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潮女，一要有钱，二要有胆。民国驻美大使夫人黄蕙兰就两样都具备。但她不是靠做外交大使的老公打扮自己，而是靠有钱的老爸活着。黄家在黄蕙兰爷爷那辈偷渡到了南洋，劳动致富积攒下了家业，到1901年黄蕙兰出生的时候，她老爸黄仲涵已经成为爪哇华侨首富。
黄蕙兰的妈妈魏明娘祖籍山东，是黄仲涵的第一任夫人，她只生了两个女儿，就是黄蕙兰和姐姐。手里有大把的钱可以支配，老妈从一开始就拣最好的最贵的给女儿们买。在黄蕙兰三岁那年，老妈就给她买了一个重达80克拉的钻石项链戴在脖子上，这沉重的项链把小女孩搞得很累。
对女儿的教育，黄仲涵从来不过问，他大概觉得，有了钱就有了一切，上不上学都无所谓。不过魏明娘倒是觉得孩子学一些知识是有必要的，但是她不屑于送孩子到学校和别人家的孩子挤着上学，而是自己花高价请家教，教孩子英语、音乐、舞蹈和美术。
各式各样的家教教的知识虽杂乱且无条理、无头绪，却让两个女孩子成了全才，她们会荷兰语、马来语、英语、法语，懂音乐、舞蹈，会写书法，还会骑马、开车。由于教育方式很不系统，也没有对孩子的行为进行过规范，所以长大后的黄蕙兰从来不受任何约束。这种我行我素的个性成就了她，也最终毁掉了她的婚姻。
黄仲涵拿着钱不知道怎么花，就拼命花钱往家娶小老婆，娶了一房又一房，最后一清点，居然有18房。这些女人给他生了一大群孩子。魏明娘懒得和这些女人争风吃醋，就一个人带着两个女儿到遥远的伦敦居住，从此再也没有回过那个乱纷纷的家。
跟着老妈旅居欧洲之后，黄蕙兰不上学、不工作，每天的任务就是消费、打扮，和各式各样的人在一起娱乐。和她交往的人，从皇室名流到贵族帅哥都有。她在着装打扮方面很有天分，无师自通，装扮出来，既不失东方女性的贤淑娴雅，又有西方女性的摩登时尚。性格也是如此，既有东方女子的娴静温柔，又有西方女子的浪漫风流。
19岁那年，她被中国赴巴黎和会代表团第二代表——驻美公使顾维钧一眼相中。
顾维钧看中黄蕙兰，并不是因为她家有钱，而是因为她与世界接轨的美丽时尚、不俗的交际能力、懂多国语言以及多才多艺。做外交官的男人需要的就是这一类能拿得出手的女人。
黄蕙兰一开始并没有看好这个老男人，和她万国交际圈里的帅哥们比，顾维钧实在太一般了。但结识后，顾维钧经常带黄蕙兰出去郊游，他们坐的是一辆由法国政府供给的享受外交特权的车，听歌剧享用的是国事包厢，到哪儿都能享受国宾待遇。
从小不差钱的黄小姐骤然明白，能用钱买来的高贵不算高贵，有些特权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权力的诱惑是一般女子不能抗拒的，黄蕙兰也不能免俗，迷恋上了这种千金难买的高端生活。她不是需要这个男人，而是需要这种生活，所以痛快地答应了这桩婚事。
交往没多久，他们就在布鲁塞尔中国使馆举行了婚礼，婚礼完毕就登上开往瑞士日内瓦的火车。当时，顾维钧作为中国代表团团长，正赶着参加一个国际会议，他不得不把旅馆作为新房。在新婚蜜月的几个夜晚，新郎一心一意忙公务，和秘书们一起起草文件，拟定各种文案，根本没空闲看新娘子一眼。黄蕙兰失落地独守空房，才知道，做外交家的夫人有光鲜的一面，但背后还要忍受这样的寂苦。
黄蕙兰需要的是外交家夫人头衔给她带来的展示机会，顾维钧需要的是对他的工作有帮助的帮手，两个人各取所需，达成了无言的默契。黄蕙兰开始粉墨登场了，她活跃在国际政坛，周旋于王公伯爵左右。她年轻、美丽、聪颖，衣饰得体，举止高贵典雅，她成了展示中国形象的窗口。黄蕙兰和顾维钧配合得很好，在她的大力支持下，顾维钧的外交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就。
宋氏姐妹对黄蕙兰的评价很客观，是女人之间惺惺相惜般的赞赏。宋庆龄很看好黄蕙兰穿衣打扮的时尚眼光，为了不让自己的衣饰落伍，她时常悄悄关注黄蕙兰近期在穿什么，然后确定自己的衣柜里该添件什么衣服。而宋美龄听到国民党政界都在评价外交官顾维钧取得了重大成就的时候，总提醒说：别忘了大使夫人的重要作用！
黄蕙兰一不留神成了中国最出色的外交大使夫人，每次出席宴会或参加活动，她都把自己打扮得很漂亮。可是，顾维钧并不关注她的装扮，黄蕙兰有时候也很委屈，“当我打扮整齐，等待他的赞许时，他往往只不过心不在焉地看我一眼而已”。
如果仅仅是老公少看自己两眼，少赞赏自己几句，一个女人也犯不着往心里去。关键是，如果这个男人不关注自己的老婆，而格外关注别人的老婆，甚至无话不说、体贴入微，这就是原则问题了。
有迹象表明，顾维钧有移情别恋的嫌疑。
嫌疑对象是一个外交家的妻子，她的老公叫杨光泩，和顾维钧一样都是美国留学生，又都是外交大使，还是好朋友。后来，杨光泩不幸殉职，顾维钧就经常到他家里关照他的老婆孩子。
杨光泩夫人叫严幼韵，是名门闺秀，20世纪20年代的复旦校花。比黄蕙兰小四岁的她，也是美丽的时尚达人，一辈子都穿高跟鞋，用高级香水。最关键的是，她比黄蕙兰会照顾体贴男人。男人在感情上都是哪儿温暖往哪儿去，顾维钧已经习惯了到严幼韵那里寻找温暖。
黄蕙兰不是那种很小心眼的女人，可是老公经常这样明目张胆地泡在别的女人家，她也有想不开的时候。某一日，顾维钧陪着一群朋友在严幼韵家打麻将，俨然成了这家的男主人。黄蕙兰自己在家寂寞了，就追到严幼韵家。顾维钧已经习惯了和严幼韵的眉目传情，见了老婆也不收敛。黄蕙兰的醋坛子一下子就翻了，她拽着顾维钧就往外走，但顾维钧端端正正地坐着，就是不动。
对老公没有办法了，她迁怒到严幼韵头上，大骂这个女人不知羞耻勾引人家的老公。可骂了半天，严幼韵也不接茬，装着没听见。一贯强势的黄蕙兰一时陷入尴尬的境地。
一眼看到桌子上的茶壶，黄蕙兰顺手抄起来，向顾维钧的头上浇去。一壶茶水哗哗啦啦倒完了，可顾维钧依然纹丝不动地坐在那里抓牌码牌。黄蕙兰这回是彻底没办法了，只好悻悻离去。
她知道，她的失败已经难以挽回了。她不是斗不过这个女人，而是斗不过这个有男人宠着爱着的女人。她累了，不想再和他们斗了，索性放爱情一条生路。
1956年，55岁的黄蕙兰向68岁的顾维钧提出离婚，把共同生活了37年的老公拱手送给了情敌。她很豁达：“他是个可敬的人，中国很需要的人，但不是我所要的丈夫。”但是她也很要强，不承认自己是弃妇，她对别人说：“我才是顾太太，虽然我们已经分居了；我们家里的小孩在新年只给我磕头。”
缺少了男人呵护的女子终究要凋零的，黄蕙兰也不例外。当曾经的浮华都远去之后，她不再是当年的时尚潮女，而开始学会自己面对每一个普通的日子。晚年，黄蕙兰生活在美国纽约，靠父亲留给她的50万美金的利息养老。1993年12月，100岁的黄蕙兰辞世。顾维钧也在纽约，但他早已是严幼韵的，已经和黄蕙兰没有一点关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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