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林梅村：《丝路山水地图》的发现与最新研究进展 (一）

林梅村：《丝路山水地图》的发现与最新研究进展 

2018-03-21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2018年3月9日，北大考古文博学院研究生《考古学研究》春季学期课程由林梅村教授开讲，介绍故宫博物院藏《丝路山水地图》的发现与最新研究进展。

 

本讲座分为两部分：

《吴门画派与<蒙古山水地图>》

主要介绍这幅明代地图的来龙去脉和研究始末；

《故宫博物院藏<丝路山水地图>名实辨》

主要回答这幅明代地图在今年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展示后社会公众的一些疑问。

 

现整理要点如下：

 

第一讲 吴门画派与《蒙古山水地图》

 

 

前两节根据林老师撰写的一部学术专著《蒙古山水地图——日本新发现的一幅16世纪丝绸之路地图》（文物出版社，2011年）展开（注1）。

 

第三节《明宫廷御用的吴门画师》内容基于林老师2014年1月提交德国波恩大学汉学系举办的“中国和中亚地理和地图视野下的中亚及其周边地区”国际学术讨论会的学术论文（注2）。

 

一、失而复得的明代中期青绿山水地图

 

故宫博物院藏《丝路山水地图》又名《蒙古山水地图》，20世纪30年代流失海外，一直作为清代青绿山水画收藏于日本京都藤井有邻馆。2002年，北京两位收藏家出巨资将其购回，国家文物局中国文物鉴定委员会主任傅熹年先生最先发现此图年代应该在明代中叶。在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王世民先生的引荐下，林老师从2004年1月开始研究这幅明代地图。

 

《丝路山水地图》卷首《嘉峪关图》

 

这幅古地图采用中国地图传统方式——手卷式，幅宽0.59米，长达30.12米，绘于绢帛之上。该图卷首为嘉峪关（今甘肃酒泉），卷尾为天方国、红海和戎地面。天方国即伊斯兰圣地麦加（今沙特阿拉伯Mecca）。明代天方国和戎地面在以开罗（时称“米昔儿”）为首都的马穆鲁克苏丹王朝（1250—1517年）统治之下，明武宗正德十二年（1517年）灭于奥斯曼帝国（明史称“鲁迷”）。图上用红色方框标注了211个地名，虽以方块汉字标注，但是地名却包括了蒙古语、吐火罗语、粟特语、突厥语、回鹘语、波斯语、阿拉伯语、亚美尼亚语等9种语言。如果不明西域地理沿革，根本不知所云。

 

古代书画一般都是前有画名，后有题款、年代和作者署名。这幅山水地图却没有留下任何信息，林老师最初猜测此为古董商出于经济利益考虑，刻意剪裁过。不过，新证据表明，这幅地图手卷原来应该有两卷，第二卷佚失，林老师将于讲座第二部分讨论这个问题。

 

《蒙古山水地图》之名，来自此图背面清代著名书坊尚友堂题签。如果这个名字确为此图原名，那么题签上所谓“蒙古”指称雄欧亚大陆的蒙古四大汗国的后续王朝。这个题签上的楷书为清末民国初年流行写法，《蒙古山水地图》或许在这个时期流入北京琉璃厂尚友堂书肆，并被题签和编号，后来被藤井善助购藏。

 

尚友堂《蒙古山水地图》标签

 

中国古代地图采用两种方式绘制：第一种是东晋裴秀倡导的“计里画方”形式；第二种是山水画形式，如《京杭运河全图》。《丝路山水地图》采用的是第二种方式，即山水画的形式。从嘉峪关到天方，凡211个区域地名。尽管明代继承了元代很多地理制度，但这些地名与元代、清代相异，根据这一点也可以说明本画为明代所作而非元代、清代。这幅山水地图颇受明代中期吴门画派影响，以表现青绿山水、高山大川为主。

 

傅熹年先生将此图年代断在明代中叶，无疑是正确的。不过，林老师进一步把成图年代缩小到嘉靖三年至十八年间（1524－1539），因为明代初年中国西部疆界在今天新疆塔里木河和中部天山一线，这幅地图以嘉峪关为起点，成图年代必在嘉靖三年（1524）明军从西域退守嘉峪关后。据明代张雨《边政考》记载，嘉靖十八年明军在嘉峪关西面的讨来河畔建“永兴后墩”等长城烽火台。此图嘉峪关以西不见“永兴后墩”（今称“长城第一墩”），可知年代早于嘉靖十八年。

 

二、明嘉靖刻本和彩绘本的发现

 

明清地图一般用山水画或“计里画方”方式绘制成手卷，有些后来刊入刻本。《蒙古山水地图》就是手卷式，自右至左（自东而西）绘制。林老师从明代地方志中找出《蒙古山水地图》的两个嘉靖刻本。一为《陕西通志》所附《西域土地人物图》，一为《陕西四镇图说》所附《西域图略》。

 

《西域土地人物图》，收入明儒学案三原学案代表人物马理等人纂《陕西通志》卷十《河套西域》，嘉靖二十一年（1542）刊行。在嘉靖刻本中，《蒙古山水地图》被分为连续十幅地图，并配有文字部分称《西域土地人物略》。

 

《陕西通志》卷十《河套西域》，嘉靖二十一年（1542）刊行

 

目前所知《陕西通志》有五个藏本，分属两个系统，最早刻于嘉靖二十一年（1542）。除宁波天一阁散出，现藏于台北中央图书馆的嘉靖二十一年刻本，国内收藏此书的单位还有上海华东师大图书馆、天津图书馆和南京博物馆（残本）、陕西三原县图书馆。其中以上海华东师大图书馆藏本最好（嘉靖二十一年，盖有盛愚斋的收藏章），林老师的研究就基于这个刻本。此版本有详细的文字说明，还有多达四百余个地名，如鲁迷城等。

 

从明嘉靖刻本看，《蒙古山水地图》应有两卷，如今我们只见到原图四分之三，另外四分之一下落不明。无论如何，这幅西域地图的地理范围应和刻本一样，从嘉峪关直讫东罗马首都鲁迷（今土耳其西境伊斯坦布尔城），长达40米。

 

第二个刻本是《西域图略》，收于明代无名氏编《陕西四镇图说》卷末，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刊行。图文并茂，文字部分亦为《西域土地人物略》，图版更名为《西域图略》，与《西域土地人物图》大同小异，只是把原来十幅图缩成五幅。

 

台北故宫藏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彩绘本卷尾《天方国至鲁迷城图》

 

更振奋人心的是，2009年林老师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发现此图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彩绘抄本，图文并茂，亦名《西域土地人物图》和《西域土地人物略》。林老师认为彩绘抄本当系兵部用图，而马里等人所纂《陕西通志》版《西域土地人物图》则为地方官用图，那么《蒙古山水地图》手卷实乃嘉靖皇帝用图。

 

明嘉靖二十一年刻本《蒙古山水地图》所涉及的地理范围

 

三、明宫廷御用吴门画师

 

明代前期几个皇帝对江南文人、吴门画师进行残酷打击，因为当年与朱元璋争天下的张士诚以苏州（古称“吴门”）为据点，朱元璋把1367年苏州久攻不下的原因归咎于江南文人，所以明代朝廷征召的多为浙江、福建籍画师。有学者统计，“明太祖洪武至神宗万历年间，福建值殿供奉的画家就有22人”。明代前期宫廷画师以仿宋院体浙派为主，代表人物有谢环、李在、倪端、戴进、吴伟等，而吴门之士往往排斥在宫廷外。洪熙、宣德以后，来自闽、浙等地的画师给宫廷绘画带来了新的风格。

 

 

然而，浙派画师主导宫廷画派的现象在明代中期发生变化，吴门画师开始入朝为宫廷作画。尤其是严嵩执掌朝政时，吴门画派的画师重新受到重用，如吴门画师谢时臣。嘉靖至万历年间松江名士何良俊《四友斋画论》记载：“苏州又有谢时臣，号樗仙，亦善画，颇有胆气，能作大幅。然笔墨皆浊，俗品也。杭州三司请去作画，酬以重价，此亦逐臭之夫耳。”一方面，谢时臣具有大幅绘画的能力；另一方面，谢时臣曾经有受官府委托作画的经历。因此，林老师认为，谢时臣被“杭州三司请去作画，酬以重价”实际上受京师兵部委托绘制《蒙古山水地图》，而嘉靖年间中国画坛能够创作如此恢弘的“长卷巨幛”者，首推谢时臣。

 

 

《丝路山水地图》之嘉峪关图

 

据林老师调查，明代中期为权贵作画并非谢时臣一人，有许多吴门画师为权臣严嵩作画。据《佩文斋书画谱》卷九十八《明严氏书画记》记载，严嵩收藏的谢时臣人物山水共“四十六轴”。据这份所藏书画清单记载，以山水人物而言，戴文进作品最多，有九十轴，其次是吴小仙六十四轴，沈周三十四轴，文徵明六十一轴，唐寅四景人物山水十二轴，仇英青绿山水十三轴。其中，沈周、文徵明、唐寅、仇英皆为吴门画派代表人物。

 

吴门画师仇英《归汾图》局部，故宫博物院藏品

 

林老师注意到，吴门画派代表人物仇英也曾经为宫廷作画，传世之作有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倭寇图卷》、故宫博物院藏《归汾图》等。明代绘画往往根据粉本，如山关均采用两山夹一阁的画法，仇英《归汾图》就与《蒙古山水地图》的嘉峪关图画法相似。由于画师是为明宫廷服务，《蒙古山水地图》的阁楼绘出脊兽和窗棱，比仇英的《归汾图》画得更为精致。《丝路山水地图》长达40米，显然是动用国家力量绘制的，绝非一人所为。许多吴门画师同时参与，仇英很可能参与过这幅明代皇家地图的绘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