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以后，唯一的一个被追究责任的的人叫做汤大民，被逮捕判刑。事件发生时，他是中文系的助教，参与“八三”事件， 后来是南京市革委会委员中幸存到文革后期的南京师范“造反派”代表。
省委的责任是抛出吴天石等人，公开批判，新华日报发了二十篇批判文章。
另外，江渭清的回忆录《七十年的征程》（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中，说出了一个和吴天石1968年8月3日被迫害有关的事情。1966年8月，江渭清到北京参加中共中央委员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他曾经在电话上和南京谈过吴天石之死。接着，在讨论修改“十六条”（中共中央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定，1966年8月8日）的过程中，毛泽东和周恩来，曾经找他和谭启龙（中共山东省委书记）谈话。江渭清说他告诉了毛泽东和周恩来，现在，学生把人戴高帽子，拖上街游行，打骂侮辱，把人都搞死了。（江渭清回忆录，528页）。
实际上，北京的卞仲耘老师被打死后，红卫兵负责人宋彬彬等也在当天就向中共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吴德作了当面报告。但是吴德至今没有说出他是如何向更上面报告以及那些人是如何答复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