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谈谈六四的原因：
- 物价飞涨，大家都感觉切身利益受损。当时我在北京读研，每月七八十元，学校食堂稍微吃好一点，要五到十元，一月工资根本不够花。电视，冰箱等家电一天一个价，搞得人心惶惶。另外国门大开，出现很多新鲜玩意儿，无不需要大价钱才买得到。记得我们看见一卖煎饼果子得老大，带着涂脂抹粉的妖精（当时就那么个见识），骑着崭新的摩托车从校园里飞驰而过，那份羡慕嫉妒就别提了。搞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成为大家的共识。大学教师工资偏低，奖金不高甚至根本没有。记得北大生物系春节才给每个教师才发半斤花生米。学校老师上课时也无精打采，经常讲二话，下面的学生也心领神会，彼此思想得到支撑。对比各地官员家属子女的腐败，大家更是愤愤不平。所谓人心思乱，都想在体制上有所改变，让普通老百姓在政策制定上有更多的话语权。这是六四的土壤。
- 文革结束后，国内政治环境宽松，思想活跃，也非常混乱。由于文革的巨大错误，很多老共党员对共产主义失去信心，向往西方民主制度。改革开放之初，中央台放了一部邓小平访问日本的记录片。电影中日本的高铁，梦幻般的城市高速公路震撼了很多人。许多老家伙当即发问：“我们这些年都干了些什么？”对比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南韩比北韩强，台湾比大陆好，西欧比苏联好，真理简直颠扑不破。所以从中央高层到基层，很多人都呼吁引进民主机制。胡耀邦，赵紫阳只是这种思潮的代表人物。在他们的支持下，民运人士异常活跃。北大塞万提斯像前，一个星期可以有几次民运集会，方励之，严家其等人都去讲过话。八六年科大闹事后，胡耀邦下台，也没对这些集会有大的影响。这是六四的火种。
- 当时大家还觉得中共政府是人民政府。文革是因为老毛昏了头，坏人乱搞。文革结束后拨乱反正，高层领导再怎么样也不会向民众开枪，有种法不责众的心理。加上胡耀邦去世后，几次游行，规模越来越大，每次都有突破过去的禁区，老共也没办法，更加强了大家这种印象。这是六四的催化剂。
六四以后，中共抛弃了人民政府的思维，转变为现代职能政府。在政治上全力维稳，加强意思形态的控制，忽视个人政治权利，对任何群众性的请愿或抗议一律强力打压。在经济上则全力追求发展，引进外资和国外先进管理和技术。虽然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大量的贪污腐败，但也给大多数公众带来了切实的经济利益。笔者在两千年出国时，大学的诸多老师还穷得叮当响。这两年回去，发现他们个个鸟枪换炮，很多开上了奔驰宝马。开长安福特的都感觉特丢人。这两年，老夫在美国接待的亲戚朋友也越来越多，而且个个到美国后都是大把花钱，搞得老夫倒很有几分惭愧。当然，老夫出来晚，在美国属于典型的loser之流。各位牛叉的可能另有看法。
抛开虚无飘渺的道德观，很难说老共的做法有什么不对。笔者曾在国内问过作家东夫，老共有无可能近期垮台？他的回答是：只要经济还在发展，就不会垮。其实，这个问题并不新鲜，当年台湾蒋介石和南韩的半独裁体制，也不讲多少人权。台湾五十年代初期的白色恐怖，后来的美丽岛，臭名昭著的江南谋杀案等等，南韩还爆发过更血腥的光州暴乱。但只要这些国家或地区经济一直在发展，政权就始终没有形成大的危机。昨天的六四因钱而乱，今天的老共因钱而重拾自信。所以老夫对反共者，不管你是运，独，还是什么wheel，有一点小小的劝告：要想打倒老共，首先要比老共更有钱。狗眼看人低，人眼见钱红。没钱？没钱歇一边凉快去。马克思的基本原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你必须实际证明比老共更好，能给民众带来更大的利益。光喊口号没用，也就自个找点心理平衡罢了。
这也是我对六四的反思：钱钱钱，命相连，人如此，国如此，党也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