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母亲

来源: misfit 于 2018-05-05 08:34:42 [档案] [博客] [旧帖] [给我悄悄话] 本文已被阅读：次 (134216 bytes)

“见着了就别回头了！”

父亲冲着女儿喊。

女儿迈着蹒跚的步子出门，只带了一些随身物品。母亲又慌忙塞给女儿一些细软，“应急时去典点钱……”。

女儿身怀六甲，慌着去找已经上了轮船的丈夫，只匆匆抱着亲娘哭了两声。

命运就是这么无情。这一别，再见已是39年后。女儿在外开枝散叶，带回一大家子人来，见到的只是两座坟头。

女儿当时才19岁，那个肚里的孩子随后在横渡海峡的货轮上降生了，是我的大姐。父亲给大姐起名“刘台华”，我叫刘台平。

那样一个大江大海的年代，一介平民，谁又能怎样？

父亲出生在1918年的四川内江，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川军出川抗日，父亲三兄弟三抓一当兵。抽签抽到了已结婚的哥哥，而弟弟只有14岁，还是个上初中的嫩伢子。父亲二话不说，替兄从军。

川军魂雕塑

父亲当时已读到高一，入伍后因为个小人瘦，扛不起枪，学历又较一般为高，就被选到卫生单位，接受短训后分到部队当医护士，两年后，成了一名少尉医官。

从担架兵到医务士、医官，父亲一直是伤员最好的朋友，伤兵只要看到有红十字的医护兵，没有一个不大声喊叫：“医官快来！医官快来！”

父亲在世的最后几年，也开始怀旧，给我讲许多过去很少开口的他当医官的事。比如他说，战场上死伤不计其数，这是天命，救死扶伤只能略尽人事，“基本上轻伤才救，重伤不救！”

“不动的大部分已经死亡，不需救了”“要救的是会动的、会出声的！”

还有的是被震昏的、被打傻的、精神崩溃的……这些也不救，让他们自己好起来，救护队是无法分神照顾的。“真正要救的是小伤、轻伤战士。”父亲说到要害关键处。

父亲讲得最多的是他1944年参加滇西战役，父亲的一项工作是验尸。“那一仗打得太惨了!"他身后跟着几个勤务兵，每验完一个父亲就说：“阵亡！”“原因：杀伤！”勤务兵就跟着登记兵籍号码。至于身首异处、肢体不全、无法辨识的战士，连这道手续都免了，只有将尸首堆在一起，挖个坑就地掩埋了！

《滇西1944》剧照

“真正在一线打仗的国军，能活下来的不多。”每当父亲回忆这幕清扫战场的情景，眼泪都禁不住夺眶而出。

抗战结束后，转眼到了1947年，父亲跟随国军来到山东战场跟解放军过招。战场上的枪林弹雨不但没打死他，还让这个瘦干干的川东穷小子变成了一名高大英俊的国民党少尉，尤其是穿上笔挺的国军军服，更显得英俊、潇洒。

于是，这个时候，29岁的父亲遇见了我17岁的母亲。

青岛人爱赶时髦。我妈妈家住青岛胶县，就是典型的青岛人，宋美龄结婚时流行的婚纱、高跟鞋，我妈妈一点不落。

1948年父母亲的结婚照

1947年的山东已是国共内战拉锯的战场。今天“国军”进城了，明天解放军又来了，局势千变万化。一个好姐妹嫁了进城的“国军”，妈妈被请去当伴娘，伴郎就是我父亲。

那天妈妈打扮得不消说也是花枝招展，两人一见，就分不开了。

“当时我们不认识。”母亲说，女孩子家都是一个介绍一个对象，大伙儿都是在这种情况下结识的，“当时挑女婿、找姑爷都是这样，我们村就有几十对！”

问题是母亲当时已经有了对象。是一个儿时玩伴，当时已经当了解放军的中尉军官。“他书读得不如你爸，不过长得也很体面，就是木头了点！”

17岁的少女能懂什么？父亲很喜欢周璇与白光的歌，一曲周璇的流行歌曲《五月的风》就赢得了母亲的芳心。

红极一时的歌星周璇

在快跟父亲结婚前，母亲曾见过“儿时玩伴“一面。那是局势又翻盘的一次，解放军进城了，那个解放军军官到了母亲家，要母亲跟他走。

“走！这么容易吗？”母亲拒绝了他，“他们居然把我的头发弄坏了！”

他们是指“解放军”。解放军进城后，有人专门在街上检查仪容，母亲爱俏，烫了一个很时髦的头，被拦了下来。母亲当场就跟他们杠上了，最后，不仅头发乱了，高跟鞋也被敲掉了一个后跟。母亲是拎着一只鞋瘸着一只脚回家的。母亲从此对解放军有了意见：“哪有不让人打扮的？”

1949年之后，新中国女性开始流行中山装和工装

1949年，形势越来越乱了，“国军”回城的次数越来越少。当时母亲不但已与父亲速速成了婚，肚子也大了，天天等丈夫回来。外婆叫她不要再指望国民党了，“这次解放军进城估计是个长局，你嫁的是国军，待在老家不会有好果子吃，还是快快跟他逃了吧。”

到了春末，解放军大兵压境，“国军”准备从海上撤退台湾。父亲连夜冒险进城接母亲，却扑了个空。母亲怀着个大肚子出远门去看了一个她的发小，父亲只得凄惶跑回港口上船等待。

母亲一回来，外祖母就一顿埋怨，说：“你这个死闺女，这是什么时候了你还出远门，女婿已经上船了，不要你了！”

码头倒是不远，就在青岛沧口货运码头。可挺着大肚子，兵荒马乱的到哪儿去找人？外祖母哭天抢地：“命苦呀！命苦呀！往后怎么过日子呀！”还是外祖父说了句话：“你就让闺女试试吧！”

母亲显示出她一贯的敢作敢当，洒过几颗告别泪，就挺着大肚子出门而去。一路闯过无数铁丝网和机关枪，居然硬是闯到了码头上。父亲正在铁丝网的那一边焦急地张望。

母亲上船后，解放军已占领整个胶州湾，“国军”只剩几个码头，受命断后的许多部队来不及登船，被硬生生地抛弃在码头。

“登船时才让我见到了什么是打仗！” 母亲说她亲眼看到解放军追到港口，来不及登船的国军争先恐后想登船，船上的士兵着急开船，就噼里啪啦地朝自己人开枪，大片大片的士兵死在岸上，幸运上船的因为体力不支的也纷纷落水。

“扑通！扑通！像下饺子似的掉到海里喂鱼了！”母亲每每讲到这里眼里闪着泪光。

上船第二天，母亲的肚子开始疼了。整条货轮塞满了人，像是一个又脏又臭的沙丁鱼罐头。万谢船长恩准，母亲被转移到船长室生产。那艘货轮叫“台华号”，百感交集的父亲为了纪念，就为生下的这个长女取名刘台华。

转眼到台湾已是10年。

从大陆退守台湾的国民党部队及其家属聚居在一起，形成了眷村。

如今台湾四四南村的眷村

1958年8月开始，解放军忽然铺天盖地向金门发了50余万发炮弹，金门岛上“国军”猝不及防，损失惨重，一下死了3个副司令及几千名官兵，在台湾的每个人都惶惶不安。

我那时还在妈妈肚子里，仍在部队里当军医的父亲接到军令：立刻到基隆港报到，前往金门。

在当时的眷村，听到去金门好像去阎王殿报到似的，有的人会当场晕倒，有的像发了疯似的通宵哭闹。到我长大要服兵役时，有人抽到金门马祖，我们戏称抽到“金马奖”，无论谁抽到“金马奖”，莫不搥胸顿足，追悔懊恼。旁人听到有人“中奖了”，都高兴得拍掌叫好，因为那意味着自己又少了一分风险。

后来我弟弟服兵役时，因事请我母亲代抽，结果也抽到金门，母亲当场大哭。当时两岸已经不打炮了，但母亲直恨自己没有主见，“原来拿在手上的不要换就好了！”这段阴霾直到小弟服完兵役平安返台后才算散开。

父亲乘坐的军队补给船从基隆往金门出发。舰长是老行伍，航行了两天，也许是太劳累了，也许是多喝了两口，就交待大副，说快到金门就叫醒他。父亲当时也听到了，以为没事，也就去睡了。

不知道过了多久，父亲醒了，“咦，怎么还没到呢？也没有人声？”朝舰长舱走去，里面鼾声大作，再去推隔壁代理航行的大副房，大副正睡得死猪一样！

父亲感觉有点不对，冲上甲板朝远处一望，可吓坏了，对岸不光看得到灯火，还看到有灯语直对着这边急闪！他赶紧把大家喊醒，加足马力往回逃！

原来，船早已偏离了航道，驾驶兵也搞不清方位，马上就要开到对岸了。对岸解放军不清楚这船的身份与企图，是要投降还是要攻打，就拼命地打旗语，闪信号灯，但是毫无回音，已决定要轰沉它了。金门这边以为船叛逃，也在打信号要它快回头，一旦叛逃就必须打沉它。两边炮衣已经脱掉，随时准备发炮！

一船人生生捡回了一条命，但问题不能就这么完了。“国防部”大发雷霆，要求严格处置这桩乌龙事件，所有的军官，从船长、大副、二副、作战官、执行官及驾驶员等全被看管了起来。

父亲算是有功之臣，看准军方也不希望把丑事闹大，就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诉说，兄弟们太累了，这船来回跑了不知多少趟，人都疲惫极了，倒下去几天都醒不来，这不能怪他们。还有船上仪器年久失修，早被大炮、飞机震得失了准。说到激动处，他语不成声地哭诉，每次回台都带给眷属无数的死讯与骨灰，看着一群大大小小、男女老幼哭天抢地地哀号，真比杀了他还难受。

这件乌龙事件最后从轻发落，相关人员降级调差了事。

又是近30年过去。

人这一辈子，忽忽悠悠就到了老年，我有时也常想，我的父亲母亲他们这代人，到底是摊上了什么样的命运？两人相见不到一年就结婚，然后又是颠簸流离到台湾，然后又是吵吵闹闹度过中年，转眼已是人到黄昏。

父母合影

这大江大海过来的人，我们晚辈既不能强求他们什么，又能为他们做些什么呢？

1986年，我在英国伦敦读大学，暑假期间没有回台北，而是悄悄去了一趟大陆。那时两岸还没有开放，我这一切都是冒着相当的风险：我想替父母看一眼他们朝思暮想的老家。

在四川内江的小叔家，一个邻居大妈穿一身蓝布大褂，眼睛不眨地盯着我看，还过来牵我的手，笑嘻嘻地问：“你就是刘先洵的小孩？”

父亲名叫刘涤滨，在大陆的原名叫刘先洵。

小叔在一旁赶紧补白：“贤侄，这个就是你的大妈……”

哎呀！原来父亲在母亲之前真有另一个夫人！

我对此虽然也约略有所耳闻，但父母一直闭口不谈，此时看到眼里，听到耳中，见到真人，不啻如雷轰顶！

这位大妈正是父亲当兵之前在老家的原配夫人。家长包办，父亲不愿，两人领了证，却还没等到圆房，恰好赶上征兵，大哥又是已婚，父亲就借参军这个机会离了家！

原来父亲参军也不像他自说的那样高大！

只是苦了这个从无婚姻之实的女人。大妈认定了这个双方父母指定的夫婿，从此终身未嫁。

父亲的小弟，也就是我的小叔，看她可怜，将自己的儿子过继给了她。及至1949年全国解放，女人也并没有将那纸婚约撕掉，而是用油布裹了个严严实实，挖地半尺深埋，一直到我回去见到，还在痴心等着那个人回来。

1987年，父亲在我提前一年偷偷回大陆后，首回大陆省亲，此时两岸刚刚开禁。小叔特地安排人将同行的母亲拉去拜访亲戚，给了父亲和大妈单独相见的机会。

自1938年离家，至1987年再见，已是50个年头，从青春到白头，一个苦苦等候，一个娶妻生子，不知这样的相见，两人都说了些什么？又能说些什么？

可叹我那时心智不全，见到大妈只知道躲避，都不知体谅她的苦衷。而所有的七大姑八大姨们也都有意冲淡她的现身，怕妨碍了父亲的造访。

仿佛是为了扯平，在陪父亲回四川省亲之后，1988年，母亲不要父亲陪同，扯上同在眷村的几个老乡姐妹，也回了趟青岛。

据母亲回来后主动讲，她一回去就打探“那个人怎么样了”。不消说，那个人正是当年青梅竹马的解放军军官。十几年的感情，对方又对自己那么钟情，尽管几十年过去，心中始终充满愧疚。可惜听她老家的弟弟讲，那个解放军中尉不在青岛了，母亲还专门从台湾带了礼物期待能交给对方。心中怅然自是无法言说。

那个解放军中尉，是母亲一辈子的内疚，也是每每和父亲吵架时就喜欢搬出来的一章。

大哥、大姐和父母的合影

“我当时嫁给那个人就好了，我当时嫁给你真是瞎了眼！”“你看看我在这边带5个小孩，你一个月才600块，买一斤猪肉就要20块，你教我怎么活？还不全靠我出去打零工？”

这样的话，很难想象是从当年那个烫头发、穿高跟鞋的17岁少女口中所言。全因为到台湾后的生活确实过得凄惶。在货轮上出生的大姐最惨，小小年纪就跟着母亲出去打零工，做圣诞树，刷猪毛，钉鞋子……整个手都扎烂了。父亲作为一个小小的部队医官，挣得不多，又天天在外面跑，回到家里只有受打压的份儿。

母亲不爱我的爸爸。母亲大人在上，请原谅我大逆不道，但这是我的实话。

也不是他们谁的错。

从1986年我初回大陆，到如今2018，转眼又是30年过去。

时光啊，怎么就过得这么快。这30年里，我往返两岸之间，次数早已破百。父亲在1998年去世，享年80。他自1987年初回大陆后到去世前的十年多里，总共回了大陆三次。母亲更多，总共五六次之多。两人对大陆的感情，远远比对台湾的感情要浓得多得多。

母亲在家中最爱夸耀的一件事就是她的大青岛。饭桌上做了虾，她就会说，“我们青岛的对虾才好吃，你们台湾这个虾不好吃！”饭桌上摆了酒，她又会叫：“台湾啤酒有啥好的，我们青岛啤酒才好喝！”父亲则喜欢考问我和弟弟是哪里人，如果听到回答是四川人，就会高兴地发赏。母亲却一脸不屑地说：“有什么好夸的，一个山卡卡（山脚下）的破村子，哪比得上我们青岛？”父亲也蛮识时务，从不回嘴，只是傻笑。

父亲老家在四川内江的山村，他到死一直都是川音，口味也最爱川味。每次做了辣菜，他总要一边赞不绝口，一边往大哥嘴边夹：“川娃儿，棒老二(男生)一定要吃辣子才是！”吓得大哥捂住嘴就是不吃。

爽辣的四川美食

父亲对子女的国学基础非常重视，我从小喜欢英文，经常代表学校参加英文比赛拿奖。母亲每每都会在别的眷村妈妈前表扬我，而父亲则完全没我拿到书法比赛或作文比赛的奖来得高兴。

在他心中，很大一部分是因为当年跟日本人打仗的缘故，洋人没一个是好东西。后来我到英国念书，小弟在美国拿到博士，都曾有留下来的打算，但是想到父亲就都回来。

作者1983年赴英留学，与父母亲和姐姐于中正机场

父亲心心念念想着早日回到大陆。但事实难遂他愿。记得小时候满街的标语，最多的是斗大的8个字，“反攻必胜，建国必成”。

每次我牵着父亲的手路过，只要念对了，父亲都会夸我。父亲一直坚信，老先生会带着大家打回大陆。

到我高中毕业的那年，老蒋死了，父亲的这个想法才有所动摇。但他的理由不一样：“是美国人不让打，否则一定回得了老家！”父亲直到死前，最后一句话都是，“有没有可能把我葬在四川老家？”

今天，父母亲对家乡的思念我可以从容地写在这里，但历史从来是一个渐变的过程。如同河流突然的开闸，之前一定是有了承受不了的积蓄。

台湾的开禁也是如此。

1986年，我大着胆子去了大陆，又从深圳罗湖经香港回台湾，回来后觉得替二老圆了一个心愿，不免有些得意，进门就大声说：“我从英国回来的时候替你们去看过老家了，两个都去了！”二老的眼睛瞪得老大，大白天地不知谁“唰”地一下已经拉上了窗帘，爸爸呆在那里没动，妈妈上来就给我“啪”的一个耳光，“你造业啊？！作死啊？！”我举在手里的照片更是全部没收。

到了晚上，夜深人静，四邻无声。父亲悄悄把我拉到僻静处，一边夸我，“儿子，干得好！干得好！”一边把白天收走的照片一张一张地还我，急切地让我指给他看，哪个是谁，哪个是哪里。

我永远记得，父亲一边看一边哽咽，眼泪落在照片上的“啪啪”声。

父母的担心绝非多余。果然，回台湾不到一个星期，管区的派出所就上门了。“刘台平，你去大陆了哈？”“没有、没有……”“别说了，喏，签个字吧！”我一看，一张纸上赫然几个大字：不准出境一年。

这个状况倒未必是邻人告发。那个时候，两岸尚未开禁，深圳罗湖口岸遍地特务，一方面把台湾人进大陆的情况卖给台湾当局，一方面把大陆人偷偷摸摸去香港的卖给大陆。

不准出境到那时已经算轻的处罚。在戒严时期，与大陆通信是要杀头的。老实说，老先生掌权时大家不是不想家，只是越盼越没奔头，乡愁却因时间的累积越来越浓。军中老兵想家闹事的事件时有所闻，表面一片欢欣鼓舞，心底却全是乡愁的煎熬。到了小蒋掌权，胆子大一点的，或是倚老卖老的，就敢说几句了。再后来，偷偷通信也成了眷村公开的秘密。

被禁足之后，母亲拉着我去上诉，说全是为了她，不干儿子的事，希望抬抬手。对方倒也客气，“知道了，知道了，请你妈妈回吧。规矩就是如此，我们也没办法。”妈妈再闹，对方终于悄悄透了个底，“很快，大势挡不住……政策会变的。”

这是1986年的夏天。到这年底，两岸开始交涉，1987年7月14日，蒋经国发布“总统令”：自1987年7月15日零时起，废除在台湾地区已施行38年之久的戒严令。1987年11月2日，台湾入出境管理部门开始正式办理台胞赴大陆探亲登记。两岸的大门终于打开。

1998年，父亲去世了。可惜的是，尽管按父亲要求，墓碑上刻上了“四川人氏”，但他死后不久，陈水扁就把身份证上的籍贯一栏取消了，改以出生地代替。

历史的河流没能一直向前。

母亲在父亲走后，性子居然缓和了许多。她早早让儿女把她的名字也刻到了父亲的碑上，准备老来同穴。如今，父亲的碑上，刘涤滨、陆秀兰，两个朱沙红的名字并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