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者：读了这篇文章，才记起77年高考原是11月6日和7日，40年了。特此转载，以为记念
难忘1977，那个童话般的冬天
（一）
汪晶晶
那个冬天，是我在那家小医院工作的第七个年头。
那之前，十月中旬的什么时候，中断了一十二年的高考即将恢复的消息，传到了中国社会底层的这个 “春风不度” 的地方。
只不过，无论是亲人，朋友，还是领导，同事，都不认为我有什么必要为此事而欢欣鼓舞。
我的短暂的学生时代，是紧跟着文化大革命的开始，具体地说，是以我在革命大串联中两次参加毛主席接见红卫兵，而结束的。在国家主席被作为叛徒，内奸和工贼开除出党的那个血色的春天，我本在纺纱厂当学徒工。不久被退回学校上山下乡，却又不幸在农村被巫医扎穿气管，差点在广阔天地中献身。最终，我作为“病残青年”，被分进这家小医院。
在后来有幸当 “医生” 的那段惬意的日子里，常有好事的病人问我是什么时候毕业的。我通常准确地回答，1966年6月。病人若问我毕业于那所学校，我便含含糊糊地说一声，武医附小。不明内情的病人听到其中有一医字，大多会肃然起敬地闭嘴。
而实际上，只有我自己知道，我所说的 “武医附小”，是武汉医学院职工子弟小学的简称。换句话说，1966年的6月，我是小学毕业，而且自那之后，再未正经上过学，直至高考恢复。
虽然那个后来被搞得终身难忘的重要消息，我本人并没有 “亲耳聆听”。我很荣幸地正在院外进修，但仍有同事准确地给我通风报信。据说，院革委会主任和党支部书记在全院大会上说的是，希望所有拥有高中文化程度的革命职工们，响应华主席和党中央的伟大号召，踊跃报名，参加高考。
很显然，党和人民希望的踊跃报名者并不包括我，因为我整个没上过中学，连初中文凭都没有。
而且，这还远远不是问题的全部。
大家不认为高考恢复和我本人有什么直接关系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我在这家小医院的大部分同事的眼中，生活得相当幸福。
现在大家谈起文化大革命，通常都说十年。其实那十年，还是有着阶段性的不同的。就我自己的感觉，以林彪事件为界，1966年至1971年，可以说是血腥的革命时期。1971年至1973年，是 “伟大领袖”，以及 “全党和全国人民” ，对革命产生审美疲劳的时期。而1973年之后，虽然仍有老百姓们並不十分清楚的所谓 “反复”，但中国社会，实际上已经开始了所谓 “改革”。因为大家终于发现，不管白猫，黑猫，只有抓到老鼠才能被称为猫。谁要是还像指鹿为马的秦家公子那样，随随便便地就管乌鸦也叫猫，老百姓们已经没法相信了。
大约是1973年的春季，是不是因为因为科技大在合肥的缘故，总之，安徽台率先开始教英语，在武汉能模模糊糊地收听到。很快，医学院的校园中，英语教研组每周都有几个晚上，在能容数百人的大教室中开英语班。那些英语班当然只是为工农兵学员和年轻的教职员工们开的。但我混进去听，并不太难，因为并没有人守门。
而事实上，偷听工农兵学员的课，于我而言，堪称历史悠久。
我在那家小医院刚刚工作了不到一年，1972年春天，第一批工农兵学员就雄赳赳，气昂昂地入学了。母亲那时已经 “解放”，还万分荣幸地成为 “三结合领导小组” 中难能可贵的 “革命知识分子代表”。正在工军宣队的直接指挥下，受宠若惊地为工农兵学员们编写笼罩在一片革命导师语录之下的那种简易教材。母亲兴高采烈地把所有工农兵学员在大教室中上大课的课程表抄给我。那时人心依旧惶惶，谁也不清楚是不是真的有人会“万寿无疆”。而校园中的那些劫后余生的老教授们却肯定不可能 “身体永远健康”，他们正在一天天地老去或死去。母亲嘱我抓紧一切可能的机会去听课。我于是几乎天天和同事换班，隔一天就上一次夜班（别的同事一周才上一次）。而和同事换班，那是一件你求别人的事，所以通常你得多上，才可能再换不难。夜班十二个小时还算好，你多上一个小时就算了。而换白班，别人帮你代四个小时，你很可能得为别人上一整天。
现在回首往事我都忍不住地为自己感动，那时为了能偷听工农兵学员的大课，我额外地多上过多少小时的班呀！
虽然在政治上我绝对落后得无可救药。但令我十分欣慰的是，“党和人民” 对我却并不算太坏。记得那时每天一清早，院里各个科室都有所谓 “毛主席著作自学小组” 活动。我从不参加。护理部的负责人质问我。我回答说，自学，指的是不需要别人强迫，自己自觉自愿地学。我每天在家已经自觉自愿地学过了。负责人说，谁能证明你在家已经学过。我说，最好的办法是由党支部和革委会出面组织闭卷考试，大家轮流出题。看看谁读毛主席的书，读得多，读得好；看看谁是真读，谁是假读。虽然我不过比该负责人多上过三年小学，但在“读毛主席的书”这个大是大非的问题上，她在我面前却从不敢造次。特别是我反复强调究竟是谁真读，谁假读毛主席的书，让她紧张得脸都白了。
虽然党支部和革委会并没有采纳我的，“关于在院内广泛开展考试活动，以利检查革命职工是真读，还是假读伟大领袖毛主席著作”的“合理化建议”。但后来的事实还是明白无误地证明，我确确实实是那家小医院中毛主席著作读得最多和最好的人。很快，“党和人民” 慧眼识珠，一致决定要把我 “培养” 成院里的 “理论骨干”。所有重要的稿件，一律由我一人 “脱产” 去写。我当然喜出望外，写那些 “稿件”，用 “脱产” 的一半时间就足够。全院 “阶级敌人” 们的档案材料，我只要愿意，也能随便去翻看。此外，所有院外的学习机会，不管是学 “林彪反党集团的五七一工程纪要”，还是学 “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五篇光辉哲学著作”，是 “评法批儒”，还是读《红楼梦》，评《水浒》，全都当仁不让地派我去。
现在回想起来简直让人难以置信，我甚至有幸学过一段时间作曲，哈！
有一次为纪念七一，革委会主任通知我脱产一周，编排并导演一个诗歌大联唱。诗歌倒好办，不外乎韶山日出，南湖红船，八角楼的灯光一类，有一天功夫我就能胡诌出来。但联唱部分却涉及到音乐。幸好西药房有一位“阶级敌人”是来自上海音乐学院作曲系的“胡风分子”。他不但能作曲，还能让我心服口服地帮我修改所有我的 “作品”。胡风分子创作的东西，即使是在革命年代，也绝对非同凡响。出去巡回一圈，众望所归地得了一堆奖。工人文化宫把我们的诗歌大联唱报到音乐学院。音乐学院立即来函询问，谁作的曲。革委会当然不能说是胡风分子，便说是我院理论骨干小汪。音乐学院肃然起敬地邀请我去参加 “全省采风”。我把那通知拿给胡风分子看，他差点笑昏了，哈！
后来，到了1973年，父亲的 “问题” 终于做了 “结论”。（哈！我们这个伟大的汉语，真是雅致得无与伦比呀！）我甚至还在那家小医院里入过团。
哈！大家听我这么说 ，一定大笑，入团算什么呀！
可是要知道，我的家庭背景是多么惊人地落后呀！那时我的一个哥哥，两个姐姐，都是 “适龄青年”。可在我入团的时候，他们仨不但没入过团，连申请书都没写过。我居然能入团，那简直有点 “开天辟地” 的味道。过了差不多两年，二姐才在我的 “亲切关怀” 和 “巨大鼓舞” 下也入了团，哈！
当然，悲痛欲绝的时候也有，那就是每年工农兵学员被 “推荐” 的日子。
我工作的那家小医院，没有资格 “推荐” 大学的工农兵学员。能轮到我们那家集体所有制的小医院 “推荐” 的，只有中专，而且在我的记忆中，只有过绝无仅有的两次。一次是儿童医院护校的护理专业，另一次是卫生学校的检验专业。我一直暗暗希望，既然去的是学校，那就应该先有报名，然后有考试。但不幸，这两样都没有。一切都在黑暗中进行。黑暗中进行的这一切，被庄严地称为 “推荐”。被 “推荐” 到儿童医院护校的Z，本是我在护理部的好朋友。那是一个长得极其美丽的女孩子，曾经有京剧院，话剧院，汉剧院和楚剧院的学员班先后找过她，她却都没去。她的青梅竹马的男朋友是歌舞剧院的舞蹈演员。Z比我晚参加工作，和我同事时一直管我叫师傅，大事小事都问我。那天革委会突然宣布Z被 “推荐” 上护校，我简直觉得天地间一片黑暗。什么时候 “推荐” 的？怎么 “推荐” 的？为什么是她？ 为什么不是我？
同事中没有任何人理解我的悲伤，他们认为我天天都在读书，根本用不着专门去上学。
不过悲伤虽然是悲伤，要说起在工作上，“党和人民” 对我的培养，我得承认，那真的是让我没齿难忘。
在高考恢复之前，党支部和革委会已经决定让我当 “医生”。说实话，我觉得自己也很对得起 “党和人民” 的培养。只要有病人找到我，所有能看的病我都看，内科，外科，妇产科，儿科，皮肤科，甚至中医科。碰到我无法 “看” 的病，我也一定会把症状和体征详细地记录下来。我一点也不认为让我当 “医生” 有何荒谬之处。和那家小医院中的一大批彻头彻尾的庸医们相比，我甚至认为自己是相当称职的。
只是我的父母，不幸双双都是家乡名医。自从听说我竟开始当 “医生”，他们便提心吊胆，坐立不安。父亲十分仔细地观察了我的整个学习过程，发现我的学习过程和传统西医的教学过程正好相反。传统西医的医学教育是从综合性大学生物系的基础课程开始的。父母当年学医，学制是漫长的七年。前五年都是前期课程，人体解剖，生理，病理，微生物，药理，等等，等等。一直到若干年后的最后关头，学生们的视野中才允许出现疾病和病人。
而我的学习过程却不幸在大部分情况下是颠倒的。
随便举个例吧，我遇到一位胃溃疡患者（诊断过程先略去，权当是一个已知数）。于是开始急用先学地看人体解剖，看人的消化器官，胃，是由什么层次的不同组织组成的。胃平滑肌，胃粘膜，贲门，幽门，十二指肠，十二指肠球部，等等。记得我那时甚至为此专门跑到医学院的解剖馆去看过泡在福尔马林中的成人胃。这之后我需要了解，胃粘膜分泌的胃酸是一种什么东西，在人体的消化过程中有何作用，它的分泌和交感神经有何关系，等等。这就涉及生理学和生物化学。最后，病人需要小苏打和胃舒平。为此，我还必须去接着学习药理学。再比如，遇到一例感染（诊断过程略去，同上），我便倒过头去学微生物。什么是致病菌，什么是非致病菌，什么是低毒性致病菌；什么是高毒性致病菌；什么是革兰氏染色阴性；什么是革兰氏染色阳性；以及那位革兰氏是何许人也；当然还有抗菌素的广谱，窄谱和药敏试验，等等，等等。
总之，父亲说的一点也没错，我的整个读书顺序，完全是混乱而颠倒的。
也正因为这样，无论我怎样向父亲，母亲解释，我是如何“对同志，对人民极端热忱，对技术精益求精”的，他们都无法放心我竟能当 “医生”。这正像无论党和人民怎样数十年如一日，苦口婆心地教育他们，他们仍然不敢相信所有 “自学成才” 一类的神话一样。最后，我只好厚着脸皮去找党支部书记和革委会主任，希望他们能派我到一家上级医院去进修学习一段。我的这个看上去小小的要求，绝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就我自己私下估计，和我希望他们竟“推荐” 我去当工农兵学员，差不多同等困难。
我没想到，过了一段，“党和人民” 竟然同意了，哈！
于是，1977年五·一过后，我成为上级医院，武汉市第四医院，的一名进修医生。
我兴高采烈地到上级医院的儿科报到，并下决心要老老实实，恭恭敬敬地跟着上级医院中儿科专业的名医，L主任，学习，从一点一滴学起，做起。
不料我向接待我的办事员询问一声，我能不能见见L主任，那办事员竟严肃地说，这里没有什么L主任。我吃了一惊，只得犯禁忌地说出L主任的姓名。那人居然说，那是 “十七年城市老爷卫生部” 时的事！丝毫没看到，桌上的日历无声地显示着公元1977年的五月。
我只好退一步询问，现任的科主任是谁。办事员说，现任科室负责人是W。
那人已经很不悦，我不敢继续骚扰，只得立即给母亲挂了个电话。
母亲四方询问，结果是，那W，一位中年女性，是文革前L主任麾下的护士长。这一下，母亲比我还着急。好容易党和人民开恩，才让我到上级医院进修，我却跟着个护士长去学，那不是瞎子点灯，白费蜡吗。说真的，护士长在任何医院中都是一个万分重要的位置。谁都知道，在临床诊疗的过程中，通常十个年轻的医生也抵不上一个护士长。但党和人民派我出外进修，并非是去学习护理学呀。
也就在母亲六神无主地时候，事情有了转机。
母亲的一位学生，1958级儿科系的，告诉母亲，他的同学，换句话说，也是母亲的学生，姓X，刚刚从广西的南宁调回武汉，正好去的是这家医院儿科。而那X， 当年是成绩学得非常好的优秀学生。
这一下，我的进修，总算柳暗花明，转危为安了。
我的X 老师……对我好极了，是老师，更是兄长和朋友。
X 老师自己进大学的时候，正碰上大办钢铁，干过一系列五彩缤纷，却和医学专业毫不相干的事。但幸好毕业前的那两个学期，赶上了1962年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哈！看看我们这个伟大的汉语吧。后世的孩子们，还能看出这几个四平八稳，琅琅上口的汉字后面，隐藏过什么荒诞吗！）。我每天白班八个小时，夜班十二个小时，寸步不离地跟着我的X老师。X 老师安排我，三分之一的时间在门诊；三分之二的时间在病房。每一位我收入院的小病人，我都得按X 老师的规定做全身体检，写出满满三页的大病历。家长们当然高兴极了，都说从来没遇上过我这样负责的好医生。而事实上，X 老师对我很严格，几乎没有表扬过我，只剩下批评。而且每次批评完了，还会说一句，你今天回家就对你妈妈说，我批评你了！
我当然不会专门回家去跟母亲说。俗话说得好，报喜不报忧嘛！
也就在我跟着X 老师身后形影不离地上班的那最后一个多月，传来了高考恢复的消息。
X 老师询问我对高考恢复一事的看法，并问我准不准备参加高考。我思忖着，我正在进修学习，却野心野肝地说想去参加高考。那不是“不安心工作” 的表现吗？我于是决定不说真话。
但我的X 老师，实际上一眼就看出我没说真话。X 老师不再和我直接地讨论高考恢复的事，但一有机会就会间接地提醒我。X 老师说，你的同事都知道高考恢复的事吗？你可以告诉他们呀。我没吱声，心中十分内疚。因为我其实听到消息的当天就已经和同事打了电话，详细地了解了和高考恢复有关的一切细节。X 老师又说，既是高考恢复，那肯定得先报名。而报名，X 老师强调，那可是一定有期限的，到了不定什么时候，就会截至。
这话提醒了我。我抽了半天下夜班的时间，回了一趟医院，领取了高考的报名表。
为了避免这件非同寻常的事，日后可能会出现的一切周折，我谦虚谨慎地询问党支部和革委会，我并没有华主席，党中央要求的高中毕业证书，怎么办（事实上我连初中毕业证书都没有，甚至没有小学的）。党支部和革委会的领导当即就仁慈地表示，可以以单位的名义，证明我拥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我激动得半天说不出话来。随后，我又想起自己严重的哮喘病，考试之后，那是一定会有体检的。没想到领导们立即安慰我，说上面已经通知了，我们这一片的体检，由我们医院的朱医师最后签字！
哈！说真的，在那个瞬间，我虽然还根本不知道我是不是真能考上大学，但已经有点舍不得离开这家破破烂烂的小医院了！像这样可爱的 “党和人民”，在我未来的生活道路上，何处还能碰上啊！
等我结束进修生涯，回到小医院，离着高考的考试时间，1977年的12月6日和7日，还剩下四周。虽然我始终没在我的X 老师面前提过任何一个关于高考的字。但他却在12月10日准时正点给母亲了打电话，并且直接询问我考得怎么样。
我的明察秋毫的X老师呀！
仅仅不过两年之后的公元1979年（我曾在其他地方写过，我一直认为那一年是中国知识分子1949年之后最扬眉吐气的一年），我的刚刚进入不惑之年的X 老师竟飞黄腾达起来！
X 老师起先是正式接替原 “科室负责人”W， 成为武汉市第四医院儿科的科主任，主任医师。“十七年城市老爷卫生部” 时的那位德高望重的L主任，执着地信奉 “士可杀，不可辱” 的古训，无论党和人民怎样安慰，启发他，他都坚定不移地没有“重新恢复工作”（看看，你不佩服我们伟大的汉语的雅致，还真不行）。紧接着，X 老师被党和人民任命为武汉市第四医院的院长。没过多久，X 老师继续高升，被更高层次的党和人民任命为武汉市卫生局的局长。
1976级工农兵学员生产实习的时候，作为武汉大学77级的学生，我弃医学文，不但已经离开了我的小医院，也永远地离开了我曾深深热爱过的医学岗位。母亲依惯例送了一个小组去实习。我的X 老师那时还不是科主任，但已经是实际上的 “科室负责人”了。他拿出一摞他精心保存的，我当年在他的直接指导下完成的大病历，给学生们做示范。学生们问，这些病历是谁写的。X 老师说，这是1977年度的一位优秀进修医生写的，她和你们一样……，来自同一所学校。学生们肃然起敬，竟把我写的大病历带回学校给母亲看，还误以为我竟是X 老师的先后同学。
母亲仔细地检查我笔下可能出现的错误，却并没有出卖我。
所以谁也不知道，就医学专业而言，我其实不过是 “武医附小” 毕业的，哈！
在后来母亲还活着的很多很多年中，每次我回国，回家乡，和母亲聊天。母亲总会说，一字之教，终身为师。然后，母亲会准确无误地拨通X老师家中的电话，并把话筒塞给我，让我问候老师。
如今，江河日下，逝者如斯，四十载漫长的岁月已经过去。父亲和母亲，早已驾鹤西去。即使是生于1939年的X 老师自己，如今也是望八高龄的老人了。
我只能凭栏东眺，遥祝我的X 老师，健康，长寿！
2017年10月
德国不来梅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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