宾，从此不问政事，甚至愿陪他返回重庆，唯不可与日本人再谈下去。
请看，前面一切都是高铺路，并间接说服日本策反培养鼓动汪精卫，汪现在回头还有可能吗？没有了。
1940年1月3日，高宗武、陶希圣两人在杜月笙的秘密安排下脱离汪组织，从上海逃到香港；1月21日，高、陶两人在香港《大公报》上披露汪日密约《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及附件，使汪派阵营内部一时大乱，这就是中国抗战期间震惊海内外的“高陶事件”。
高宗武走了，去了美国，蒋介石找不到了，汪精卫也找不到了。
1963年，原汪伪政府中周佛海的一个盟友金雄白(笔名朱子家)，在香港出版的《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一书中，说：“高宗武搞和谈，对公，是向蒋介石效忠；对私，则要由他包办。他最后的改变目标而抬出汪先生来，则以日本两度关闭了对蒋先生和谈之门，或许是他在失败中想死里逃生，也或许他暗中奉到了别一项的使命……”
这个话里面的话，恐怕后人不可能读出其全部含义了。
深得胡适晚年信任的史学家唐德刚，当年在美国也访问过高，高表示欢迎，却又言明在先，不谈敏感旧事。因此一般认为，高宗武生前不会再说什么了。高于1994年9月在美国离世，其时距汪精卫之死已有五十年，距蒋介石之死也有十九年。
或许历史本来就是一个擅长开玩笑的高手，不久前，一本尘封了六十一年之久的“高宗武文稿”，在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被发现。这是高宗武于1944年8月间在美国完成的一本回忆录，书名为《深入虎穴》(Into the Tiger's Den)，英文打字稿共两百五十四页，有十四个章节。从时间上看，其时距“高陶事件”不出几年时间。
此事过程大约是这样：2005年6月底，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客座研究员谢幼田(国民党元老谢持的孙子)打电话给陶希圣之子陶恒生先生，称该所研究员郭岱君女士在查阅当年美国外交官劳伦斯·萨斯伯里的档案时，意外发现一部“高宗武手稿”。陶先生立即与郭女士取得联系，7月上旬，偕好友、《中国时报》前驻美记者刘永宁驱车前往斯坦福大学校园，在郭女士热心帮助下，复印了全稿。
这本回忆录最终未能出版，或可找到一些合理的解释。但令人费解的是，高宗武生前为何从未声张？
自1940年离开香港二十七年后，高宗武曾去过一次台湾，并与昔日老上司张群会面，两人倾心交谈。张还让其媳杜芬陪同游览台北名胜，可见两人之旧谊。可事实是：此时蒋介石仍活着，倘若当年高宗武真是背叛了他，随汪而去，即使逆名不彰，以蒋的为人与处事，高也是无法登陆台湾的。而高官张群，也不至于如此款待周详。高甚至拟请面见蒋介石，尽管未果(高本人解释为：蒋不便接见旧日常见的僚属)，但他何以敢提出这样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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