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陈老总请刘伯承同志在他家里吃饭,潘汉年和我都在座,饭后闲谈,这两位大将军都在愁“穷”。陈毅同志孩子多,家累重,钱不够用。刘帅则说他想买一部开明书店出版的二十五史,一问价钱,就只能放弃了买的念头。陈毅同志风趣地对我说,老潘可以靠小董(董慧,她父亲是香港巨富),你则有版税和稿费,你们都是老财,我们当兵的都是两袖清风。
由于在被城市接管中实行“原职原薪”,导致供给制干部与工资制知识分子之间产生矛盾。
供给制虽然基本上可以满足入城干部的个人及家属生活所需,而且体现了平等的关系。但相对于当时大中城市陆续开始实行的对留用人员“原职原薪”办法 (即基本上按照其原来的工资等级和工资标准支付工资),供给制条件下党政工作人员的实际收入就显得少多了。在较高级别和那些拖家带口的基层机关工作人员之间,这种差距尤其明显。这种差距就造成了刚入城的党政干部与与被接管城市知识分子两个群体之间的矛盾。夏衍晚年在《懒寻旧梦录》中记述了新中国成立初期“供给制”和“薪给制”(工资制)双轨并存造成的矛盾:
解放初期,干部待遇还是供给制,这是从解放区沿袭下来的,在那种特殊情况下,这也是别无他法可行的制度。可是,这就和接管政策中的原技术、艺术人员全部“包下来”,对它们实行“保留工资”发生了矛盾,也就是说,“留用人员”拿的“保留工资”和党政干部的供给制之间,有了一个很大的差别。大学校长、教授、专家、工程师、名演员,一律拿“保留工资”,先按国民党的金圆券折成老区人民币,再折合新人民币,他们的每月收人在200-500元不等(合今人民币2000-5000元)。而对从解放区来的和地下党的党政军干部,在一段不断的时期还是执行供给制,后来改为工资制,也还是“低薪制”,就是市长、部长、司令员的收入要比工程师、名演员的低得多。这样,党政干部和业务人员之间就有了各自的看法。
拿“保留工资”(薪给制)的说,你们(党政干部)住公家的洋房,有汽车,有办公室,有不花钱的秘书,出差旅费可以报销。我们呢,搭一次电车,打一个电话,也得自己掏钱。在欢庆解放的热潮中,大家都自觉地服从政策,表面上平静无事,可是现在回想起来,工农干部(供给制待遇)和知识分子(薪给制待遇)之间的疙瘩,或者说是矛盾,我认为是和解放初期这两种制度的并存是有一定关系的。(夏衍《懒寻旧梦录》)
除了以上问题之外,供给制还存在着手续繁多等问题,因此,中共执政后,改变党政人员的收入分配方式势在必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