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居海外忆北京
（作者不详）
在国外定居二十多年，回北京探亲就看到《北京晚报》上忆干面胡同旧二十七号的文章，无数往事涌上心头——一九四六年我由天津转学住进北平干面胡同二大爷家的这个小院，一住就是九年。这九年，在我一生光阴中可谓黄金季节。
二大爷和二娘待我如亲生，二哥达维、小妹丽维和我也情同手足。我住在小院北面中式小楼楼上西边的一间。二十七号西边是当时的美国学校。从我的小屋北窗望去，红砖大楼，灰砖墁地，满园郁郁葱葱尽收眼底。二娘俩口儿住东屋，二哥住中间。到了冬天为了省煤，我和二哥搬到南屋，南屋是白天全家活动的地方。每当晚上躺在被窝里听着由一台老旧收音机播出的听众点播的周旋、李丽华、周曼华等唱的流行歌曲，或孙敬修说的故事，甚是惬意。
从我的小屋下楼，要走一个沿院西墙的木制楼梯，楼梯上方装有镀锌瓦楞板的顶棚。那时的北京夏天常有连雨天，一下几天，尤其是在周末不能出去，呆在屋里听那雨打铁板的声音，是我最烦的时候。干面胡同是土路，老人都说，不下雨是“干面儿”胡同，车一过黄土飞扬；一下雨就变成了“湿面儿”胡同，满都是烂泥。
我上的小学是灯市口油房胡同里的育英小学，二哥也在同一学校，比我高两班。他是一个中规中矩、认真读书的好学生。和他一比我可就差了，在学校热衷于乒乓球，书包里永远插着两个球拍；回家养蛐蛐儿、养蝈蝈儿、养蚕、养蝎子什么都干过。27号东边有一个红十字会的大院，里面有一棵大桑树，我们总到那儿去采桑叶。就在大门内过道旁的一间小屋养蚕。每次新鲜桑叶铺上后，听见饥渴的蚕食桑叶的唰唰声真是过瘾。
那时候还没有半导体，人们时兴自己做一台矿石收音机，我也不落后，就到朝阳门外的马路边小摊上买矿石机的零件。那时的朝阳门外没什么房子，出了城门就像农村，马路两边有许多地摊。
矿石收音机装好后就放在南屋里，请大家来听，心中得意不已。那时最爱的就是《七侠五义》、《小五义》、《济公传》等，那些侠客们用的袖箭，实在令人向往。后来发现在东四牌楼下隆福寺街东口里路南有一个小胡同叫“弓箭大院”，里边有个黑乎乎的专打造弓和弩的工匠铺，还有书上说的袖箭：一个寸把直径的竹筒两端包紫铜边口，中间有一个强力弹簧。箭是竹棍带有箭头。压进竹筒，一按“消息儿”，箭像子弹一样弹出，可令人当场毙命。可惜我的胆子还没大到这个地步，最终还是没敢买。
让我自豪的还有就是自己一人办了份壁报，名为《闪电壁报》，用的是养蚕的那间屋当“社址”，挂一个牌《闪电壁报社》，自己编辑、剪裁、抄写、画图。每期出版张贴在育英小学走廊上的玻璃窗内，引来不少同学观看。有一期上面的一个智力测验中有一个“父”字。两个高班同学在我张贴时问我这个字念什么，我说父。他们马上“哎”地答应了一声嘻嘻哈哈地走了，占了我一个便宜。
我还在自己的小屋里办了个“图书馆”，那时我最爱去的地方是王府井。东安市场北门进去东路，经过了香喷喷的“五芳斋”等一些菜馆就是一大溜旧书摊，各类旧书一家挨一家。东安市场西门对过的三联书店等都是我每去必访的地方。书买多了，有一天心血来潮，我就把它们分类编号摆满了一书架。自己制作了借书证，分别送给二哥、丽维和一些同学，从此我的小屋又多了一些访客。
一九四八年，一次我和家里大人从天津回北平，前门火车站下车已经是晚上。雇了辆三轮，我坐在大人的腿旁回干面胡同。路经空无一人的金鱼胡同时，前面一排走着几个“国军”伤兵。蹬三轮的按铃请他们让路，他们说说笑笑地不理会，车就从他们的夹缝中穿过去。他们几个人围起来把车夫打的叫爷叫奶，完了扬长而去。这事在我的心灵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到了这一年的冬天，人们知道解放军已经兵临城下了。一天听见有人敲门，出去看没有人，关门后发现地上有一个纸叠的三角，打开一看是地下党送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北平的宣言。那时就朦胧地知道共产党、毛泽东……。
就在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那天，天安门前的红场和东西长安街上的喇叭响起了王莘作曲的《歌唱祖国》，配上广场和街道上多个喇叭交相辉映，“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歌声多么响亮，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从今走向繁荣富强……”，那歌声、那气氛、那感觉，终生难忘。
游行队伍通过天安门，第一次看见毛主席在城楼上向大家招手。游行过后，班上的同学和邻校贝满女中的同学马上到天安门前的广场上拉圈占地，准备晚上的狂欢晚会。那天的晚会一直持续到天蒙蒙亮、第一班有轨电车驶来时，才依依不舍地离开。
不久，干面胡同的黄土路铺成了柏油路，雨后的烂泥再也不见了。我们家西边的美国学校改成了越南驻华大使馆，东边邻居的房子成了阿尔巴尼亚驻华大使馆，我们家变成了一个宓静的“宝岛”。
有一天，从我的北窗望去，院中红旗飘舞，工作人员来去匆匆，大门口戒备森严。正在纳闷儿，大楼正门出现了几个人，那是越南主席胡志明，后面还有武元甲。再过一会，几辆黑色红旗轿车缓缓驶入院内，我高兴地叫出声来——下车的是敬爱的周总理。周总理和胡志明拥抱了一下，走进楼内，看得是那样的真切。
看见周总理的另一次是在前门火车站。当时育英中学只有两个名额参加市里组织的欢迎队伍到车站欢迎金日成。在北京站窄窄的站台上。周总理、金日成和我近在咫尺。
还记得一九五三年三月五日，天气阴霾，寒风飕飕，我被通知去参加“党的宣传员”会议。在育英四院的一间小屋里，主持人告诉大家:斯大林同志病危，命在旦夕。果然不久，广播中传来了哀乐。
从小学到中学都在育英上，对育英的感情自然深。育英是一个培养多方面人才的学校。在那种气氛的熏陶下，我迷上了音乐、绘画、文艺。
那时候，南河沿有个中苏友协，每个周末都有介绍苏联作曲家的音乐欣赏会，只是放唱片。从那时起我知道了柴可夫斯基，莫索尔斯基等的作品，并酷爱上了古典音乐。
干面胡同斜对面就是北京人艺，他们的话剧我都是头天晚上去排队买票。东单大华电影院的苏联电影我更是场场不落。后来我参加了育英贝满合唱团。1953年冬演出《黄河大合唱》我担任朗诵。全部演员和管弦乐队由十几岁的学生组成。虽然在音乐技巧上比不了专业团体，但是我们的激情一定不逊于他们。在北京二十六中风雨操场的一场演出中，当《怒吼吧，黄河》唱到最后重复六句“向着全世界劳动的人民发出战斗的警号”时，舞台已经和激情的歌声一起强烈地振动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多次重播了这个录音。我请二大爷、二娘、二哥、小妹一家人在干面胡同27号南屋聆听，他们惊讶地问:“这是你吗？”
一九五五年在中学的毕业典礼上，我代表毕业生致了词，总结了九年来我受到的培养和教育，也总结了干面胡同二十七号这个小院对我的孕育，我的人生态度就是在这个小院，在这个年代里铸就的。我从共和国诞生时的少年成为了新中国的建设者，后来又成为中华民族在世界上复兴崛起的海外见证人。虽然也历经风雨，这个态度一辈子都没什么改变。
在国外定居二十多年，心中始终忘不了干面胡同的小院，还有那些人们。二ＯＯ四年我下决心在干面胡同东口外买了个“小三居”。走到27号只需五分钟。每年回来小住，不时地去看看那依然屹立的小院和小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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