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老紅衛兵頭頭的反思
——清華文革风浪四年
（1966～1970年）
第一節 反校黨委，保工作組
1966年5月16日的《中共中央通知》，宣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正式開始，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天然接班人——我們幹部子弟都興高采烈、摩拳擦掌、躍躍欲試，準備全身心投入這場興無滅資和防修反修的偉大戰斗。中央文革小組的領導，伯達和康生（當時我們這樣親切地稱呼陳伯達和康生）是我崇敬的马列主義理論家，江青阿姨更是偉大領袖的親密夫人。我決心在他們的間接領導下，把革命進行到底。文革的疾风暴雨來臨了，身為中幹子弟的黨員，我既不可能是群眾領袖，又不甘於“混同於普通的老百姓”（马澤東語）。不甘寂寞的性格決定我成為一個小弄潮兒。
革命時期，“一天等於二十年”些許誇張，但形勢瞬息萬變確是事實。因此，前三個月我用“大事日誌”的形式，重點回憶當時的思想和言行，即我的想法、看法、說法和作法，有關的背景盡量簡要。部分資料參考邱心偉和原蜀育主編的《清華文革親歷》（五七學社出版公司，香港，2009年。）感謝邱、原二校友！
3-1 當了三天造反派
5月，蔣南翔校长在全校報告中，一再把教育領域的階級斗爭說成是學術批判和教育改革並強調學生要在斗爭中改造自己。蔣的提法與毛主席同毛遠新的談話精神不符，我很有看法。在討論會上，我說：“這是抹殺階級斗爭，是矛頭向下，轉移斗爭的大方向。”
6月1日，電台廣播了北京大學聶元梓等批判北大黨委的大字報。蔣南翔當天表態：“清華與北大不同，北大是反動思想的集中堡壘，清華是工科大學，教育改革成果巨大。”我私下議論：“清華是更高級的打著紅旗反紅旗。”
2日，清華出現一些批評蔣5月報告的大字報。同學說：“這和你的看法一樣，還不衝去？”我答：“我這個預備黨員類似中農，上不如正式黨員，地主般的財大氣粗；下不如群眾，貧農般的無所顧忌；我這一畝三分地的預備資格，說沒收就玩兒完。”——為了政治生命，誰沒個人考慮？我按兵不動，以靜觀動。
3日，校黨委組織反擊，一大批“保衛校黨委、保衛蔣南翔”的大字報貼出。據校方統計，支持黨委與反對校黨委的大字報是一萬對七百。艾知生在黨員會上說：“57年反右用了兩個月，這次反擊只用了一個下午。”我暗自慶幸：未輕舉妄動、躲過一劫。
4日，一些盲動的同學被迫檢討，說自己“第一炮沒放凖”。我同情安慰他們：“和1957年不同了，一張大字報打不成右派。”
5日清晨，國家主席劉少奇之女劉濤和賀龙元帥之子賀鵬风等人貼出《黨委應採取積極態度領導文革》的大字報，震驚全校。蔣南翔反應真及時，上午立即召開全校大會，認真檢討並表示要積極主動領導運動。下午黨委乘勝追擊，組織“你這幾年的成长說明了什麼？”的討論，以証明其一貫正確。還讓實習工廠的師傅寫擁護黨委的大字報，用“工人階級說話了”壓
制反黨委的師生。對這些做法我極為反感，但是還想“補台”，就向系領導反映：“這哪是‘主動領導運動’？完全是積極壓制運動，趕快改弦易轍吧！”
6日，在一片歌功頌德聲中，黨委又布置“小批評、大擁護”的大字報，以求“反蔣”和“保蔣”的大字報基本平衡，製造“革命”氣氛。如前所述，文革前我一直對清華很有看法，最近一系列文過飾非的小動作更讓我不恥，我忍無可忍，於是
——
7日，我和閻承志、顧逸東、王國力等工程物理系二年級的四名幹部子弟黨團員，貼出我在文革中的第一張大字報《這是為什麼？》，內容是揭露批判黨委為壓制運動而採取的各種陽奉陰違的卑鄙做法。“反黨委”同學貼出大標語：“清華的聶元梓站出來了！”，廣二告之。
8—9日，反對我們的大字報鋪天蓋地迎面而來。由於我們四個“中幹子弟”的家庭背景不硬，故被反擊力道極強，有罵叛徒的，有指責“你由極左淪為極右”的，還有警告“你預備黨員別想轉正了！”但是，壞景不长——
3-2 被工作組重用並整了人
6月10日，以國家經委副主任葉林為組长的工作組進校，接管權力。蔣南翔停職，校黨委癱瘓。清華進入了近兩個月的“工作組時期”。
11—13日，全校範圍內，掀起上揪大小“黑幫”、下批眾多“保皇派”的大規模自發性群眾運動。（黑幫指“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保皇派指保黑幫的群眾，這是當時《人民日報》定義的正式用語。）系裡同學搶不到校級大黑幫，就把系領導和支部書記等小黑幫，以及一些輔導員和學生幹部等保皇派，戴高帽子遊街示眾，甚至出現謾罵推搡等野蠻行為。我
本性心慈手軟，又和這些“小黑小保”們關係不錯，當然義不容辭，便挺身而出制止
諸不文明行動。我也算“革命造反派”，說點不太革命的話，還管了點用。
14日，工作組為了結束基層的無組織狀態，各班選舉文革小組，系裡選拔文革委員會。我文革前較左、6月初反蔣、近日挺文明，是三個重要歷史時期皆表現優異的“三好學生”，加之本人成份黨員、家庭出身幹部，可以說是“五好青年”。工作組捨我其誰？我於是成為班和年級核心組长，工物系文革領導成員兼系糾察隊长。偉大領袖毛主席派來的工作組，領導我們
進行毛主席發動的偉大的文化革命，我當然完全擁護、充分信任。加之，工作組的領導都是中央部委的部长局长，和我們的家长一樣，有種天然的親切感。我由舊清華的班幹部升為工作組的系級學生領導，官大了，錯誤也將大了。
15日，在工作組和我們各級文革領導的共同努力下，揪斗亂象迅速得到制止，謾罵和人身攻擊的漫畫和雜文被禁止。清華園恢復了平靜，運動正在納入正軌。但“樹欲靜而风不止”——
16日，工程化學系三年級的蒯大富貼出大字報《工作組往哪裡去？》，批評工作組：“我們要開斗爭會，你們不准；我們抓黑幫戴高帽子遊街，你們阻攔；我們畫漫畫寫對聯，你們不許。你們舉起先立後破的大棒子壓制群眾！”
17—18日，支持和反對蒯大富的大字報都不少。我當然反對蒯的觀點，運動就要在黨的領導下有組織有步驟地進行，工作組就是黨。但是工作組沒有組織反擊，我也按兵不動。
19日，薄一波副總理來清華看大字報，在大禮堂前與蒯大富辯論半小時。蒯重複他大字報的觀點，薄最後說：“難道你連毛主席派來的工作組都不相信？”不管蒯信不信，副總理的話我信！我更加無條件地服從工作組。
21日，劉少奇的夫人王光美正式參加清華工作組。此前，19日，政治局委員李井泉之子、我系文革主任李黎风就告訴我此事並讓我保密。哇，毛主席把她都派來了！我更積極了。
6月24日，工作組在大禮堂召開與蒯大富的辯論會。蒯仍然堅持他的觀點：“工作組掌權了代表我們則擁護，不代表我們，則再奪權。”葉林說：“蒯大富是牛鬼蛇神，是向無產階級專政奪權。”主席台旁發生的一個小插曲，使我平生唯一的一次整了人。大會主席是賀鵬飞和李黎风，工物系“出身好”的多，可靠！李讓我帶領系糾察隊在主席台維持秩序。工人出身的同班同學王克斌，被我分配到台又負責安排發言者上台。下面是他在《華夏文摘博客》的回憶：“辯論會上蒯大富歷數工作組的錯誤，葉林不能以理服人，只是以勢壓人，激起了我的義憤，於是我自作主張阻止左派上台發言。辯論會後，我連夜寫了一篇大字報，批評工作組粗暴蠻橫，打壓革命群眾。第二天，我找了班上的同學，爭取他們簽名。左派閻淮怒目圓睜，惡狠狠地說，‘你放毒！’他平日與我關係不錯，這張大字報，把我倆從此擺到了對立面。”——我現在記不清“怒目圓睜、惡狠狠”的細節，但是被整者對挨整的情節，肯定比整人者的記憶深刻清晰。以我當時的心態，這應該是事實。
隨後的一個月，工作組力圖把文革納入歷來的政治運動的模式：開始整人了，清華開了“反蒯運動”。王克斌的回憶可见一斑：“圍剿蒯派的大字報鋪天蓋地，對蒯派分子隔離審查。班上同學關係不錯，沒人對我落井下石，整的手段相對輕些，我還有人身自由。班裡開了批判會，要求我徹底檢查。”批判會當然是我主持，“手段輕”也是整人呀！我當時的想法是，一定要把這個階級兄弟從蒯大富的反革命營壘中挽救出來，即所謂的“治病救人”，其實是無病整人。後來工作組檢討時，說是“整錯了人”，我認識到不是“整錯了人”而是“整人就錯”，我也犯了大錯誤！
7月6日，蒯大富寫出檢查《向黨向人民低頭認罪、徹底坦白交待》，“反蒯運動”取得巨大勝利。
7月22日，中央文革的王力和關鋒接见蒯大富，談話3小時，表示支持，清華形勢急轉。
3-3 分別见到江青和毛澤東
7月25、26日兩天晚上，中央文革領導到北大參加群眾大會。我事先得到消息，佔據有利位置。陳伯達和康生都斬釘截鐵地說：“毛主席沒有派一個工作組！”讓我大吃一驚。接著江青講話，她首先說：“毛主席向你們問好！”我激動地像像到毛主席一樣地使勁地鼓掌，我們高
呼“毛主席萬歲”。接下來令我“巨吃一驚”的一幕發生了。江青帶著哭腔“痛說家史”：“北大的張少華，看毛岸青精神不正常，就強迫他和自己結婚。我和毛主席從來就不承認她是毛主席的兒媳婦！
……”陳伯達走到江青背後，和她說了什麼，被她一把推開。江青又開始數落主席长子毛岸英烈士的妻子劉松林。越講越激動，嗷地一聲就哭開了。我們都傻了，不知是否應該鼓掌或者呼喊口號。頃刻之間，我對江青的印象逆轉：由偉大夫人變為家庭怨婦。她把家庭瑣事家醜外揚，太有損偉大領袖的偉大形象了。我對毛主席有多熱愛，對他老婆就有多討厭。
7月27日，中央決定撤走工作組，反工作組的大字報激增，我們保工作組的也不甘示弱。繼6月初寫反校黨委的大字報後，我貼出文革中的第二張大字報《工作組的成績是主要的！》。
7月29日，在人大會堂召開“文革積極分子大會”，要求有各種觀點的人參加，我作為“保工作組”的代表與會。周恩來總理和鄧小平總書記先簡短講話，劉少奇的长篇講話給我印象最深的是前後兩頭。開始他說：“剛才恩來和小平都講了，派工作組是中央決定、中央同意的。”其實周、鄧輕描淡寫，一筆帶過派工作組的事，沒引人注意。現在劉一再強調“中央決定”，並拉出周和鄧见証，與四天前我親自聆聽陳伯達說“毛主席沒派一個工作組”，形成鮮明對照和巨大反差。清華同學在大會堂一樓前排，我看得清清楚楚，與四天前毛夫人絮絮叨叨、令人不解的驚人之舉一樣，毛本人也有沉默不语、更令人費解、更驚人之舉：在劉少奇講話結束的語音未消，還沒來得及收起講稿子開時，毛澤東突然從後台閃現。毛疾步行走帶出的风，把劉的講稿搧到地上，毛沒有理睬劉，逕直走到舞台前沿把劉撇在一邊。劉十分尷尬，彎腰撿起講稿，摘下眼鏡退到舞台後面，和周鄧等人站成一排。毛澤東向學生們揮手，我們邊熱烈鼓掌、邊齐聲高呼“毛主席萬歲！”真是萬眾歡騰群情激昂，雷鳴般的掌聲和此起彼伏的歡呼聲經久不息。盛夏時節，首长們都是短打扮，白色短袖襯衫和灰色长褲；只有毛仍穿著一身深灰色中山裝，臉色發青、神情嚴肅、沒有一絲微笑。這與我七年前，國慶十年遊行時，看到天安门上和藹可親的他判若兩人。毛始終一言未發，任憑歡聲雷動，竟自轉身走回後台。行文至此，不禁想起徐志摩的《再別康橋》的首尾八句：“輕輕的我走了，正如我輕輕的來；我輕輕的招手，作別少奇與恩來（徐詩：‘作別西天的雲彩’）。…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來；我揮一揮衣袖，不發一言即拜拜（原詩：‘不帶走一片雲彩’）。”
此情此景，毛的肅然與劉的茫然，半個世紀後，我仍然記憶猶新歷歷在?。我與七年前也判若兩人，從戴紅領巾的傻小子初中生成长為能思考（不敢說“會”思考）的黨員大學生。在感到幸福的同時，我也在思索：這不像預先安排的接见群眾，也不是大會議程的一個節目，就這麼突然露一面、繞一圈，老人家意欲何求？
讓我們“且聽下文分解”嗎？20天後的“八一八”，下文分解了——我在天安门上，看到劉少奇的再次尷尬。從城樓下來，看到新的領袖排行榜，恍然大悟：真是“那時無聲勝有聲”！這就是給劉少奇的下马威！
第二節 紅衛兵總部委員上了天安门
3-4 清華紅衛兵成立
“8月4日上午，工物系工、貧、幹子弟會上，我們低年級的幹部子弟不同意成立貧協，決定不管高年級，自己成立紅衛兵。高班幹部子弟聽說後同意了，下午開?大會成立工物系紅衛兵。晚上總理來清華作報告後，很多人又覺得不該成立紅衛兵，思想不統一，紅衛兵名存實亡。後來我系徐沙（二輕部长徐運北之子）和林梅梅（人大副委員长林楓之女）向我們骨幹
傳達：總理秘書對他們說，總理不同意成立貧協，對紅衛兵還是支持的。於是我們決定還是要紅衛兵，但是人數精減了，其中幹部子弟佔很高比例，領導全是幹部子弟，我們覺得這樣可靠。
8月中旬，自動控制系的劉菊芬（人大副委員长劉寧一之女）在附中開了各系紅衛兵領導會，我系去了五個，會上討論了形勢，決定聯合行動。最後決定各系派一人組成聯絡組，統一步調。工物系就派汪致遠（其父是?文革後任上海市长的汪道涵），回系後，低班紅衛兵不幹，他們力量強，就換成了我。8月19日全校紅衛兵大會，宣布總部成立，聯絡組就成了總部，清華紅衛兵正式公開成立了。”
1967年初，因炮打中央文革成為“反革命”，我在3月15日的大字報檢查中的第5页交待如上。檢查貼出後，除遭遇眾多大字報批判外，在其上還有許多批語，典型者如：“坦白為上，總是要人打屁股是不行的！拒不交待死路一條。”等等。為保存眾批語，某夜晚，天黑风高無人之際，我把小字報揭下留存。日前清理資料，偶然發現50年前的真跡史料，摘錄於上，引為旁証。
需要補充的是：8月4日成立的工物系紅衛兵，各年級選一人，組成六人聯絡組，實際是我負責。中旬自控系劉菊芬通知我，開全校紅衛兵聯席會，每系只能去五人。我說服關係較好的一年級的聯絡員不去，二至六年級的五名聯絡員與會。會議決定各系選一人，組成“紅衛兵全校聯絡組”，將來公開時再稱“總部委員”。汪致遠推我，我不幹，說汪比我年高望重、见多識廣。劉菊芬最後決定，由她熟悉的、同是高年級的高幹子弟汪擔任。我假謙虛是冠冕堂皇的理由，真實的活思想卻是：“工物系高幹子弟雲集，有彭真、李井泉、林楓、安子文、葉飞、耿飆、邱會作、徐運北等高幹的子女，以及其他更多的副部长和少將的孩子；我這個中幹子弟在高幹子弟主持的組織中，難展手腳。”下午，回到系裡傳達會議決定，紅衛兵們，特別是沒有聯絡員與會的?年級同學，認為汪太穩重溫和保守，堅持要我任總部委員。他們去劉菊芬處聚眾鬧事反映民意，我就如此這般、勉為其難地當了清華紅衛兵總部委員。當時有校文革臨時籌備委員會，簡稱“臨籌”，由各系文革主任組成，他們都參加了清華紅衛兵。負責人是賀鵬飞和劉濤等，我系是李黎风、數力系是後任外交部长喬冠華之子喬宗淮，我與他們接觸較多。臨籌佔了原清華書記辦公的“甲所”，我們紅衛兵總部佔了隔壁校长辦公的“乙所”，經常一起商量研究，真是“哥倆兒好、一家親”！
8月4日晚，清華萬人大會，葉林代表工作組檢討錯誤。周總理講話強調:“要把主要矛頭指向黑幫。” 很多同學聽出總理與中央文革的調子不y樣，有一些人寫條子給總理，要求播放陳伯達和江青在北大的講話錄音未果。會後賀鵬飞對我說，總理那天告訴他“今後由中南局書記、中央文革副組长王任重指導清華的運動”。
5—6日，少數同學要繼續批判工作組，多數人認為工作組的檢討可以通過，要求轉入批判校領導。
7日，王任重指示“臨籌”根據總理講話精神，提出“八七建議”：“根據多數人意见，不再辯論工作組問題，盡快批判校領導。”
8日，反對工作組的同學發起“八九串聯會”，反對“八七建議”，要徹底批判工作組。從此他們自稱為“八八派”，其重要成員（1967年成立的“清華四一四”的一把手）沈如槐說：“顯然，‘八八派’的宗旨與總理講話精神背道而馳。”（沈如槐《清華大學文革紀事》，21页，時代藝術出版社，香港，2004年。）
9日，我們保工作組者，成立“八九串聯會”，與前一天成立的“八八派”對著幹。我們自稱“八九派”，贊同“八七建議”，不再批工作組，盡快批黑幫。在周總理與中央文革之間，我當然傾向總理。
10—15日，清華兩派各行其事，各批其人，各有“皆可告人”的政治目的。“八八派”開會批斗了工作組的葉林等三位組长，大字報猛烈批判自稱“普通組員”實為工作組顧問的王光美。我當時和現在都認為：於公，他們少數派是真正的“造反派”，期望通過批判上述四人，直搗最高層的“走資派”。於私，他們大都被工作組整過，越批工作組，越顯其正確。我們“八九派”批斗了幾個校黨委副書記。我們以幹部子弟主導、以工農子弟為主體的多數派，希望批判只局限在校內局處級的黨內中下層。王任重告訴我們，葉林的檢查稿是總理秘書和葉共同起草、總理過目的。於公，我們當然害怕深批工作組，批到派工作組的少奇、總理和小平，動搖中央領導層。於私，工農子弟是工作組“反蒯”的主力軍，否定工作組就否定了他們。幹部子弟不會因工作組的垮台，而失去其政治地位。因為批工作組，批不到我們的爹媽，父母不倒子弟不垮。我們可自命大公無私。
3-5 周恩來與我們親切座談
8月16日晚，周總理召集“臨籌”、“紅衛兵”和“八八”三方負責人座談。因為前兩方基本是紅衛兵的幹部子弟哥們，利益和觀點完全一致，名義是三方，其實是兩派。工作組時期，我們“代表黨”整對方。 近期，雖然“中央文革”暗地支持他們，但我們人多勢眾，還是壓迫他們。雙方勢不兩立，很難坐在一起，現在坐在一輛大轎车裡，自然要爭個我是你非，文明說是辯論，俗話就是吵架。我方的兩個組織的頭頭都是各系一名代表組成，當晚能找到的也有十四、五人；“八八”總部一共才四五人，都來了；3：1的比例，我們依然是人多聲高、以勢壓人。雙方一路從清華園吵到人民大會堂，在等待時也不罷休，直到21時總理進來。
總理與我們一一握手，讓每個人介紹自己和家长的職業。輪到我時，總理問：“哪個懷？”我套近乎：“淮安的淮，我生在那兒。”周親切地說：“我們算是同鄉！”當我說父親在物資部時，總理又問：“是閻韞吧？”我沒有驚訝，因為聽父親講過——他在國家計委時向總理匯報過工作，幾年後到物資部又匯報時，總理還能叫出他的姓名。我當時對總理真是敬佩得五體投地。
隨後我們讓總理先指示，總理說：“先請你們談談對清華運動的看法和建議。”半個世紀後，我不可能一字不差地複述總理的原話，但是“請”字肯定有。在總理雍容大度、溫文爾雅的偉人风度感召影響下，同學們都和剛才判若兩人，我們用最冠冕堂皇、最紳士文明的語言闡述
自己的觀點。但是不乏綿裡藏針地（毛澤東批評鄧小平時的用詞）打擊對?方抬高自己。總理講話時以高超的政治藝術和了稀泥，讓我們雙方都高興地認為他支持了自己。讓我們不高興的是總理最後批評我們不該吵架，“我在走廊裡就聽见你們吵了，應該求同存異，你們是組織的領導，要給下面的群眾作團結的好榜樣。”我印象較深的還有，親耳聽到總理在其它場合一再講的他的出身問題。“我出身是官僚地主，父輩敗落了。我出生於剝削家庭，但背叛了這個家庭，是‘不肖子孫’，我走上了革命道路。因此，黨是講出身成分，但重在現實表現。”我感覺他是對我們幹部子弟講的，是對“老子革命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血統論對聯的婉轉批評。
在大會堂吃完夜宵，晨4時總理又單獨见了臨籌成員。回清華的路上我們不再爭吵，可能是總理教育的成效，也可能是“飽了發睏”，大家都昏昏欲睡。
3-6 “八一八”上天安门
8月17日凌晨，周總理在座談會結束時，通知我們次日召開“慶祝文化革命大會”。當天夜晚清華的幾千學生集合出發。
8月18日凌晨，我們來到天安门廣場東邊。
6時，賀鵬飞突然通知我：“你們系可有5個人上天安门。”我拉上顧逸東、王國力和物九的金東錫（第五人忘了），與清華“臨籌”及紅衛兵的骨幹共50人，和各校的1500名學生一起，在北京衛戍區司令傅崇碧的帶領下，走上天安门城樓，我們在東面。
7時，毛主席走過來接见我們，大家都熱血澎湃，幸福激動地大喊：“毛主席好！”
7時半，大會開始，陳伯達主持，林彪、周恩來和學生代表講話。
8時，遊行開始，百萬學生通過天安门。
9點半，建國後首次身穿軍裝的毛澤東，帶著眾領袖由東向西，又由西向東在天安门城樓上走動，他不斷地揮動軍帽，向我們致意。經賀鵬飞的點撥，我注意到劉少奇離毛澤東遠遠地站著，面色陰鬱不言不語。當紅衛兵要給他戴袖章時，他什麼也沒說就用右手把袖章往下拉扯。1966年8月18日，天安门上，周恩來後面第二排半張臉是作者。
11時，遊行隊伍全部通過天安门廣場後，已經戴上紅衛兵袖章的主席，又走過來和我們一起合影留念。我也幸福地和老人家握了手，確切地說是觸碰到他那寬大溫暖柔軟的左手。
年輕的我在天安门上站了5個多小時，已稍感疲憊。但是主席老人家在城樓上整整6個小時，仍然意氣风發毫無倦意。這無疑是對紅衛兵運動的動員令，從這天起，學生變成了紅衛兵，開始衝出校園走向社會，大破“四舊”。
次日關於這個集會的報導中，劉少奇的排名果然由二降為九。徐沙歷來語言幽默刻薄，他對我說：“劉濤過去進中南海，對衛兵伸出食指和中指，表示二號家的。今後可要伸出食指和拇指，同樣是兩個指頭，但只能表示是八號的家屬了。”我覺得劉濤挺可憐，經常私下安慰
她；在“臨籌”和紅衛兵的聯席會上，我照樣尊重她，請她發表意?。畢業前聽說她和土建系的才子、我的朋友萬潤南戀愛了，我為她高興並祝福她。
19日，“清華大學紅衛兵”正式成立，我也就搖身一變、成了紅衛兵的總部委員。我們還宣布次日要把蔣南翔揪回清華批斗。
3-7 結識陳元和宋克荒
8月20日，上午清華紅衛兵召開批判工作組大會，搞形式走過場，下午立即轉入打黑幫，準備批斗蔣南翔。我和“臨籌”負責人帶隊去高教部，憑介紹信領出蔣，帶上大轎车準備帶回清華。汽车剛開動，我們的大轎车就被一輛小轎车攔截。车上走出兩人，說中央不讓揪斗蔣南翔。我不客氣地說：“哪個中央，劉少奇的嗎？”前面英俊的大鼻子氣勢洶洶地喊：“周總理的中央不行嗎！”我頓時軟了。“臨籌”的人還堅持要帶蔣回校批斗。
後面的文弱書生慢條斯理地說：“周總理來電話不讓批斗，總理的話都不聽，你們還聽誰的？”眾人無无以對。我順勢說服大家，交出蔣，讓他們二人送回高教部。
我們回到學校，只好把“斗蔣大會”加上兩個字，變成“斗蔣誓師大會”收場了事。
這兩人便是宋克荒和陳元。當晚，他倆感謝我協助他們完成了周總理交辦的保護蔣南翔的任務，我則回謝他們在最後一分鐘力挽狂瀾，免於我們違背總理意圖犯個大錯誤。宋克荒說；“昨天我得知你們紅衛兵今天要揪斗蔣南翔，立刻給王任重打電話。我認為蔣校长雖有錯誤，不反黨。今天中午王任重找到我，說周總理指示蔣南翔不能揪斗，他派车給我，讓我去保護蔣。我趕緊拉上陳元，去高教部，從你們手裡搶回蔣南翔。”
不打不相識，我就這樣結識了自動控制系一年級的大鼻子宋克荒（東北局第一書記宋任窮之子）和二年級的文弱書生陳元（黨中央副主席陳雲之子）。文革開始三個月了，劉濤和賀鵬飞等隔三差五地聯名寫大字報，積極介入並影響運動，聯合署名少則七八個人，多則十幾條槍，都是各系的高幹子弟，但是從未见陳元和宋克荒之名。“臨籌”和紅衛兵共二三十個頭頭，象鄙人這種等閑之輩都混進去了，也沒有陳宋二位的身影，以至於交友甚廣的我似乎都不知道清華有此兩人。初交時，總见儀表堂堂、豪爽大氣的宋，站在衣著樸素、彬彬寡言的陳前面，我還以為陳元是宋克荒的跟屁蟲。深交了，才發現仗義執言、出頭露面者宋，深思熟慮、關鍵決策者陳。至交後，他們影響了我後20年的生活軌跡。
3-8 清華“八二四”事件
“八一八”後，毛澤東炮打劉少奇的大字報已私下流傳，學生們思想大解放。清華出現大量批評領袖的大字報，主要是針對劉少奇的，少量其他人的，可以說除毛澤東外，中央領導幾乎一網打盡、無一倖免。校外群眾大批湧進清華，把這些反動的大字報傳抄到全北京乃至全中國，我憂心忡忡。
8月22日，清華反工作組的“八八派”成立“毛澤東主義紅衛兵”，他們貼領袖的大字報較多，我們保守派中，也有人貼了。
22日晚，周總理冒雨參加清華萬人大會，針對批評領袖的大字報說：“中央的問題，在中央全會上已經基本解決了。貼大字報，必須是增強團結，採取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方
針。”總理講話的精神我特認同！他淋?不讓我們打傘的平易?範更令我敬仰。
23日，校內批評領袖的大字報和校外觀看傳抄者都急劇增加，最讓我憤慨的是《周總理8.22講話是個大陰謀》等攻擊周的大字報。我們紅衛兵總部通過王任重，向中央緊急反映事態的嚴重。
黑暗的8月24日降臨了！
晨5時，陳伯達在北大說，給劉少奇提意见可以寫大字報，大字報要貼到室內的“內部館”。我們如獲至寶！
上午，“臨籌”和紅衛兵在清華“甲所”召開聯席會議，討論形勢商議對策。賀鵬飞拿出高91班孫某，被制止未貼出的給毛主席寫的大字報底稿，我們義憤填膺。會議決定採取強制行動，處理“反中央領導的大字報”。此決定通過常駐清華的王任重的秘書，徵得王的同意。有回憶
文章說，是王指使我們幹的，我沒有確切証據。
中午，“臨籌”廣播，要求把大字報貼到內部館。有人問：“內部館在哪裡？”我答：“不知道，管它呢！”
下午，清華附中紅衛兵要求外校人員離校，封鎖校门。
14時，按計劃，我們總部委員分別秘密通知本系紅衛兵分散到附中集合。我私下讓我系的紅衛兵先用大標語，覆蓋住他們自己寫的批評領袖的大字報。
15時，十個中學的紅衛兵被清華的汽车拉到清華北面的附中。同時廣播，讓對立的“毛澤東主義紅衛兵”退出附中，否則責任自負！
16時，清華和附中及外校共12校紅衛兵，在附中召開誓師大會。賀鵬飞動員：“清華有一股妖风，我們要保衛黨中央、毛主席，只許左派造反、不許右派翻天！”我首次感受賀的鼓動才能。
17時，12校紅衛兵兩千餘人從附中跑步進入清華（我帶領工物系近百人），封鎖大禮堂前的大字報區。同時廣播《最後通牒》，勒令作者一小時內撕去自己有關領袖的大字報，移入內部館。否則後果自負。我們還廣播了《安民告?》，它除了語氣強硬外，還提到“我們牢記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在“破四舊”的风暴中，此時此地“紀律和注意”能起作用嗎？
18時，對批評首长的大字報拍照；同時在我派頭頭指揮下推倒“二校门”。
19時，幾乎所有的大字報被撕得精光，貼上“只許左派造反，不許右派翻天”的大標語。清華園籠罩在（紅色？白色？黑色？）恐怖中，史稱“清華八二四事件”。
3-9 我犯了嚴重錯誤
8月24日下午5點半，12校紅衛兵控制形勢後，清華派出所所长到大禮堂前的“指揮部”。他說，家屬院中舊社會的殘渣餘孽很多，應該順勢徹底清理。賀鵬飞和劉菊芬讓我去了解詳情。到了照瀾院派出所，我才知道：清華園裡大中小學的師生2萬人，家屬3萬人；其中戴“地富反壞”帽子的百餘人，派出所可隨時管教；右派歸單位管理；還有幾百個“殘渣餘
孽”，派出所平時不宜輕舉妄動，請我們幫助重點清理。我回去匯報討論後，決定晚飯後行動。
晚8時，在派出所設立“破四舊指揮部”，我和所长共同負責。各系紅衛兵陸續到來，由民警和居委會的大媽指引，到“重點户”去抄家。我們強調“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由於都是大學生，當時可能有、但指揮部未發現打人和“貪污”小為。有同學提出要抄“走資派”和“學術權威”的
家，所长對我說；“他們今天倒了，明天可能又起來，咱惹不起，還是整死老虎保險。”我對共產黨的大小官員和理工科的各種權威，還是有點感情的；對國民黨的社會基礎就不留情了。我贊同所长意见。據《清華文革親歷》48页記載，查抄出“子彈、剛開刃的刀、北洋軍閥中將軍服等”。我記得還有大量解放前出版的反動書籍和印有國民黨國旗的各種証書，好
像金銀財寶不多。查抄的物品堆滿了派出所的兩三間屋?。我們主要是帶回“証”“物”，“壞人”讓居委會記錄在案，以後嚴加管束。一個例外是，我高中同學郭某的母親曾在國軍醫院任職，在她家發現一些子彈殼，人贓並獲被帶到指揮部。她說是兒子在工廠實習時的勞動紀念品，我见是熟人讓放了。多年後我已忘卻此事，郭见面還感謝我，令我羞愧不已無地自容。
午夜前抄家結束
當時我認為抄家和批斗是文革題中應有之義的革命行動。文革後認識到，這是侵犯人權，是犯錯、也是犯法。最近為寫此書，看了一些清華師长的回憶，得知他們當時被毒打的情節。我更感到清華紅衛兵罪孽深重，我作為總部委員，應該向所有被我們虐待的師生和家屬真誠地再說一聲——對不起！
刻有“清華園”三個字、古典優雅的二校门是1911年清華建校時的校门。1933年，清華擴建，修了西校门，原校门便成為了“二校门”，是清華標誌性的文物建築。在世界教育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二校门，就在那晚被我們清華紅衛兵徹底毀掉了！我絞盡腦汁也回憶不出拉倒二校门的具體情景，以為自己已經老年癡呆。日前聽同班王克斌說那天他在現場，想找我勸
阻，沒找到，還挺奇怪。現在確認，其實當時我正在幹另一件壞事——抄家，一個人不能同時在不同之處幹兩件壞事，儘管當時我很想參加這個革命行動。克斌還說，你沒參加毀二校门，這段的“我們”應改為“他們”。我不改！儘管“毀门”沒有事前討論、是臨時起意（否則愛湊熱鬧的我不會缺席），但事後我也贊成，同樣有責任！文革中殺人與毀门都是對公民和文物
最徹底的消滅，人死不能復生，文物不可複製，同樣罪不可赦，都應受到法律嚴懲。在清華，殺人者坐牢，毀门者無恙！
若現在誰再毀掉頤和園的重要文物，不殺也得判個無期。我們可以上推領袖下卸群眾，現在誰也不可能再追訴懲罰我們。但是我的靈魂還在被煎熬被懲處。現在的二校门是文革後複製的。根據《文物法》，我們不但犯了錯，而且犯了法，是清華的罪人，歷史的罪人。
現已查實，北京在“紅八月”打死數千人，抄家近10萬户，逐出京城12萬户。主要具體施暴者就是以我們幹部子弟為主體的老紅衛兵，我不願區分中學生或大學生。我在2011年曾写道：“（文革前）社會上有多少個階級階層，學校中就有多少種‘子弟’。在眾多子弟中，被經常自稱和他稱的只有‘幹部子弟’——這個肩負特殊重大使命的群體。革命幹部要打擊階級敵人，幹部子弟就要幫助出身不好者，與家庭劃清界線。革命幹部要改造知識分子，幹部子弟就要幫助高知子弟改造思想。在这个以階級斗爭為綱的愚昧荒唐時代，這是天經地義的鐵律，這是‘年年、月月、天天’重複的殘酷悲慘的現實。”（參见前文《回憶與反思、感恩與懺悔》節錄）17年的毒樹，結出文革的苦果。文革伊始，幹部子弟又充當“掃四舊”的打手，重現28年前，前輩納粹黨衛軍“水晶之夜”的悲慘世界。應該徹底否定老紅衛兵了，不能以當時的“真誠”自我辯護。坐牢的“文革犯”誰不真誠呀，下至“五大學生領袖”，上至“黄吳李邱”。在中國的“水晶之月”，近百萬皇城“賤民”，家破人亡妻離子散、背井離鄉無家可歸之時，我還沉浸和陶醉在上天安门、毀二校门，抄家破“四舊”的神聖感和幸福感中——可恥可悲！
自命為“布爾什維克”（多數派）的“四人幫”加上“孟什維克”（少數派）的徐沙。從前至後：陳元，宋克荒，徐沙，本書作者閻淮，劉澤彭。攝於1967年初。
曾參加黨衛軍的諾贝爾文學獎得主葛拉斯說，“我曾被納入一個策劃、組織、實施了對千百萬人屠殺的體制。即使能以沒動手幹壞事為自己辯白，但還是留下一點世人習慣稱為‘共同負責’的東西，至今揮之不去，在我有生之年肯定是難脫干係了。”這就是我現在的心情，何況我還是幹過壞事！
8月26日，《人民日報》及時地發表了清華紅衛兵（劉菊芬執筆）的文章《清華園必須大亂》，文中說：“我們就是唯恐舊清華天下不亂，我們就是要打倒一切黑幫、右派分子，打破一切舊框框、舊意識、舊勢力、舊習慣！”這被公認是中央對我們製造的“八二四事件”的肯定。
29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向我們的紅衛兵致敬！》，說“紅衛兵把舊世界震動了，斗爭鋒芒所向披靡。一切老寄生蟲都被紅衛兵揪出來，他們隱藏的金銀財寶和殺人武器被紅衛兵拿出示眾。這是我們紅衛兵的功勛。”
有了中央黨報連篇累牘地支持和鼓勵，我更認為抄家和毀二校门的正確。上有中央支持、下有恐怖支撐，清華成了我們清華紅衛兵的一統天下。當然，還有沈如槐講的因素：“清華紅衛兵斗黑幫是符合總理指示精神的，也得到清華大多數師生的認同。八八派沒有聽總理的話，仍然揪住工作組不放，是中央文革的講話起了巨大的作用。”（《清華大學文革记事》，30页。）當時，要在總理和中央文革二者之間選邊站，群眾大多選總理而棄
中央文革。幾天內就有萬餘名師生員工報名參加清華紅衛兵（當時在校學生一萬、教工六千），我們精選八千，號稱“八千子弟兵”。《清華文革親歷》第53页記載：“毛澤東主義紅衛兵要和清華紅衛兵聯合斗黑幫，清華紅衛兵不答應，說他們必須承認大方向錯了，並要服從清華紅衛兵的領導。”我們自認為正義和正確，所表現的蠻橫和霸道可见一斑。
8月28日，總理辦公室讓我們清華紅衛兵去城裡制止中學生打人。如上所述，我對撕大字報、毀二校门和抄家掃四舊，非常支持並積極參與。但是對打人深惡痛絕，便自告奮勇帶了十幾輛大轎车的600人到打人最凶的崇文區。“紅衛兵戰士進城發傳單，宣傳十六條，受到群眾歡迎。（《清華文革親歷》50页）實際效果卻是车水杯薪。
8月底至9月初，清華紅衛兵和“臨籌”組織多場階級教育會（如請全國勞模、掏糞工時傳祥等工農憶苦思甜）和批斗黑幫會，雙方各出一個頭頭主持，我曾分別與賀鵬飞和喬宗淮同台主持，文革後我們仍有私人情誼和工作交往。
毛主席接见紅衛兵後，開始了大串聯，中央文革支持北京造反派到各地去炮轟省市委。為建立紅色中國流血犧牲之革命先烈的那些只流血沒犧牲之革命戰友，即幾乎所有的革命領導幹部都要“攤上大事了”、要倒霉了！我們老紅衛兵——紅色的革命接班人，革命烈士和革命幹部子弟應該義不容辭地保護革命老幹部，也就是保衛紅色政權。你說是保爹保媽，我一不在乎、二不服氣，反正中國基層不能亂。八月，我們“老兵”以保工作組的名義在北京保了眾多派工作組的中央部委領導。九月，我們要主動出擊，造反派可以到外地串聯“造反”，我們當然應該去串聯“保皇”，能保?一個省算一個。我向總部告假：“咱們紅衛兵已掌控清華，我要到外地去保皇。”賀鵬飞和劉菊芬都非常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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