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难忘1977，那个童话般的冬天（二）

-hutu- · 2017-11-30 17:14:11Z

ZT: 难忘1977，那个童话般的冬天（二）简介

来源: -hutu- 于 2017-11-30 17:14:11 [档案] [博客] [旧帖] [给我悄悄话] 本文已被阅读：次 (105889 bytes)

难忘1977，那个童话般的冬天

（二）

汪晶晶

且说我瞒着我的X 老师，利用下夜班的时间，回我的小医院，领了一份高考的报名表，兴冲冲地回家。母亲看到我竟也打算报名参加高考，很吃惊。

母亲说，“你怎么……也想去参加高考呢？你们医院一直在培养你。不是已经让你当医生了吗？他们……，是没有办法。他们的工作环境……，实在是太差。学不到什么知识不说，还有各种职业病，甚至危险。只有参加高考这条路……”

母亲说的 “他们” 是谁，当然不需解释我就能明白。那是指的我的一个哥哥和两个姐姐。

我们家四个孩子，除了我不幸是六九届，上面三个都是“老三届”。1968年上山下乡时，我们家的三兄妹下到同一个知青点，以后又很逻辑地被招到同一家工厂当工人。

那是一家生产氨肥的化工厂，大名叫武汉制氨厂。

哥哥和大姐从小身强力壮。他俩一旦做了坏事，家长和老师加在一起，要想在体力上制服他们都不大容易。所以，哥哥几乎是众望所归地被分到锅炉房当炉前工。需要哥哥掌握的主要职业技巧是，要把一锹十多公斤的煤，尽可能均匀地撒在K式锅炉的基底部。

大姐则很荣幸被分到食堂当炊事员（食堂那时是阶级斗争的前哨阵地，政审不合格的人是去不了的）。主要职业技巧是要尽可能平稳地驾驶一辆超长，超重，且放满饭菜的平板三轮车。有一次，大姐和同事在蒸笼上滤好热气腾腾的米饭。没防着一只懒猫会钻了进去。等饭蒸好，同事揭开蒸笼，才看到被蒸得和蒸笼一般巨大的可怜的猫。同事当场昏倒，还差点被烫伤。大姐只好英勇顽强，自己找一把铁锹，把那可怜的猫铲出去……。

我没提二姐。大家肯定想，二姐比哥哥和大姐运气好，会分到一个稍好的工种。

不错，二姐因为瘦弱，被分去当仪表工，在化工厂算是不坏的工种。但二姐这辈子走的，却是一条完全称得上离奇的生活之路。我现在随随便便拣几件小事写一下。大家一看就知道，二姐让父母一次次担惊受怕的故事，根本不需要加工，直接搬上银幕就能去角逐奥斯卡。哈！

1968年下乡时，要按西方人的算法，二姐只有十六岁。二姐从童年时代起就极瘦，人称“三猴”。她跟着哥哥和大姐下放的那个村，从三年自然灾害，耕牛们不幸都被吃掉之后，就再也没有过耕牛。耕地拉犁的只能是人。二姐很快就被证明力气过小，比狗还小。贫下中农们倒很仁慈，让二姐在村里自办的小学里当老师，並记全工。

那时伟大领袖还算神采奕奕，副统帅也还算忠心耿耿，上面不时会传来振奋人心的最新最高指示，或者两报一刊的重要社论。

且说有一天，县革委会通知，村里要派人到几十里外的永峰村，参加一个无比重要的学习班。村里人一听永峰村，谁也不愿去。哥哥，大姐和其它知青，出外修汉沙公路一类的东西去了。总之找不到更合适的人选，支书便通知二姐去一趟。

参加学习班，有吃有喝有地方住，不上课，不出工还记全工，多好的事。简直是天上掉下了肉馅饼！二姐和邻队的一名女知青结伴同行，两人高高兴兴地去了永峰村，在那里心情无比舒畅地住了四，五天。

等到哥哥和其他人回队，已经是第二个月的月底。哥哥例行公事地给父母写信汇报，说了说这一个多月，他带着两个妹妹，在 “广阔天地” 里都干了哪些 “大有作为” 和 “很有必要” 的事。

父亲接到哥哥的信，读到二姐竟到永峰村去住了一段，两眼一黑，差一点停止了呼吸。

原来Q县的那个永峰村，本是 “十七年城市老爷卫生部” 时代，父亲带领着若干弟子，在省卫生厅的直接指示下，亲手建立的一个模范麻疯村。

麻疯病，是由低毒性致病菌，麻疯杆菌，引起的一种，以面部皮肤损害为主要体征的传染病。其传染途径为接触传染。和其他传染性疾病相比，麻疯病有一个只要见过麻疯病的老百姓们都知道的重要特征，那就是麻疯病危及的不是患者的生命，而是患者作为人的尊严。麻疯病导致的患者面部的皮肤损害，最终会使患者整个失去人的外在特征。但麻疯杆菌却并不侵蚀重要的生命器官，患者因此完全可能经年累月地存活着，并成为一个令周边人群极度恐怖的传染源。

也正因为这样，在愚昧时代，老百姓们对麻疯病患者只有两种本能的处置方式，或烧死，或驱逐。当时支书通知去永峰，村里的人不愿去，就是因为农民们都知道那是个什么地方，只不过瞒着知青罢了。

很多很多年后，父亲，母亲都已去世。我偶尔和二姐聊天，便会常常感慨。

我说，老头子（我们姐妹对父亲的昵称）只活了七十八岁，就是被你吓死的！二姐默然。（父亲同时代的医界老人，活到逾九望百高龄的，比比皆是。相比之下，父亲几乎算是 “英年早逝”了。父亲固然体质不好。但当年为二姐的担忧，一定严重地影响了他的寿命。）

作为皮肤性病专家，父亲当然知道，他即使是立即停止呼吸也无济于事。因为二姐已经去了麻疯村，并且已经在那里吃了，住了。说什么，做什么，都晚了。而麻疯病从被感染到最终发病，又有一个漫长得惊人的潜伏期。于是，父亲的担忧便只能和那个该死的潜伏期一样，漫长，持久，无奈。

更为严重的是，如果二姐真的感染，那就意味着她很可能已经把可恶的麻疯杆菌带回了知青点。哥哥，大姐和所有其他同点知青都有同时被感染的危险。父亲采取了他还能采取的一切措施，最终却只能静观后效了。

后来的事实证明，父亲的担忧，绝绝对对不是杞人忧天，而是一个科学家前瞻性的担忧。

大约是四年之后，二姐早已出师，算是老工人了。那位当年和她结伴同行的原邻队知青，现同厂工友，开始无缘无故地掉眉毛，很快就掉得精光。随后，鼻孔，嘴角，开始溃烂，流水，容貌变得不仅丑陋，更是狰狞。

很快，不用我多说，大家就能猜到，那孩子的诊断下来了，麻疯病！根据法律，必须去麻疯病院强制性住院。

知道了内情的汽车班，全体罢工，要求党委书记自己开车送人。党委只得向邻厂借车。被借的司机到了目的地才知道竟是送的麻疯病人。回厂后大闹，狂怒之下，险些把制氨厂的党委书记，一刀杀了。

而事实上，父亲亲手参与建立的麻疯病院，是所有医疗卫生机构中最最仁慈，也最最人道的地方。那里全体病友亲如一家，全体病友都一视同仁地享受百分之百的医疗保险。所有发病前已经参加工作的病友，终身全薪劳保，而且只要原同事涨工资，他们还会跟着涨。麻疯病院同时还是一所难能可贵的大学校。其中大部分职工，从医生，护士，到炊事员，会计，花匠，本人都曾是或正是麻疯病患者。他们即使痊愈，也不愿离开，而愿意一辈子呆在那个他们已经视为家园的地方。

只不过普通老百姓，谁也不会知道这一切，更没有兴趣关注这一切罢了。

在麻疯病院安居乐业之后，二姐的那位昔日的知青同伴，后来的工厂同事，专程写了一封情深意长的信寄回厂，感谢毛主席，感谢党和人民，感谢组织。信放在党委办公室的桌上，谁也不敢去碰，更无人敢开启。最后，厂医务室的人用火钳钳走，烧掉，然后还奉命消毒全部办公室。

而二姐经历的离奇之事，又何止一次麻疯病。

二姐工作的车间，氨水外漏，工人们往外疯跑。毫无体育细胞的二姐被挤倒在地，导致鼻梁骨折。那还只不过是小事一桩。

化工厂最大的好处是热水充足。工人们只要愿意，天天下班都可以自由自在洗热水澡。且说有一天下班，二姐同岗位的一位女同事，约着二姐一同洗澡。二姐从小做事就极慢，常常东张西望，最后因为注意一些常人遗漏的细节而忽视了常人都关注的整体。上小学的时候，假如我要等着她一起上学的话，我就得天天陪着她迟到。那一天，同事等了老半天，不见二姐的人影，只好自己先进澡堂。等二姐慢吞吞地拿着脸盆和干净内衣，不慌不忙地走到澡堂边，只听一声巨响，整个女澡堂爆炸了。几分钟前刚刚和二姐分手的那位活蹦乱跳的女同事，被炸得粉碎。二姐当然肯定洗不成澡，因为全厂基干民兵立即紧急集合，为那位不幸遇难的女同事（还有其他人）寻找被炸飞的手，脚，胳膊和腿……

我罗里罗嗦地写了这么多二姐的往事，实际上都是那天我拿着高考报名表回家，母亲絮絮叨叨，简直声泪俱下地向我诉说的。母亲教了一辈子书，自己的孩子却没法读书，这份痛苦不是母亲一个人有。医学院百分之九十的教职员工，都痛苦，都无奈，也就算了。但母亲连盼着儿女们能平平安安地活着都难，那就真的只剩下高考这一条超脱苦海的路了。

母亲说的诚然没错，我的哥哥和姐姐们，绝对应该参加高考。

但母亲认为我已经很幸福，不需要再去凑热闹，我却完全无法接受。我开始大声和母亲争执。

母亲想说服我，被父亲拦住了。父亲简单明了地对母亲说，“她不过是报个名，参加个考试而已，离着真正上大学还早得很！”

母亲不说话了。父亲却严肃起来。就在母亲跟我 “痛说革命家史” 的时候，父亲已经把我的报名表看了一遍。

我是一个非常非常有自知之明的人。我很清楚，作为一名小学毕业生，我和哥哥，小表哥，这些整整等了一十二年的老高中的学生们，和比我至少小六岁的应届高中毕业生们，一起进考场，绝绝对对属于自讨没趣。所以，报上连篇累牍地登着的，供填志愿时选择的所谓第一类和第二类学校，我连看都没看一眼。我的第一志愿填的是三类学校中师范学院的中文系。第二志愿是三类学校下面所列的所谓 “高师班” 中的中文系。第三志愿我干脆没填。

我在前面写过，我的愿望很小很小。我不过是想上上学，学什么都无所谓。当老师不错，寒假暑假都不用上班，可以呆在家看看书。将来一旦能当班主任，我下决心一定想法和调皮捣乱的孩子做朋友，绝不包庇那些哗众取宠，有意做些假好人好事的假三好学生……。

我正想入非非，没防着父亲拿着一块橡皮，正在使劲地擦着我的报名表上填志愿的那个栏目。

父亲看都不看我一眼就说，“你，白白学了七年医，竟然忘了你自己的身体，你自己的病！你……，居然填师范，居然想当老师！粉笔灰，那对哮喘病人是最最危险的过敏源……”。

我的父亲和母亲是有着显著区别的。但凡父亲开口说话，那就是命令，而不是和你讨论。你假如还敢和他顶嘴，他会让你立即离开他的视野。我站在一旁静静地等着，等着父亲进一步的 “最高指示”。父亲接着说，“我已经看了报纸。武汉大学有一个系，名叫图书馆学系。顾名思义，那是培养图书馆员的地方。图书馆是个好地方，图书馆员是个好职业。和书打交道比和人打交道简单，愉快。你基本不需要多说话。而且，图书馆恒温，定期会吸尘……”。

说话间，父亲已经为我重新填好了志愿，然后把被他擦了个洞的高考报名表叠好，递给我。父亲开始做别的事，因为他要对我说的话说完了。

第二天，在院党支部和革委会办公室，一向能容忍我政治上落后的领导们有些忍无可忍了。因为被父亲擦了个洞的地方，反面是无比重要的 “社会关系” 栏目，而他们手头又没有那种表了。我万分沉痛地看了看，这才发现，父亲把三个志愿都填了。第一志愿：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第二志愿：复旦大学新闻系；第三志愿：北京广播学院文编系。（很久很久之后，我和我大学时代的好朋友老王聊天。老王是杭州的女儿，上海的媳妇，对江浙一带的情况当然比我熟悉。老王听说父亲竟把复旦大学填成第二志愿，差点笑昏了。老王说。复旦招生的人要是知道了，非得气得脑溢血不可，哈！）

1977年12月7日的下午，持续了两天的高考总算是结束了。

我困极了，一回家就想赶快睡一觉。母亲却让我在大姐的衣柜里找一件漂亮一点的衣服，出去照张相。我这才想起，这一天是我的生日，而且还是本命年的生日。多么令人悲伤啊！二十四岁！那本该是大学毕业的年龄，我却才刚刚有幸参加高考。不过，和哥哥，姐姐们相比，我无论如何应该知足才对。

一个星期后我把照片取回家，看了一眼就放进抽屉。1977年的那个冬天，我实在太忙了。我估计，但凡经历过那段岁月的中国人，那时恐怕没有不忙的。

又过了若干个星期，我的大姐夫下班回家，经过那家照相馆，忽然看到我的一张巨幅照片居然堂而皇之地放在橱窗里，不免吃了一惊。

大姐夫进去询问摄影师说，“你们橱窗中放着的一张照片是我妹妹。你们征求过她本人的同意吗”？摄影师说，“照的时候并不知道效果好不好，怎么征求她同意”？大姐夫说，“那她要是现在不同意呢”？摄影师说，“照得这么好。上了色（那时还根本没有彩色照相）。让她自己来看看！没有女孩子会不同意！高兴还来不及”！

最后，大姐夫代我和照相馆达成协议，陈列完毕，将巨幅照片连同那个镀金的美丽镜框一起送给我。

那之后的三十余年，我的那张完全偶然的巨幅照片，一直被母亲小心翼翼地挂在她的房间里。

我曾在其他文章中写过，父亲和母亲的同乡，挚友，兄长，中国二十世纪黑白摄影时代的著名摄影家，黄翔先生，对母亲极好，曾给这位活泼，可爱的小妹妹照过无数张美丽的照片。童年时代，我在母亲那些美丽的巨幅照片下，睡过整整一十六年。而晚年的母亲，也同样睡在我那张唯一的巨幅照片之下。

而最最可怜的，却是当年发现，并为我取回巨幅照片的大姐夫。

大姐夫是上海知青，一生老实，无用，碌碌无为，只活了短短的五十七岁便郁郁而终。在家乡上海，大姐夫只生活了二十年。其后漫长的三十七年，他都在楚地渡过，却从未真正融入过武汉，这个他固执地认为俗有余而雅不足的城市。这让我想起我后来的母校，珞珈山上一位知名的历史学教授，伤感且无奈的自挽词，生于吴，葬于楚！呜呼！

好了，写到了大学的入学通知书寄到单位，我本该结束我这漫长的《童话般的冬天》。但我写东西一向啰嗦，就不妨再最后写一段和那个年代有关的趣事。

收到了大学的入学通知书，我立即向家中管账的二姐申请 “公款”。我说，因为住读，我需要一只热水瓶和两只脸盆。

二姐从平台上取来一只竹杆，娴熟地伸到床下最无人烟之处，掏出两只上山下乡年代的旧脸盆。对着光仔细地看了看，确信两只都是漏的，才放心地递给我。二姐让我趁着这几天还在医院上班，先到牙科去补脸盆。“公款”，当然肯定不可能批。

医院长大的孩子谁都知道，牙科，那整个就是全院职工的一个金工车间。想修什么都行。

但牙科……！哈！我低下头偷偷地笑。

二姐当然不知道，我从来就不敢随随便便地光顾我们医院的那个牙科。而且还不是一天两天，而是数年如一日地不敢。

且说我工作的那家小医院，在建筑上有一个一直到我终于离开它都没搞明白缘由的特征。那就是，医院所有的科室，包括无比重要的党支部和革委会，都在马路的南面，唯独牙科却独自呆在马路的北面。这当然其实不是问题的关键。问题的关键在于我是个天性非常不善于和人打交道的人。在我视野中出现的人群，我永远只认识其中的三分之一，称得上熟悉的就更少。

那个和牙科有关的不幸的故事发生时，我在医院才刚刚工作了一年。

那一天我夜班，一个人呆在急诊室。急诊室的前面，是医院的大门。

已经夜深人静，我正准备收拾书本，铺床睡觉。突然间，有人在医院的大门外嘭嘭地敲门。我不敢耽搁，立即起身。天这么冷，又是半夜，如果不是重症急诊，那一定是出了交通事故。

不想我急急忙忙地打开大门，门外站着的却是个不但全须全尾，而且还红光满面的男人。

我奇怪了，问道：“请问你俩（不是复数，而是武汉方言中的尊称，相当于北方方言中的“您”）哪里不舒服？”

我客客气气地询问。那人却有些气恼。

“你怎么开口就咒我不舒服呀！我舒服得很！哪里都舒服！我是来上厕所的”。那人大大咧咧地回答。

这一下，我真是有点 “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了。

半夜三更，寒冬腊月的，随随便便就敲一家医院的大门，居然是为了上厕所。这也太有点过分了。

我没好气地拦住那人，指着离我们医院只有一箭之遥的新华电影院，那里正闪烁着诱人的霓虹灯。我说，“你俩是想上厕所，对吧！再朝前头多走几步，你俩看好，那是新华电影院。花五分钱买一张票（那时电影院据说是“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武器”，常常通宵达旦开着）。既可以看西哈努克，还可以随便上厕所。几好！”。

说完我还不解气。我指着医院的招牌教育那人，“你俩这回看清白，这里是医院，不是公共厕所！下回再莫这样不开窍。一把年纪，还要人教！”。

为避免这人的胡搅蛮缠，我说完就紧紧地关上门，还哐当一声锁上。

没想到，那天晚上，我闯祸了。

那天来上厕所的，并不是外人，而是我们医院本院的职工，是马路对面牙科的一位技师。牙科通常是不上夜班的，但那天因为接了别处的活，C师傅带着两个徒弟加班。而牙科厕所的水箱，不知怎么坏了。

后来的事，我都是听说的。

我关上门后，C师傅先是对着门，抑扬顿挫地骂了一通脏话。然后掏出东西，把原本属于厕所的那些和他口中骂出的话语同等肮脏的液体，完全彻底干净全部地喷在了医院的大门上。

C师傅骂骂咧咧地回到牙科。两个徒弟毕恭毕敬地问，“你俩回了！”

C 师傅气呼呼地说，“老子读了一箩筐毛主席的书才学得文明了。才说不找电线杆子，多走几步，到对门上个厕所。老子今天在对门撞到鬼了！不晓得哪里冒出来个体面苕，不认得老子，不要老子进去不说，还要老子花五分钱到新华电影院买张票，看西哈努克……”

“哈！哈！”两个徒弟笑得前倒后仰。

第二天一早，寒冬腊月，半夜三更，我公然不让C 师傅进来上厕所的故事，传遍了全院。

后来的一段漫长的时间中，挂号室的潘爹爹，坐在小窗口前。一有病人问他，“请问你们医院的厕所朝哪里走？”潘爹爹就指着新华电影院响亮地回答，“朝那边走几步，花五分钱买一张票，又可以看西哈努克，又可以随便上厕所，几好！”

自那以后，我连经过牙科都万分小心，就别提进去了，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