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00多年间里，教会医院它在介绍西医西药，培养西医和护理人才以及医院管理等方面都曾做过许许多多工作，并为千千万万病患者解除过痛苦或是挽救过生命。西医和福音得以经传教士之手传播至中国。
澳门的眼科诊所和广州的伯驾医院是传教士最早在中国建立的医院。1838年2月，以推动医学传教为宗旨的专门机构中华医学传道会在广州成立，它导致一大批医学传教士涌人中国，这些传教士在他们可以立足的地方都首先建立起医院或诊所。
1842后，这类诊所和医院推广到香港和上海、福州、厦门、宁波等地。1860年后，这类诊所和医院被推广到整个沿海、沿江和广大的中国内地。据统计，到1850年，中国至少有10处这样的场所，1889年有61所。
1900年以后的头20年，教会医学事业的发展却日如中天，迅猛异常，其重要特征是教会大学蓬勃兴起，教会医学校在各地出现。如广东女子医学校、北京协和医学堂、汉口协和医学校、济南共和医学校、上海震旦大学医学院；福州协和医校、沈阳教会医学院、上海圣约翰大学医学院、成都华西协和大学医学院系、湘雅医学校。除上述重要医学校外，尚有山西川至医学校、北京中法大学医学院、女基督教徒医学院(上海)等数所。
据1913年的统计，教会医学校学生500人。1915年统计，在华教会学校23所，各类护士学校、药学校、助产学校36所(参见医学教育章)。
教会医院的增长虽不及医学教育显著，但是，1900年后的头10年，一些原著名的教会医院业已全部重建，原有的医院几乎均建在现代化的建筑里。
据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的统计，教会医院业已遍及全国20多个省区达166所，诊所241个，教会医生301(男207女94)。到1915年，医生数量达383人(男277女106)。
1921年的统计表明，主要省区均有教会医院，具体是：河北：医院24所，独立药房(即不在医院内)7个；安徽：医院8所；浙江：医院19所，药房9个；福建：医院41所；河南：医院16所，独立药房11个；湖南医院18所；湖北：医院27所，独立药房8个；甘肃：医院2所，独立药房12个；江西：医院12所，独立药房19个；江苏：医院34所，药房6个；广东：医院39所；广西：医院4所；山西：医院11所，药房12个：贵州：医院3所，独立药房6个；东北三省：医院25所等。
1936年《中华年鉴》统计，全国20个省有教会医院426所。无论上海，还是全国各地，最好的三甲医院其前身大都是教会医院。
从医学史来看，近代西方医疗空间的产生，从根本上说，是脱胎于教会与医学上的特殊联系，教会医院在晚清中国，起初接近的多是无望的病人，无助的穷人，多是社会弱势群体，因此，从一开始就带有浓重的人道主义色彩。修道院附设医院等慈善机构，牧师、教士、修女扮演医护角色的教义基础。修道院作为最早的医院，照料与处理了无数的病人，赢得了民心。
在19世纪30年代，齐鲁医院创办。该院及医校的建立在进行文化教育的同时，也为近代的济南及山东带来了西方先进的医学知识，对自然科学知识的传播起到一定促进作用。
早年齐鲁医院的经费源于美国罗氏驻华基金会和英美十余个教会团体的捐助，以及哈佛燕京基金年息的贴补和医院的收入，加以国际间的信息渠道畅通，名医荟萃，所以发展迅速，与北京协和医院、上海同济医院、成都华西医院一并称为建国前中国四大教会医院，颇负盛名。
1858年底，美国传教医生嘉约翰再度踏进广州城，开始他在中国长达40余年的行医生涯。嘉约翰抵广州后，即在南郊增沙街租下一间店铺，加以改造和装修，粉刷一新，使之适和于医疗。1859年1月中旬医院开业，正式命名为博济医院。在这所中国早期著名的教会医院里，嘉约翰自任院长长达44年。
博习医院（Soochow Hospital）是美国南方监理会在中国苏州创办的一所西医医院。
1882年5月20日，美国监理会派遣2位刚从美国医学院毕业的医疗传教士——柏乐文（William Hector Park，和蓝华德（Walter Russell Lambuth）从纽约出发，取道英国，于12月2日在上海登陆，12月17日到达苏州。
蓝华德与柏乐文到苏州后，即在苏州城东部的天赐庄买了7亩墓地，在原有诊所的基础上创办了博习医院。1883年4月8日，医院动土起建，11月8日，博习医院正式开业。建成中式平屋８幢，分别作为门诊室，内、外科病房，手术室、戒烟室、宿舍、洗衣房及厨房。当时设病床30张。据监理会刊物称这是中国内地（不包括通商口岸）最早的一所正式西医医院。在开办的第一年的门诊量即达到7600人次，他自己也获得“柏好人”的美誉。
柏乐文在苏州博习医院，将许多西方最新发明的技术，例如消毒法、麻醉术、ｘ光机等介绍到中国，苏州博习医院是中国最早使用ｘ光机的医院。1888年，柏乐文又创办了一个医学班培养学生，当1901年3月，监理会在苏州天赐庄创建东吴大学后，该医学班在1904年归并东吴大学，筹建医学院。
1920年，柏乐文利用来自监理会、洛克菲勒基金及地方捐助的20万银元，拆除博习医院原有中式平房，兴建1幢3层半住院大楼和1幢2层门诊大楼，拥有100张床位。建筑工程于1922年春落成，是当时中国相当先进的一所西医医院，被美国外科专家评价为“如此医院全中国仅三、四处而已。”。
1927年春，柏乐文退休返回美国，同年12月14日逝世。他的骨灰被运回苏州，安葬于葑门外安乐园。
早在1820年，英国传教士马札逊(RobertMorrison，1782～1834年)与东印度公司医生李文斯顿(JohnLivingstone)在澳门开设一家眼科诊所，是为基督新教在华行医施药的开始。几个月内，诊所便为300名病人施诊。1827年，马、李与新来华的郭雷枢(T．R．Colledge)医生，在澳门开设眼科医院，主要为穷人施诊，主治眼病，兼治他病，来诊者每天平均有40人之多，澳门附近亦有人前往就诊。据统计，从1827年到1832年10月，5年之中，共治愈4000余人。
1835年11月，来自美部会的专业医师伯驾(PeterParker，1804--一1889年)，开办了东方第一所教会医院——广州眼科医局，即广州博济医院的前身。医院租用当地商人的楼房，具有一定规模，可以接纳200个病人候诊，收留40个患者住院。伯驾是近代中国基督教从事医药传教之首位牧师，他的外科手术特别引起人们的关注，妙手回春的消息常常不胫而走，在士绅阶层中产生广泛影响。
广州医局在短时间里飞速发展，病者日增，每日平均赴诊者约200至300不等，有时多达600人。伯驾1844年的报告表明，教会医院成立6年中，共为1.2万多名患者解除痛苦。
1890年美国基督教北长老会传教医师聂会东夫妇从登州来到济南，负责该教会在济南的医疗事务，并与洪氏提凡夫妇及安德逊女士合建华美医院（今青龙桥北后坡街117号）。这是济南首家西医诊所和分科最全的医院。
该院实行男女分诊，一般免费诊疗，并开始实行医护分工。1891年设养病室，收治住院病人。与此同时，又建立华美医院医校，收徒授课，传播医学知识。
进入20世纪后，华美医院、医校各自经历了不同的发展历程。华美医院在1929年后另设女医院，以妇、产、小儿科为主，并接受产妇住院分娩，有产床15张，是当时设备较全的医院。1934年后，并入齐鲁医院。华美医校则在20世纪初并入济南共和医道学堂。
1903年华美医校与山东省内青州（今益都）、邹平、沂州（今临沂）的三个基督教会医校联合，轮流在各地上课。同时英国浸礼会和美国长老会的人开始筹建新校。时值济南在1904年开埠后，开始以主动开放的姿态吸纳异域文明，逐渐成为山东及华北地区较有活力的中心城市之一。在此条件下，英、美两国教会遂将校址确定在了济南。
1907年，英国基督徒艾宗敦捐巨资给英国浸礼会，同时美国北长老会也募到了一批款项。第二年秋，两教会在南关基督教礼拜堂以西动工兴建学堂，与聂会东创办的医校合并，称为“共和医道学堂”。同一年，作为学堂的实习基地，聂会东在今南新街开设济南共和医院，分内、外两科，设药房、化验室，美籍医生徐伟廉任化验室主任。
1910年3月，济南共和医道学堂开始招生学员10名。在医学大讲堂和诊病所竣工后，1910年4月17日，济南共和医道学堂举行庆典，并于次年更名为“山东基督教共和大学医科”，科长（即校长）为聂会东，英国人巴慕德任共和医院院长。
1914年，在英国浸礼会的全力资助下，济南共和医院开始在东双龙街扩建养病楼和宿舍，并附设省内最早的X光室。1915年9月，养病楼竣工启用，山东督军靳云鹏亲临开幕典礼。
济南共和医院是当时中国国内最新型、最宽大、设备最佳的医院。该院和山东基督教共和大学医科的建成，为齐鲁大学医学院和附属医院的建立奠定了基础。1916年，北京协和医院的部分师生并入共和大学医科。
1917年，美、英、加拿大三国的基督教会为便于传教，在济南集资兴办了齐鲁大学。此后，外国教会医士团体中国博医会将南京金陵大学医科、汉口大同医学堂的部分师生并入该校，与山东基督教共和大学医科共同组建齐鲁大学医科，聂会东任科长。原共和医院改称为齐鲁大学医科附设医院，简称齐鲁医院，巴慕德任院长。
由于齐鲁医院的经费源于齐鲁大学，有美国罗氏驻华基金会和英美十余个教会团体的捐助，以及哈佛——燕京基金年息的贴补和医院的收入，加以国际间的信息渠道畅通，名医荟萃，所以发展迅速，与北京协和医院、上海同济医院、成都华西医院一并称为建国前中国四大教会医院，颇负盛名。1928、1937年日军两次侵占济南期间，因是外国教会势力创办，该院成为战火中的孤岛，免遭兵燹之灾。1934年后，华美医院并入齐鲁医院，成为其门诊的下属分部。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对英、美宣战，齐鲁大学被迫南下成都，与华西大学暂时合并，齐鲁医院则被日军仁字部队强占为伤兵医院。当时未随校南迁的英、美人士，全被遣送到潍县集中营，以尤家骏为首的部分华籍医护人员，则另行组建“济南市立医院”。抗日战争胜利后，齐鲁医院重新恢复为齐鲁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
解放后，山东的大学几经调整，齐鲁医院现已成为山东大学的附属医院，称为“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1898年，嘉约翰在广州花地建起精神病院，这是中国第一所用西式疗法的精神病院。
1911年春，加拿大传教士福古森（W.D.Ferguson）医生夫妇利用药房治病救人，传播福音。1913年，泸州地区的第一所西医医院：泸州福音医院至此正式诞生。
1844年，英国伦敦会的洛克哈特，关闭了舟山诊所后，转移到上海，在南门人口稠密的居民区开设诊所。1846年在中国医学传教会香港分会资助下，诊所迁到上海北门刚刚落成的楼房里，定名仁济医院。仁济医院开创了外科消毒法在中国的最先应用。仁济医院是上海第一个教会医院。
1866年汤姆森牧师(Thomson EH．)和美国圣公会共同出资，在上海虹口文监师路与百老汇交汇处租赁中国民房作诊所，起名上海同仁医院。
1908年，上海成立圣玛丽医院，创办者为巴黎天主教慈善姐妹会和主教帕里斯(Paris P．)。初期仅有四个中等大小的房屋和少量病床，1935年医院建筑扩大，拥有70张病床，属于上海震且大学医学院的临床医院，并在姐妹会的协助下，增设了一个护士学校。
法国天主教传教士看到上海仅有两家外国医院，且远远不能应付日趋增多的病人，遂于1864年在上海租界外滩街办法国医院。1877年迁至苏州河北岸，改称公济医院。1880年，美国圣公会建上海虹口医院(后称圣路加医院)，文恒里医师在此任职。不久，医院接受了郭实腊医院董事会提出与圣路加医院合并的建议，创建郭实腊医院。
在1885年6月左右，在上海从事医疗工作的还有两名女医务人员。最初，美国圣公会传教士莱芙斯纳德(Reifsnyder E.)医师，于1883年抵达上海，第二年春天，在旧城开一小诊所，两个月后关闭。旋即她又与第一个来华的美国护士麦基奇尼(Mckechnie E．)合作重开诊所，对需要入院者转圣路加医院。后来她俩募集得一笔总数达12000元的捐款,用于在上海城西门外徐家汇建起一个有20张病床的医院——威廉森医院(Williamson M．曾为该医院捐款，为纪念她，称威廉森医院，中国名为：西门妇孺医院)，1885年开诊。
1861年洛克哈特终于来到北京，与伦敦会总部联系，表示愿意帮助教会传教团在北京开设一所医院，为中国人施医给药和传教。经过积极的策划和筹备，北京施医院终于开门施医，由洛克哈特兼管，成为近代北京第一个西医医院。
1864年，由于健康的原因，洛克哈特不得不再度回国，北京的工作交卸给伦敦会另一个传教士德贞医生。
1865年，英国使馆收回属于使馆的施医院用房，德贞的医院迁至东城米市大街一座佛教寺院。新址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利，院落大门直通大街，原有房屋经过修缮和粉刷，面目一新。新院有病床30张，医院正门旁树立了两杆70英尺高的旗杆，因此得俗名“双旗杆医院”。
美国卫理公会1875年派遣医生来北京。毕业于美国费城女子医学院的库姆斯(Combs L．)到北京后自办诊所，后来，与戴维斯(Davis G．作库姆斯的助手)办了一所35张床位的妇婴医院。
1879年，美国长老会在北京开诊所，1886年办安定医院。1889年，英国圣公会到北京也开有一间诊所。
1902年东交民巷西口的法国医院建立，床位34张，有一个门诊部，放射科，电疗室和药房。
1902年，美国长老会于安定门内二条胡同重开道济医院，
1903年，美以美会（美国的一个宗教派别）于哈德门和东交民巷拐角处，开霍普金斯纪念医院，由美国的马萨诸塞州霍普金斯捐款修建。后来，此院增建结核病疗养院。
1906年，英国圣公会也于北京开圣卢克医院及诊所。
1866年伦敦会医生到达汉口设诊所，
1868年伦敦会建天津诊所，
1869年爱尔兰长老会医师在东北营口从事医疗活动，
1870年圣芳济会在宜昌设有诊所，1871年美国长老会医生进入山东登州，同年，英国浸礼会、苏格兰联合长老会的医生开始在烟台活动。烟台毓璜顶医院的前身是美国长老会于1890年创建的教会医院，现已发展成为烟台市规模最大的综合性三级甲等医院。
1874年美国美以美会在九江创办医院，同年，美国圣公会医生进入武昌。
1883年重庆有了美国圣公会的诊所，而同年美国公理会医生在山西太谷县开创医疗工作。
1885年美国长老会建山东济南诊所。同年，美国基督教纽约长老会在海南海口建福音医院。
1890年以前，北京通州、张家口、太原、南京、潍坊、成都、福州、北海、常德、长沙、汕头、温州、扬州、苏州、石家庄、保定、青岛、南昌、无锡、芜湖、开封、吉林、沈阳、西安、兰州、云南、贵阳均有教会医生涉足其间；总之，教会医学医药事业遍布中国南北大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