壮哉！谭嗣同“保中国不保大清”

壮哉！谭嗣同“保中国不保大清”

原创： 谌旭彬

 

 

文 | 谌旭彬

 

因参与“戊戌维新”，谭嗣同在历史上长期被贴着“维新派”的标签。

 

事实上，甲午年之后的谭嗣同，念念不忘者乃是推翻清廷。他实际上是一位“革命党”。

 

视爱新觉罗皇室为“贱类”

---

 

谭嗣同《仁学》一书，对清王朝充满了切齿痛恨。

 

政治伦理层面，谭嗣同否认清王朝的统治具有合法性：

 

“君也者，为民办事者也；臣也者，助办民事者也。赋税之取于民，所以为办民事之资也。如此而事犹不办，事不办而易其人，亦天下之通义也。……国与民已分为二，吾不知除民之外，国果何有？”

 

君主既以天下为其私产，视民众为犬马粪土草芥，则民众不必、也不会爱君主之国：

 

“民既摈斥于国外，又安得小有爱国之忱。何也？于我无与也。”

 

历史层面，谭氏直斥清王朝建国纯依赖血腥暴力：

 

“成吉思汗之乱也，西国犹能言之，忽必烈之虐也，郑所南《心史》纪之。有茹痛数百年不敢言不敢纪者，不愈益悲乎！《明季稗史》中之《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纪略》，不过略举一二事。当时既纵焚掠之军，又严蕹发之令，所至屠杀虏掠，莫不如是。……其残暴为何如矣！”

 

现实层面，谭氏认为，满清乃是历代王朝之中，残害民众最为暴烈者：

 

“其土则秽壤也，其人则羶种也，其心则禽心也，其俗则毳俗也，一旦逞其凶残淫杀之威，以攫取中原之子女玉帛，……马足蹴中原，中原墟矣，锋刃拟华人，华人靡矣。……锢其耳目，桎其手足，压制其心思；绝其利源，窘其生计，塞蔽其智术。繁拜跪之仪，以挫其气节，而士大夫之才窘矣；立著书之禁，以缄其口说，而文字之祸烈矣……十八省之华人，宛转于刀砧之下，瑟缩于贩贾之手。”

 

至于爱新觉罗皇室，在谭氏眼中，乃是“客帝”甚至“贱类”：

 

“素不识孔教之奇渥温、爱新觉罗诸贱类异种，亦得凭陵乎蛮野凶杀之性气以窃中国。及既窃之，即以所从窃之法还制其主人，亦得从容腼颜，挟持素所不识之孔教，以压制素所不知之中国矣，而中国犹奉之如天，而不知其罪。”

 

中兴清廷的曾国藩、左宗棠等湘籍名臣，亦被同为湘人的谭嗣同责备“负天下之大罪”，腆颜效命异族，“不以为罪，反以为功”。

 

基于上述切齿痛恨，谭氏在书中呼吁国人，不要将自己和满清统治者归为同胞，“吾愿华人，勿复梦梦谬引以为同类也。”

 

图：谭嗣同

 

谭嗣同成为激烈的“排满”先锋，与甲午之战清廷惨败于日本有极大关系。

 

谭氏出身官宦之家，其父谭继洵官至湖北巡抚，个人仕途也还算顺利。至少在1889年写出《治言》一文时，25岁的谭嗣同仍是清廷坚定的拥护者。文章中，谭氏虽忧心清廷敌不过西方列强，但坚信“中国圣人之道”不可变：“西人格致之学”虽然看起来不可思议，实际上也“皆中国所固有”。他给清廷开的药方是“立中国之道，得夷狄之情，而架驭柔服之”，即现存的政治理念、政治体制不可变，要学的只是夷狄的器械工艺。

 

甲午之战，谭氏“创巨痛深”，“绕室彷徨，未知所出”——愤激于清廷之无能，谭氏甚至赞誉身为侵略者的日本军队“神武不杀”，谭氏说，日本之胜，原因在于：

 

“善仿效西国仁义之师，恪遵公法，与君为仇，非与民为敌，故无取乎多杀。……嗟乎！仁义之师，所以无敌于天下者，夫何恃？恃我之不杀而已矣。”

 

亦是自甲午年后，谭氏不敢再讲中国之“道”比西方优越；转而承认西人“民主尤为大公至正”，主张“尽变西法”。其政治立场，亦由清廷的拥护者，转变为反对者，开始明确呼吁国人效仿秦末之陈涉、隋末之杨玄感，起来造反：

 

“东事亟时，决不肯假民以为战守之权，且曰：‘宁为怀、愍、徽、钦，而决不令汉人得志。’……故华人慎毋言华盛顿、拿破仑矣。志士仁人，求为陈涉、杨玄感，以供圣人之驱除，死无憾焉。”

 

图：谭嗣同著作《仁学》

 

践行“保中国不保大清”

---

 

戊戌变法前，康有为宣扬“保中国不保大清”。谭嗣同对这一口号极为认同，遂对康执弟子之礼。

 

1897年，康党利用与谭嗣同、唐才常等人的关系，集体进入湖南，秘密筹划“湖南腹地自立”，设立了时务学堂及南学会等新政机构。所谓“湖南腹地自立”，按梁启超向湖南巡抚陈宝箴所做解释，乃是“独立自任”，效防王莽末年窦融经营河西而佐复汉室、清初郑成功守台湾而存明正朔之榜样，使湖南成为腹地自立之省。

 

梁启超以窦融、郑成功二例游说陈宝箴，颇具深意——窦融之河西政权相对于刘秀之东汉，郑成功之台湾政权相对于爱新觉罗之满清，均拥有高度的独立性；二者俱不听命于“中央政权”，但“中央政权”亦未公开宣布其为叛逆。

 

梁启超游说陈宝箴之语，其实有所保留。康党的“湖南腹地自立”计划走得更远。

 

戊戌政变后，在南海康有为家中抄获了一份梁启超1897年写给康有为的书信。梁在书信中说：

 

“谭服（复）生才识明达，破例绝伦，所见未有其比，惜佞西学太甚，伯里玺之选也。”

 

“谭服生”，即谭嗣同；“伯里玺”，President之音译（晚清常译为“伯里玺天德”）。显然，康党有在湖南脱离清廷另立新政权的计划。

 

梁启超在其《戊戌政变记》内，也曾承认：康党在湖南期间先后成立的包括南学会、新政局在内的若干机构，在维新的公开面目之外，另有深意。梁说：“南学会实隐寓众议院之规模，课吏堂实隐寓贵族院之规模；新政局实隐寓中央政府之规模。”

 

康党在湖南的活动，俱是对“保中国不保大清”这一理念的践行。梁启超自承，当日康党主持湖南时务学堂，曾在学生当中大力鼓吹革命：

 

“吾侪方醉心民权革命论，（师生）日夕以此相鼓吹”，“每日在讲堂四小时，夜则批答诸生札记，每条或至千言，往往彻夜不寐。所言皆当时一派之民权论，又多言清代故实，胪举失政，盛倡革命。其论学术，则自荀卿以下汉唐宋明清学者，抨击无完肤。时学生皆住舍，不与外通，堂内空气日日激变，外间莫或知之。及年假，诸生归省，出札记示亲友，全湘大哗”。

 

康门弟子何树龄与康有为通信，内中亦有“注意大同国，勿注意大浊国……大浊国必将大乱，为人瓜分，独夫之家产何足惜！”等语。所谓“大浊国”，当然是“大清国”的隐笔。监察御史文悌在戊戌年弹劾康有为，曾特别点出康党将忠君与爱国割裂为两件事情，置大清国于不顾。戊戌政变后，清廷宣布康党罪状，其中一条正是：

 

“又闻该党建立保国会，保中国不保大清，殊堪发指”。

 

以种族革命为时务学堂的主要教学内容，是在来湖南之前，梁启超与康有为、谭嗣同等人商量好了的决定。梁的教学批语，对清廷的仇视极为明显。试举两例：

 

1、“臣也者，与君同办民事者也。如开一铺子，君则其铺之总管，臣则其铺之掌柜等也。有何不可以去国之义。”

 

2、“屠城、屠邑皆后世民贼之所为，读《扬州十日记》尤令人发指眦裂。故知此杀戮世界非急以公法维之，人类几乎息矣。”

 

前者鼓吹君主可以依民意更换，后者痛斥清廷开国无道，执政缺乏合法性。

 

除在课堂上向学生灌输反清革命的思想之外，谭嗣同还曾与梁启超、唐才常等人私印《明夷待访录》、《扬州十日记》等反清书籍，并添加批点案语，广为散播，且利用《湘报》公然为《明夷待访录》等书作广告。此可见康党活动之激进。

 

图：《扬州十日记》

 

此种激进，引起了湖南本地士绅如王先谦、叶德辉等人的警觉与批评。事情闹大后，陈宝箴欲调阅时务学堂札记。唐才常等人遂“尽一夜之力统加抉择，匿其极乖谬者，就正平之作临时加批”，伪造了一批新的内容温和的札记。但纸终究包不住火，陈宝箴仍下令将坊间已刊的《时务学堂课艺》“版片、刻本查出，一并销毁，严饬毋得再行刷印售卖。”一时间，康党人心惶惶，多有欲离湘者。

 

谭嗣同对此颇不以为然，认为既然要做事，就要有不惧杀身灭族的觉悟。在给乃师欧阳中鹄的书信中，谭氏写道：

 

“宗旨所在，亦无不可揭以示人者，何至皇遽至此！平日互相劝勉者，全在‘杀身灭族’四字，岂临小小利害而变其初心乎？耶稣以一匹夫而撄当世之文网，其弟子十二人皆横被诛戮，至今传教者犹以遭杀为荣，此其魄力所以横绝于五大洲，而其学且历二千年而弥盛也。呜呼！人之度量相越岂不远哉！今日中国能闹到新旧两党流血遍地，方有复兴之望。不然，则真亡种矣！”

 

当然，谭嗣同并不是在主张无谓的牺牲。谭氏深知，甲午之后呼吁维新是安全的，但呼吁革命大概率会掉脑袋。故在1886年，他曾写信给上海的汪康年，请他想办法替自己搞几张英、俄的免死“绿卡”。信中如此说道：

 

“传闻英俄领事在上海开捐‘贡’‘监’，捐者可得保护，借免华官妄辱冤杀，不识确实否？保护到如何地步？价值若干？有办捐章程否？嗣同甚愿自捐，兼为劝捐，此可救人不少。……嗣同求去湖北，如鸟兽之求出槛絷；求去中国，如败舟之求出风涛；但有一隙可乘，无所不至。若英、俄之捐可恃，则我辈皆可免被人横诬为会匪而冤杀之矣。伏望详查见复。”

 

图：左，唐才常；右，毕永年。二人与谭嗣同关系密切，均持反清立场。

 

借维新之壳，行革命之道

---

 

戊戌年北上担任军机章京，是谭嗣同后世被归类为“维新派”的主要原因。

 

但很多人并不相信谭氏会甘愿替清廷卖命。据革命党人黄中黄（章士钊）披露，谭氏北上的用意，绝非效忠清廷，而是与沈荩、唐才常等革命党人有所分工：

 

“（沈荩）持破坏主义（笔者按：指推翻清廷），出于性成。……荩其时已趋为实行家，而有诡秘之运动矣。荩之为人，夙不理于乡人之口，即维新家亦相戒不交荩。独嗣同、才常与谈天下前局，其旨趣虽有出入，而手段无不相同。故嗣同先为北京之行，意覆其首都以号召天下。迨凶耗至，才常投袂而起，誓为复仇，荩亦随之而东下……以嗣同天纵之才，岂能为爱新觉罗主所买，志不能逮，而空送头颅，有识者莫不慨之。”

 

谭氏师从欧阳中鹄。欧阳中鹄之孙欧阳予倩，也不相信“革命思想”浓厚的谭氏，会真心拥戴“维新”。欧阳予倩搜集家藏谭氏书信，于1940年代编成《谭嗣同书简》。在该书序言中，欧阳予倩披露：

 

“在他（谭嗣同）的著作中，他对清政府不满的议论颇不显明，他给我祖父的信里却公然说满人视中国为傥来之物，无所爱惜。可见他对于利用光绪行新政，不过认为是一时的手段。还有一事为证，就是他曾经秘密把《大义觉迷录》、《铁函心史》一类的书介绍给我父亲读。”

 

唐才常与谭嗣同私交甚笃，排满之志亦同。唐才常之弟唐才质，曾自兄长处闻知：北上前，谭嗣同曾托唐才常、毕永年往汉口联络哥老会，“且欲于京师结纳有志之士，以为策应，然后凭此二者之力而建功业”；接北上之电，众人皆贺，惟谭氏“忽忽若不怿者”，并不兴奋，且叮嘱唐才常秘密保持与哥老会的联络，不可为仇者侦知。

 

作为革命同志，唐才常对谭嗣同北上之行的定性是：

 

“虽役其身于清廷从事维新，而其心实未尝须臾忘革命。”

 

谭氏临行，与唐才常作别，口占一绝，内有“三户亡秦缘敌忾，功成犁扫两昆仑”之语，其颠覆清廷的用心，仍隐约可见。

 

康党“围园杀后”之谋难产，反清志士毕永年计划远走日本。在给毕永年的诀别信中，谭氏写道：自己决心静待“引颈”而死，但希望毕氏志气不坠，在海外为汉人觅得一块存种之地（“此行足为贵种觅一遗种之处乎？”）。可见谭氏至死，仍坚持排满立场。

 

章士钊说谭氏北上，旨在借维新之壳行革命之道，“覆其首都以号召天下”；欧阳予倩认为谭氏“骨子里的主张跟保皇的主张不同”；……这些都是很精辟的论断。

 

戊戌政变，谭嗣同慷慨赴死。其“革命立场”，则不幸被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篡改。

 

就义前，谭氏曾将自己所著《仁学》一书及其他诗文稿交给梁启超，并说“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召后起”。此句后被康党篡改为“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仁学》一书，本是谭嗣同托付给梁启超，用以“召后起”之工具，但在《清议报》刊载时，其中的“排满之激烈言论”俱被康有为指示删除甚至抽版。

 

这种篡改，极大地矮化了一位无双国士，矮化了他那为理想不惧杀身灭族的伟大精神。

 

图：法国《小巴黎人》报画刊绘制的戊戌年菜市口刑场

 

（参考资料：蔡乐苏等,《戊戌变法史述论稿》，清华大学出版社。黄彰健，《戊戌变法史研究》，中华书局。茅海建，《戊戌变法史事考》，三联书局。茅海建，《从甲午到戊戌：康有为〈我史〉鉴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谭嗣同集》，岳麓书社。欧阳予倩(编)，《谭嗣同书简》，文化供应社。《自立会史料集》，岳麓书社。唐才质，《戊戌闻见录》。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