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确实有告密之举，他当时的作用举足轻重。

       他来到天津后，已从后党御史杨崇伊那里得知慈禧即将上台的情报，惧怕谭嗣同劝其出兵围攻慈禧太后一事暴露，牵连自己，遂向荣禄告密，使慈禧得知维新派的阴谋，加重了政变的后果。所以在戊戌政变起初，慈禧太后只是斥责康有为“莠言乱政”，停职待参，并未言及谭嗣同等人；而袁世凯告密导致的结果便是慈禧下令逮捕康梁诸人，并诛杀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囚禁光绪帝于瀛台。事实上，袁世凯并不支持维新派的激进之举，也深知用新建陆军来“围园劫太后”无异于以卵击石，而且是大逆不道之罪，他的告密完全是出于权衡局势下的自保之举。此事亦成为袁世凯的一大负担，他不得不写《戊戌纪略》（戊戌日记）来为自己辩解。
       袁世凯由于告密获得了后党的信任，地位扶摇直上。1899年冬，袁世凯由工部侍郎升任山东巡抚，这是40岁的袁世凯首次出任封疆大吏。在此前后，他的新建陆军也从天津小站调往山东境内布防，使其躲过了后来的八国联军入侵，得以迅速扩大，成为袁世凯最具实力的政治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