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也是我人生的一个转折点，我本来被单位公派到日本，还脱产学习日语，由于64，公派日本流产。
作为大学青年教师，和高校几乎所有师生一样，当年是一边倒支持学生，反对戒严。我还参加了一次游行，对语言能力，逻辑水平极差的李鹏深恶痛绝，对赵下台极度失望。
我从小就喜欢对任何东西求根索源。当年和很多年青人一样，对中国的近代进行了反思和比较。在当年美日如日中天，中西差距巨大的大环境下，以及对复杂问题缺乏洞察力的情况下，结论自然是中国的体制出了问题，只有全盘西化才能救中国。
后来在西方国家待了20多年，对西方民主体制有了更深刻的了解，加上对中国后来近30年的大发展进行了分析，对国家管理和发展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庆幸中国国运在过去40年中太好了，只因有了邓矮子这个巨人，成功驾驭中国这条大船在正确的航道上行驶。
64的起因就是国家贫穷，价格改革不顺，官倒横行，脑体倒挂，造成知识分子和学生极度不满。后来胡耀帮被罢免，在学潮中心脏病发作而仙去，让学生的情绪失控，加上各种势力的介入，学潮就失控了。后来，学生在天安门绝食将政府逼到了墙角。在这种情况下，若政府答应学生的要求，最后就是一步一步被清算。在当时，中共高官的后代不搞官倒的几乎没有，加上美国背后支持，政府最后只有垮台，搞多党制一条路。
从表面看，多党制是西方国家走向繁荣，富强的主要因素。但从本质上看，西方国家的发展主要是靠科技，在此就不详谈了。国家管理是个异常复杂的东西，制度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但人的因素更重要。人的素质高，多党制就是一个互相监督，推进国家良性发展的好体制，否则，就会变成政党恶斗，互扯后腿，阻碍国家发展的恶制。多党制要有效，有几个必要条件。第一，各主要政党对国家大政方针要有共识，不能你搞公有制，我搞私有制。第二，国家没有分裂问题。第三，人民要有很高的素质，大部分民众要有理性分析问题和客观对待问题的能力。在当时，即使是现在，中国不具备其中任何一条。在当年工业基础薄弱，国人内斗基因强大，又有台湾，西藏，新疆问题的情况下，搞多党制的后果，只要有理性，是不难想到的。
中国人几千年的封建思想，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改变的。在封建思想的笼罩下，造成国人只有小聪明，没有大智慧，大局观。 在当前的国情下，让中共带领中国完成中华民族全面复兴，是唯一正确的选择。等到中国成为发达国家，人民素质普遍提高，不会为了抢夺资源而你死我活地斗，搞民主就水到渠成。
最后，向64遇难的学生，军人致以深深的哀悼和敬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