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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慢的社会上有了传说，要恢复高考了。大家纷纷打探小道消息，奔走相告。先说当时的教育部长刘西尧不同意恢复高考，后又说刚出来的邓小平批评了刘西尧，坚持恢复高考。也不知哪条是真，哪条是假。一直到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大家才吃了一颗定心丸，这已经是十月了。我当时心情的那份兴奋和激动，简直无法用言语来表达：给我一个支撑点，我就会转动地球。现在写这篇回忆文章时，回想当时的情景，仍然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因为那是绝地逢生，是我生命的转折点。幻想了多少个日日夜夜，终于有了一个机会，一线曙光。相信当时的过来人都会有和我一样的感受，永世难忘。为了上大学，我们这一代人真的真的非常非常不容易。
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湖北高考日期定在了公元一九七七年十二月6－7日，考数学，语文，政治，理化四门。外语则8日考，一般考生不要求。我开始了争分夺秒的复习。上白班的时候我晚上看书，上晚班的时候我白天看书。骑车上下班时脑子还想着题。在文革最困难的时候，前途一片黑暗，差点连高中都不让我上。母亲经常鼓励我说，人类不可以没有知识，不可能没有文明，任何时候都不要放弃学习。将来要有可能，一定要上大学。这话就像在我黑暗隧道的心中点燃了一盏长明灯，照耀我前行，永不熄灭。众人皆醉我独醒，因此上中学时没有荒废学业，向老师学，向书本学，励精图治，奋发向上。数理化，文史哲，上至天文，下至地理，不偏不废，统统往肚子里装，深得老师们的喜爱。这千载难逢的高考机会，父母和我一样高兴，他们对自己的儿子充满了信心。他们不会当官，不懂经商，但有的是知识，知识就是力量。在我复习期间，家务活一概不让我碰。母亲经常给我和弟弟下鸡蛋挂面，泡红糖水，保证营养。
高考的春风吹遍了我们厂的每一个角落，三三两两，这里一堆，那里一堆，到处都是年轻人聚集在一起谈论复习，交流各种资料，都想搏一搏。我回到中学向各位老师借了文革前的复习提纲和各类习题。众老师皆曰：好好考，等你的好消息。
我们厂长是一个八级工人，劳动模范，见此情景，心生不满。他在工厂大会上宣布，为了加快生产进度，周末不休息，加班，引来下面一片骂声：这个孤老（他没有结过婚）。这话当时是不近人情的意思，咒他无后。但这丝毫也影响不了年轻人复习的热情和干劲，于是车间就成了复习的场所，大学出身的车间主任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笑眯眯地看着大家复习，巴不得车间多考上几个。
突然间，我的周围聚集了一大帮人，都是我中学时的同学，特别是旁边车工班的付建，经常来和我讨论数学题，有时围得水泄不通，搞得我们班长很不高兴，影响工作进度。我没办法，怎么赶也赶不走，走了一拨，又来一拨。
班长问他们：你们为什么都来找小严，像你们的老师一样。其实上中学时，我经常辅导他们，因为老师教他们教得头痛，不长进。
我的那帮同学说，小严恐怕在你们这里待不长了，他要是考不上大学，这工厂就没人考得上。两个班长都是初中生，不知深浅，将信将疑。不过看着这许多人来找我，知道他们的池子里大概有条大鱼。
有中学同学向我传话，说许多同学都回到中学让老师辅导，大家都询问我为什么不来。老师们说，会的不来，不会的才来。上中学大家都不学的时候，我可没少向他们讨教。在那知识倒霉的年月看见我虚心求教，孜孜不倦，有些老师含着泪说，现在还有学生这么刻苦用功，让我们这些被人瞧不起、反师道尊严的对象不枉教书一场，大家都学习的时候你学得好，是一回事，大家都不学习的时候你学得好，那就是另一回事了。于是悉心辅导，倾囊相授，我的成长，倾注了许多老师的心血。其实我们中学文革前是湖北省一个响当当的重点名牌中学，升学率稳定在百分之七八十。武汉顶尖一中二中华师实验附中不服气，一个县的中学哪有这么厉害，升学率比我们还高？于是派人来听课，回去后服了，厉害厉害。那时大学招生少，没有博士生，只有很少的硕士生。想读博士硕士，得上苏联，称为博士付博士生。因此那时的大学生和现在的大学生不可同日而语，乃百里挑一，素质高，比现在的博士生还吃香。要夸奖一个人有知识、有本事，就说，那当然，他家里有大学生，还不用自己是大学生，搬一个出来就行。一个学校能有百分之七八十的学生考上大学，由此可见我们老师的水平，名师出高徒。春秋战国时的“随侯之珠”讲的就是这里。我离开后几个月，这里出土了震惊中外的曾侯乙墓。另外相传这里还是炎帝的故乡。乃人杰地灵之邦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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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这天，父亲陪着我和小弟来到考场。考场设在县城实验小学，一片灰瓦房教室。天寒地冻，操场旁光秃秃的树上寒鸦呱噪，阴霾的天空下黑压压都是人群。年龄参差不齐的考生们个个兴奋异常，胸前口袋里都别着一只自来水笔。我现在在网上看新闻，每年都有无数父母陪着子女参加高考，一个个站在大门外翘首以待，感人肺腑。但和我们那届高考比起来，那感人的场面可就差远了。除了父母的殷切期望，更有同学的鼓励，同事的祝福，妻子的许愿，更有拖儿带女的责任，十年积压的中学毕业生都来了。看见一长一幼相伴而来，以为年长的送年少的来考试，相问之下，原来是姑姑和侄女或舅舅和外甥一同来考试。还有一男一女抱着小孩站在那里有说有笑，亲儿逗女，以为是妻子送丈夫进考场，开考铃声响后，两人将手中的孩子交给旁人，双双走进考场，孩子哭了也不回头，颇为悲壮。当然像兄弟姐妹同考场那更加比比皆是，像我和小弟一样。尽管这里面的许多人都不可避免地会被刷下，千军齐过独木桥，但也义无反顾，昂然向前。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这历史的机遇岂可错过。更可悲的是许多老三届的高中生因为各种原因不能参加高考，这天也到考场外站着，满眼热泪地望着考场凭吊逝去的青春年华，希望人生再来过。在他们今后的人生中，倾其心力全力培育后代，望子成龙，完成自己未竟的人生理想。我实验室有些中国学生的父母当年就是这样，因此我对他们有一种特殊的感情。要是我当年上不了大学，我的子女恐怕也和他们一样。
进了教室，坐在狭小的课桌旁，中学时光恍然又回到眼前，好亲切，连桌子上刻的刀印都看得那么舒服。同桌的是我们厂武汉六中毕业的一个工人，胡子拉碴，两人互相鼓励，一定考好。钟声响过，试卷发下来，教室一片挥笔疾书的沙沙声。监考老师来回踱着步，神态安详地看着考生答题,几多鼓励，几多期许。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因为试题简单，我很快答完题，回过头来检查题目时，邻座的考生已经站起来交考卷了。我不急，不慌不忙，一定要检查完善，不留遗憾，一锤定音。操场的大钟敲响了，时间到。
出来后，父亲期许的目光望着我，我点点头，告诉他可以。
吃了中饭，下午再考，有些桌子前己经空空，大概上午没考好，不来了。考了两天，手都写酸了。考完后，考生们表情各异，有兴高采烈的，有默默无语的，有痛哭流涕的。因为上班十分紧张，我基本没有时间复习政治和语文，理化也匆匆一瞥而过。不过和中学老师们对过题后，心里有了底，特别是数学，都对。
回到厂里宿舍，忽地一下都围了上来。我们车间调度何师傅喜欢收集高考数学题，他有文革前历年数学高考试题和答案。听说我回来了，迫不及待地来到我房间，急切切地问我还记不记得考过的数学试题，我说当然记得。于是我口述，他记，全部默写下来，包括我的答案。写完后，他心满意足地弹着稿子说：“这下全了。”
接下来就是等待。有天突然车间外人生鼎沸，说初榜出来了，于是赶快丢下手中的活跑出去看。厂办小红楼前贴了红榜，前面人头攒动，像科举时代揭榜一样热闹。
“小严，你的名字在上面。”车间许多师傅迫不及待地老远就冲着我嚷。挤进去一看，可不，我排在第三位，一颗石头落了地。有人拍我的肩头，回头一看，是考试时坐我旁边的那位，他也金榜题名。数了数，一共十六位，大部分都是武汉六中的老高三。······
初选是上了，不知最后录取如何。过不久，厂子弟小学的两个老师接到了外省学校入学通知书，一个复旦新闻系，一个哈军工。上复旦的是我中学同学李辉，现在是人民日报的主任记者，写过不少名人传记，在大陆有点名气。考完后大家都对过题，我的分数一定高过他许多。这不由得让我又担心起自己的家庭影响来。该不是又政审不合格吧，到这份上要是还上不了大学，死不瞑目。我神情恍惚，情绪低落。听说我还没接到通知书，李辉的父亲到我家来，极力安慰我，说录取是迟早的事，不必担心。碰到的人也都这么劝我，但我失眠了。
过了几天，早上正在车间上班，一群人呼啦啦涌进车间大门，走在前头的教育科林科员将录取通知书高高举在头上，老远喊道：“小严，你录取了！”
“你录取了。”“你录取了。”“你录取了。”······这声音在车间回荡，合着机器的轰鸣。这声音更在我脑海里回荡，经久不息，这是我一生中听到的最美妙的声音。全车间的工人都停下手里的活，向我行注目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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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严，还愣着干什么？把工作服脱了，回家啊。”徐师傅提醒我。
一句话提醒了我，原来我已经不属于这里了。这世界的变化也太快，一切都在转眼之间。
我骑上心爱的绿色飞鸽，飞奔回家。大街上碰见母亲同科室的肖医生骑着车子买东西。听见我被录取了，他狂欢，马上骑着自行车在前面开路，一路呼叫着直奔医院。在门诊楼前停好自行车，两人一路直奔上楼。
“王医生，你儿子被大学录取了！”一进五官科的门他就直呼，母亲大喜过望，连病人们也连连贺喜。······
“今天食堂打饭多要几个菜，加餐！”她吩咐道。
刚回到家，医院家属宿舍里就传开了。有意思的是医院一个党支委的小姑子急冲冲地跑到我们家来，要看录取通知。看完后脸红脖子粗地质问我，为什么她的侄儿小李毛没有收到通知书，他也报了武大。我怎么知道，收回通知书不给她看了。这女人歪歪扭扭，欠揍。文革中他们一直整我母亲，以为像工农兵大学生一样，只有他们无产阶级的子弟才配上大学。······她本还想无理取闹一番，无奈许多人都前来道喜，自觉无趣，灰溜溜地走了。听说小李毛大哭了一场。是你的，永远是你的，不是你的，永远不是你的，许多人都想不明白这个道理。
来道喜的众人中，有个叫王付建的中学同学，腿有点瘸，得过小儿麻脾症，和我关系不错。
“你亏了，亏了，亏了。”他小眼睛眨巴着说。
“怎么亏了？”我不得要领。
“你看，你一个月二十四块钱的工资，一年二百八十八块，四年一千一百五十二块，还不算三年学徒期满增加工资的部分。这么多工资都拿不到，损失太大了。而且家里还要补贴生活费，太划不来了。”他那瘦削的脸非常遗憾我的损失。“出来后还是个臭老九。”末了加一句。
原来他在给我算经济帐、政治帐。
“那我不读了？”我问。
“话说回来，还是读书的好。我们这帮人中有个把读书的，显得我们有文化。看你的了。莫忘了我们。”这么多年了，我本有可能忘了他，但他的那一笔帐算得我一辈子都忘不了他，折射出我们那一代人中的某些境界。
厂里最终没有走成几个人，老三届初试合格的考生里一个也没有被录取，因为年龄偏大。碰见考场上和我同桌的那位，他直摇头，羡慕我羡慕得不得了。其实他们中的许多人都考得很好，可惜时运不济。正因为他们心知肚明，因此报考自愿时，全部只填北大，清华，复旦，死也要死得壮烈。畏于他们的杰出和集体自杀，吓得我当时不敢将北大列为第一志愿。后来得知，我们那届的录取率只有百分之三多一点。我们能够上大学的幸运儿，自然十分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机会。七七级是名副其实的工农兵大学生，每个人都有着丰富的人生经历，来自于社会。我们不光是为自己而学，我们也是为了那些没能上大学的同龄人而学。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是大家推荐出来的代表，负有历史责任，只许学好，不许学坏。当我们离开大学多年后，许多老师还非常怀恋我们这届大学生，说再也没有哪届学生有七七级的大学生那么刻苦认真，勤奋好学了。许多人都不懂这是为什么，只有我们自己懂得，因为我们已经不属于我们自己了。七七级是一个独特的大集体，我们将自己这代人的荣誉视为比生命还重要，我们是时代的弄潮儿。
车间在二楼办公室里开了一个热情洋溢的欢送会。团支部书记代表大家向我和也考上大学的付建发了纪念品，一个脸盆和一个笔记本。本班组的师傅们都红着眼睛，那个帮他们磨钻头的小严要走了，都舍不得。佩一声不吭，眼睛里闪着泪花。我在工厂刚好呆了一年，时间虽然不长，却是我生命中的一道亮丽彩虹。它将我生命中的黑暗和光明截然划开。这里是我人生的一个跳板，我怀恋那里的日日夜夜，怀恋那里的师傅们，怀恋那里的机床轰鸣，怀恋那里热火朝天的劳动生产竞赛，怀恋那里年轻人旺盛的生命力。我的心里从此泻进了一缕阳光，长出了青草，长出了花朵，有了今日的春华秋实。
选自严教授自传体《 纪实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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