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于继增
毛泽东说过，我们党内有两个奇人，一个做过和尚，一个当过牧师。“和尚”是指许世友将军，“牧师”则是指秘密党员董健吾。董健吾之奇，不仅在于他有一个被国共两党都能认可的身份，而且做成了几件颇具影响的大事。一位“红色牧师”的神秘经历，演绎几多生动的历史与传奇。
中央特科里的神秘牧师
董健吾，曾用名董选青，化名周继吾、王牧师。1892年1月出生于江苏青浦（今属上海市）县城东门棣华桥一个基督教世家。1914年考取基督教圣公会在上海创办的圣约翰大学，专攻神学。与他同学的有浦化人（曾任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长）、宋子文、顾维钧等。圣约翰大学毕业后，董健吾先后到扬州、西安等地圣公会办的中学任校长。1924年回圣约翰大学供职。
“五卅惨案”期间，董健吾曾带头在圣约翰大学降下美国旗，升起中国旗。当年9月，董健吾被圣彼得教堂聘为第五任牧师。不久，中共地下党员浦化人找到他，邀他同赴冯玉祥部任随军牧师。于是，董健吾跟随浦化人离开上海来到郑州。董健吾与冯玉祥晤谈之后，彼此十分相契。除做牧师外，董健吾还被冯玉祥委以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司令部宣传处秘书长兼洛阳工人事业管理处处长。
冯玉祥很看重这位学识丰富、豁达豪放的随军牧师，还让通晓英语的董健吾作自己的英文秘书。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叛变革命，实行清党反共。冯玉祥部也开始“清党”，有风声传出，董健吾也被列入清党的名单。一次，在与浦化人的交谈中，董健吾发牢骚道：“我又不是共产党，他们为什么要清我？真是岂有此理！我要是共产党就好了。”见董健吾对中共抱有这样的态度，浦化人感到很高兴，决定发展他加入中共，就向他透露了自己的中共党员身份。此后，浦化人又介绍董健吾认识了当时的中共河南省委书记张景曾。1928年8月间，经过认真的谈话后，由浦化人和张景曾作介绍人，董健吾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8年秋，冯玉祥突然收到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发来的一封特急密电，说他的英文秘书董健吾系共产党潜伏分子，应立即逮捕。当天晚上，冯派人请董健吾到他在郑州郊外的寓所。董健吾到来后心怀疑惑，“一定是发生了非同寻常的大事”，一不留神，将一个酒杯碰到地上摔得粉碎。冯玉祥却爽朗地笑着说：“区区小事，不必介意。一个酒杯，算不了什么，倒是董先生的身家性命，要特别注意喽。”说着把电报拿给董健吾看，冯玉祥说：“董先生在我这里，帮了很大的忙……我自有安排。你我就此一别，后会有期。”行前，冯玉祥为之设宴饯行。席间交谈中，冯玉祥对董健吾的身份和进步思想，感到惊讶和不解，说：“你真是个怪牧师。”为表示友好，冯玉祥赠送川资200元。在冯玉祥的安排下，董健吾安全回到上海。
◆董健吾
返沪后，董健吾仍回圣彼得教堂供职。不久，中共上海地下党派互济会（中共在1925年上海领导成立的团体，主要任务是营救被捕的中共党员，并筹款救济他们的家属）负责人王弼与之联系。在王弼的领导下，董健吾参加了互济会的一些工作，并认识了潘汉年、李维汉等中共要人。在互济会，董健吾的主要任务是借以牧师身份到狱中向犯人布道的机会，沟通被捕的中共党员与狱外党组织和家属的联系，然后由地下党组织根据具体情况对被捕人员展开营救。
中央特科是党中央直接领导的政治保卫机关，是党的耳目，是同敌人进行隐蔽斗争的地下尖兵，由周恩来负总责。董健吾1929年以牧师身份参加中央特科，是二科（情报科）的成员，他的第一位直接领导是科长陈赓，陈赓调离后是潘汉年。特科的主要任务是设立秘密联络点，利用各种关系搜集情报，营救同志，镇压叛徒。该年8月，彭湃、杨殷等5人因叛徒白鑫出卖而被捕，在龙华英勇就义。大家对白鑫无比憎恨。周恩来指示中央特科，一定要设法除去这一无耻叛徒。陈赓查明白鑫行踪后，决定采取行动。董健吾向陈赓提出，一定要参加镇压叛徒。陈赓给他分配了两个任务。第一，要准确计算出敌人从听到枪声，开汽车到执行地点和合坊需要多少时间，并把这一带的地形弄清楚；第二，打倒叛徒之后，要查清楚叛徒究竟打死没有。
董健吾租了一辆汽车，由嵩山路巡捕房到和合坊，算出了准确的时间，同时查明这里是一排石库门住宅，弄堂很宽，可以对开两部汽车，弄堂一头连着霞飞路，一头连着蒲石路。董健吾画了一张详细的地图，交给了陈赓。白鑫素知中央特科镇压叛徒的厉害，深感自己处境危险，雇了两个保镖，平日也很少出门。陈赓获悉白鑫将于11月11日去意大利避风，决定在他动身时予以击毙。这天陈赓指挥“红队”枪手在43号弄堂里埋伏下来。当夜11时许，只见白鑫等七八人由后门出来，走向停放汽车的地方。我枪手随即向白鑫等人射击。因为人多，第一枪没打中，叛徒白鑫拔腿就跑；保镖拔枪还击，被红队队员击中倒毙。在乱枪中，白鑫拼命向北狂奔，同时拔出手枪负隅顽抗。红队队员跟踪紧追，终于把这个罪大恶极的叛徒打倒在71号门根下。扮作行人的董健吾立即上前，发现子弹由前额洞穿后脑，“脑浆迸裂”毙命无疑。红队立刻撤离现场。这一事件使帝国主义租界和国民党当局极为震惊。
根据陈赓的指示，董健吾对圣彼得教堂进行了巧妙的改造和布置。本来，圣彼得教堂除正门外，还有一扇门直通一墙之隔的教堂附属医院广仁医院。为增加人员进出的通道，并使之更便捷、更隐蔽，经过一番苦心琢磨，董健吾又设计出两处新的出入口。改造方案完成后，董健吾专门为陈赓和周恩来配制了房门的钥匙。圣彼得教堂里的工作人员包括佣人、花匠等，都是中共派去的。在董健吾的精心策划下，圣彼得教堂实际成了上海地下党一处新的秘密联络点，在那里多次举行的各种秘密活动和会议，从未出过纰漏。董健吾在教堂的神秘身份，外界无人知晓。他唱经布道的同时，秘密从事情报工作，还营救过多名中共干部。
沟通国共两党高层对话的密使
董健吾除接受陈赓、潘汉年直接指挥外，还与上海高层人物保持密切联系。宋庆龄写给中共中央领导人的密信就是董健吾送到陕北的。
1935年秋，中共中央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号召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赢得了全国各界的支持。而日本又炮制了华北五省的“自治”，受到在华利益国美英的抵制，并向蒋介石施加压力。迫于国内外形势，蒋介石不得不考虑“合作抗日”，寻求与共产党对话的渠道。
蒋介石知道宋庆龄与共产国际和中共始终保持着联系，于是派妻舅宋子文赴上海求见宋庆龄。宋庆龄答应为接通两党联系牵线，决定派一名使者前往陕北。信奉基督教的宋庆龄选中了交往较多的牧师董健吾。
1936年1月的一天，宋庆龄在自己的寓所约见董健吾。宋庆龄说：“请先生来，有件极重要的事托办。”“什么事，孙夫人您说吧，我将尽力完成。”董健吾爽快地说。“前两天，子文专程从南京来，说是奉最高当局之命，要我设法与中共取得联系，告诉中共领导人，国民党愿与中共商谈合作抗日之事，我已答应下来了，想请先生辛苦一趟，到陕北给中共领导人送信。”见宋庆龄把这样重要的任务交给自己，董健吾很是激动。宋庆龄说：“此次西北之行需严加保密，为了安全，请先生改名易姓，用什么名字，最好现在就能告诉我。”董健吾想了想说：“叫周继吾吧。”
第二天晚上，宋庆龄把一张委任状交给董健吾，展开一看，委任状上有“财政部西北经济专员周继吾”字样，是财政部部长孔祥熙亲自签发的。宋庆龄又取出一封信，神色凝重地说：“交给中共领袖毛泽东、周恩来。一路上一定要保藏好。到西安，可以找汉卿（即张学良）帮助。我知道汉卿的为人，只要是为抗日的事他会帮忙的。”张学良时任西北“剿总”副总司令，代行蒋介石的总司令职权。宋庆龄又叮咛道：“先生此次西北之行，事关国家民族命运，非同小可。事情达成，益国匪浅，望先生一路小心，预祝你成功。”董健吾随后将送信之事向中共上海局作了汇报。
董健吾从上海起程，开始了神秘的西北之行。因有财政部的委任状作护身符，一路上没有遇到多大麻烦，顺利到达古都西安。红军长征到陕北后，蒋介石令东北军、西北军紧紧包围了陕北苏区，无论是谁，没有“剿总”副总司令张学良签发的特别通行证都不得放行。董健吾先找到时任西北禁烟处处长的老同学钟可托，在他的引荐下谒见张学良。
一见面，董健吾就对张开门见山地说：“无事不登三宝殿。今有一事相求，就是想通过副总司令的防区去瓦窑堡。”瓦窑堡当时是中共中央机关所在地，闻听此言，张学良十分吃惊地瞪着董健吾：“怎么？你竟如此大胆来作这样的要求吗？你知道这是要枪毙的！”董健吾机智地一笑：“难道对日本人有杀父夺地之仇的张副司令，要杀一个为抗日而奔走的人吗？”据董健吾后来回忆，张学良听到这句话，口气立即缓和了下来，问他到底是干什么的，受谁的指派而来。董健吾说奉孙夫人之命而来，给中共送信，谋求国共两党重修旧好，一致抗日，“孙夫人叮嘱我，去苏区如有困难时，可求助张副司令。”张学良听后感慨地说：“孙夫人可谓了解我也，我张学良集国恨家仇于一身，就盼国共两党联合抗日这一天，只要是事关抗日的事，理当尽力。”
虽说董健吾带着宋庆龄的密信，又有财政部特派员的委任状，他的身份和使命不容怀疑，但张学良仍用密电向南京方面询问此事，结果证实这位牧师确是政府派出的特使。张学良又用电台与瓦窑堡联系，那里也回电知道此人，并请张学良提供方便，帮助前往瓦窑堡。这位牧师居然在南京和瓦窑堡两方面都得到认可，张学良不能不对他另眼相看。于是，张学良一面将董健吾奉为上宾，隆重款待；一面故意张扬：贵宾是南京来的。蒋系特务一直被蒙在鼓里。
2月21日，张学良亲自驾车把董健吾和鄂豫陕边区特派员张子华送到机场，并交给董一封信：“请转交中共领袖毛泽东，为我代致问候。”派出的私人座机，将董健吾等人送至当时还是东北军辖下的肤施（延安）。肤施距瓦窑堡还有200里路程。在张学良一个骑兵连的护送下，董健吾一行在雨雪交加的泥泞中艰难跋涉了6天，于2月27日到达瓦窑堡，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财政部长林伯渠、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办事处参谋长张云逸热情迎接了他们。第二天，林伯渠带董健吾去见博古（时任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主席），博古告诉他，毛泽东、张闻天、彭德怀正率红军渡过黄河东征，在山西石楼前线，周恩来已去了圻家坪。董健吾就将宋庆龄和张学良的信交给博古，请求转呈毛泽东；他还详细汇报了张学良的情况，转达了张学良联共抗日的意愿。汇报结束后，博古陪同董健吾前往由关帝庙改成的招待所下榻。当天，博古即致电张闻天、毛泽东，报告了董健吾的来意，并介绍董健吾的党内身份：“董系上海特科队员”，“董左右有前特科一部约十余人”，“董此番化名周继吾”。同日，张闻天、毛泽东电邀周恩来、博古与董健吾、张子华等人，同来山西石楼，共同讨论与国民党谈判问题。董健吾考虑去山西又要耽搁时间，怕宋庆龄、宋子文等心情焦虑，希望尽快回沪复命。在电询周恩来的意见后，张闻天、毛泽东、彭德怀于3月4日联名发来电报。电文云：
博古同志转周继吾兄：
（甲）弟等十分欢迎南京当局觉悟与明智的表示，为联合全国力量抗日救国，弟等愿与南京当局开始具体实际之谈判。
（乙）我兄复命南京时望恳切提出弟等之下列意见：一、停止一切内战，全国武装不分红白，一致抗日；二、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三、容许全国主力红军迅速集中河北，首先抵御日寇进攻；四、释放政治犯，容许人民政治自由；五、内政与经济上实行初步与必要的改革。
（丙）同意我兄即返南京，以便迅速磋商大计。
这是当时中共中央向国民党政府第一次提出联合抗日的具体条件，为随后的国共谈判奠定了基础。3月5日，董健吾带着中共中央密电，离开瓦窑堡。林伯渠把铸有镰刀斧头的边区银币三枚及纸币一套交给他，说：“这是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送给孙夫人留作纪念的。请向孙夫人问好。”董健吾当天返回肤施，仍乘张学良座机返西安。少帅设家宴为他接风。
两日后，董健吾风尘仆仆回到上海，走出火车站，就去莫利哀路29号向宋庆龄复命，递上密电，报告了西北之行经过。宋庆龄欣慰地说：“先生是名副其实的架起国共两党再度合作桥梁的信使。”
抚养毛岸英兄弟并送去苏联
1931年1月，杨开慧遇难后不久，毛泽民获悉三个侄儿在当地处境艰险，就请人带他们辗转来到了上海。周恩来将毛岸英（9岁）、毛岸青（7岁）和毛岸龙（4岁）三兄弟安排在大同幼稚园抚养。上海戈登路大同幼稚园是由宋庆龄提供赞助、董健吾变卖田产创办的，董以牧师身份兼任院长，专门收养革命后代及烈士子女。4月，中央特科负责人之一顾顺章被捕叛变，地下党组织受到严重破坏，因董健吾与顾有过工作接触，不得不暂离幼稚园躲避。就在这时，幼小的毛岸龙突发高烧，上吐下泻，急送医院抢救，不幸夭折。到1932年初，保育员桂荷英外出突然失踪，党组织为防不测，决定立刻解散大同幼稚园，妥善安置所有的孩子。其中，毛岸英和毛岸青由董健吾带回自己家中抚养。在此后4年多时间里，董健吾全家与岸英兄弟休戚相关，结下了胜似骨肉的亲情。
开始，凭着董健吾牧师职务的收入和党组织向毛岸英兄弟提供的每月10元生活费，日子还过得去。1933年以后，中共上海中央局数次被国民党特务破坏，董健吾与上级失去联系，全家的生活来源也日渐拮据。除典当财物外，董一家以做纸花、帮人洗衣被等维持生计。十余年后，毛岸青在给幼年伙伴董寿琪（董健吾次子）的信中写道：“回想起我们在上海的情景，好像就在眼前。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蒙董伯伯和你们全家对我们的照顾，我和岸英至今不能忘怀，并且十分感激。”
1936年4月，冯雪峰由陕北到上海，任中共中央上海办事处副主任。听取了地下党关于毛岸英兄弟在董家生活情况的汇报后，冯雪峰表示要设法把毛岸英兄弟送到苏联去。董健吾对此也很赞同，他总觉得岸英兄弟长期留在上海毕竟危险性很大，如有机会将他们送出国门，当是最安全的选择。就在前不久董健吾去瓦窑堡送信时，他告诉林伯渠，毛泽东的两个儿子岸英、岸青目前由他收养及住在上海家里的情况。林伯渠惊喜万分，当即代表毛泽东深表感谢。董健吾请他转告毛，是否可以将孩子送来陕北。林伯渠说，现在戎马倥偬，陕北条件不好，孩子还是暂留上海，搁一搁再说。董健吾谈了冯雪峰想把兄弟俩送到苏联去的意见，林伯渠表示那样当然很好。
◆1937年初，毛岸英（左）与弟弟毛岸青合影。
说来也是机缘，那次董健吾从瓦窑堡回到西安，在少帅府逗留时，有一次赵四小姐不慎打破了几件心爱的古玩，心痛得连饭都吃不下。董健吾立即找到在西安城里一个过去的古董商朋友，经再三商请，买到一套珍贵的明代镀釉彩瓷。张学良和赵四小姐见后啧啧称奇，爱不释手，愿出重金买下。董健吾坚持要他们作为礼物收下。返沪时，张学良设宴饯行，一再问董健吾对他有何私人要求，尽管说。董健吾就说：“我有三个孩子，两个是我抚养的革命子弟，一个是我的儿子。如蒙张将军照顾能送他们出国赴苏联读书，待学成归来也好为国效劳，我将万分感激。”张学良略作沉吟，微笑答应。
董健吾觉得少帅未必有暇处理这等私事，回上海后就没有放在心上。忽然有一天董健吾接到张学良的电话，说他人已在上海，此次来沪除有公事外，还要了却一桩私事，履行其在西安时许下送孩子出国的诺言。这让董健吾又惊又喜。上海地下党组织迅速决定：同意岸英、岸青、寿琪三个孩子赴苏；派刘仲华（中共与董的单线联系人）同他一起去见张学良；派在上海赤色工会工作的杨承芳一起出国，负责护送三个孩子。第二天一早，董、刘二人就来到上海西郊的那家法国酒吧。张学良告诉他们：他的部属李杜（国民党中将，曾任东北抗日义勇军首领）将取道法国进入苏联，组织撤退到苏联境内的东北抗日义勇军回国抗日。他决定乘此机会，让李杜将军带三个孩子出国。交代了与李杜联系的办法后，张学良随手交给董健吾一张10万法郎的支票，作为孩子们的出国费用。
董健吾为孩子们添置了三只崭新的小皮箱和生活用品，将他们送到法租界李杜将军的寓所。1936年6月底，李杜一行9人乘法国邮轮康脱罗梭号从上海启程，在海上航行了一个多月，于8月初抵达法国马赛港，而后到达巴黎。但却被苏联驻法大使馆拒绝入境。原来，此时苏联国内正在大规模肃反，对出入境人员控制极严。李杜将军设法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联系，说毛泽东的孩子到巴黎了，请苏联政府早发签证。而苏方只同意毛岸英、毛岸青入境，其他人不能批准。最后，由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康生将毛岸英兄弟接到莫斯科，入莫尼诺尔第二国际儿童院生活和学习。董寿琪仍由杨承芳带回上海。此间，董健吾送走孩子们后，又马不停蹄地去了西安。
为斯诺赴陕北采访打开通道
中共中央从陕北给上海地下党发来信函，指示邀请一位“诚挚的西方新闻工作者”访问陕北苏区，并把他的见闻告诉全世界；还要邀请一位“训练有素的西医”，来帮助苏区创建医疗事业。地下党遂拜请宋庆龄物色记者和医生，宋庆龄熟悉斯诺和马海德，而董健吾又有一次去陕北的经验。历史将注定他们要成就一番事业。
当时美国进步记者斯诺在燕京大学任教，他听说中国西北有一些在为自己的信仰而奋斗的人，但有的报道和传闻说他们“青面獠牙、共产共妻”。为了弄清楚真相，他想亲自去看一看。美国医学博士马海德曾在上海开了一家诊所，在参加进步活动中结识了宋庆龄，从她那里知道了中国西北还有另一个世界，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根据地同样吸引了他。
然而要想到战事频仍的“西北角”并不容易。正当斯诺一筹莫展时，他北平的朋友告诉他：“我劝你最好不要去西北采访，如果你执意要去的话，一定要找孙夫人帮忙。”于是斯诺去上海找到了宋庆龄，请她帮忙设法联系红军。宋庆龄高兴地答应下来，让他暂回去等待。又将此消息告诉了马海德。
◆埃德加·斯诺
◆马海德
宋庆龄将董健吾约来寓所，对他说：“最近陕北传来一信，苏区缺医少药，希望能派一位医术高明的大夫前去。同时有一名西方记者想去陕北，真实地报道苏区的情况，宣传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董问：“两位人选是否物色好？”宋说：“人选已经确定，一个是美国医生马海德，一个是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马海德现在上海，斯诺现在北平，前些天他专程来上海，要求去陕北访问，并请求我帮忙。但是去陕北的路途遥远，困难重重，希望你能护送他们一趟，因你曾去过陕北，情况熟悉，与张学良成了好朋友，少帅也许可以帮你，你看如何？”董健吾说：“孙夫人托付的事，我一定照办。”宋庆龄把联络的暗语、物证及下榻地点告诉了他，又送给他200元钱路费，择日启程。
宋庆龄急电斯诺来到上海，对他说：“记者先生去苏区的事情已经安排好了。你到西安的一个宾馆里等王牧师（董健吾此时的化名），他会协助你们去苏区。”为了安全和保密，宋庆龄还特别拿了一张明信片，在上面写了一行英文诗，再把明信片一分为二，对斯诺说：“你拿一半，我把另外一半交给送你去的人，你和另一个朋友马海德跟着他一定能平安到达苏区。”并交代了暗语，斯诺非常高兴地接过了半张明信片。
◆宋庆龄会见斯诺。
斯诺和马海德到达西安，按预定入住西京招待所。几天后，一个神秘的中国“古董商”也来到此处，他身材高大，仪表堂堂，却操一口流利的英语，这个人就是董健吾。他查好来客登记的9号房间，向正在等待的斯诺和马海德打招呼：“请问在北平的M·S认识否？”斯诺立即回答：“他是我的好朋友。”暗语对上了，双方又出示各自的信物。斯诺拿出半张明信片，董健吾也拿出自己的半张，拼对完全吻合。“您就是王牧师？”斯诺和马海德两人异口同声地喊出来，大家都会心地笑了。
第二天，董健吾和张学良见面分外热情，把他这次来西安的目的直言不讳地说了。张爽快地表示：“既是毛泽东先生请来的客人，又是孙夫人托办的事，我一定帮忙。”董向张提出要求，“孙夫人的意见，如上次那样，最好让两位外国朋友坐您的座机去苏区，这样比较安全。”张学良说：“只是我新换了一位美国驾驶员，如果送两个美国人去苏区不返回来，他可能会说出去，很难保守秘密。”张学良建议，先与西安中共方面联系，由张提供军车，并出具通行证，护送两人去陕北。董表示同意，当即找到中共驻东北军代表刘鼎和苏区中央政治保卫局局长邓发，研究去苏区的办法，决定乘军车前往。
董健吾借来一辆小轿车，与斯诺和马海德以游览汉代古城“未央宫”遗迹为名，驶出西安城，和早已等候在那里的邓发、刘鼎会晤。寒暄过后，邓发交给斯诺和马海德两张特别通行证，并详细告知途经地点、接应办法。考虑到与国共两军的交接问题，决定由刘鼎送出国统区。第二天，斯诺和马海德一行，换上东北军的军装，坐着东北军一名少校开的道奇卡车，向“伟大的未知之地”进发。颠簸了三天，于1936年7月20日晚到达志丹县保安镇中共中央所在地。毛泽东亲自去招待所拜会了他们。以前说斯诺去延安采访毛泽东，实际斯诺首次采访是在保安，1939年第二次采访去的延安。
◆董健吾的护送任务完成后，回沪复命时，把在西安觅得的鱼骨化石作为“小礼物”赠予宋庆龄留做纪念。
斯诺在保安逗留了4个多月，采访了毛泽东等百余名领导人及红军指战员，并赴宁夏前线。斯诺随后向海内外报道了中共的真实图景，“王牧师”的名字也随着名著《红星照耀中国》（即《西行漫记》）流传天下。在这本书里，斯诺对董健吾评价道：“在以后的那个星期里，我发现即使仅仅为了王一个人，也值得我到西安府一行。我每天花四五个小时听他聊天，回忆往事，还听他对政局作比较严肃的解释。王牧师是我完全意想不到的一个人。”
董健吾的能量的确令人吃惊，他在不长时间内竟办成卓具功勋的几件大事，革命历史的细节因此而生动。抗战爆发后，董健吾继续潜伏在上海“孤岛”，为我党我军搜集日伪重要情报，策动苏州城防司令厉百川起义，营救出多名新四军干部，并为上海肃清暗藏敌特做了大量工作。
1960年斯诺访华时，向毛泽东等领导人打听“王牧师”，提出“十分想见一见尊敬的老朋友王牧师”。但无人知道他是谁。经周恩来过问，终于查明这个“王牧师”即董健吾。那时董受潘汉年案牵连入狱一年多，正“取保候审”。虽然这次斯诺没能和董见上面，却使他的处境出现转机。毛泽东要陈赓到上海以中央名义安排董健吾的工作，他对陈赓说：“我总算才明白，到瓦窑堡商谈国共合作的密使周继吾，就是护送斯诺的‘王牧师’，也就是抚养我的三个孩子的董健吾，此人真是党内一奇。党内有两个奇人，一个做过和尚，一个当过牧师，都邀请他们出山。”陈赓随即看望了董健吾。1962年董被任命为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室参事。
“文革”中，董健吾被诬陷为“特务”，受尽磨难，病中的董健吾说：“知我罪我，自有公论。”1970年12月12日，这位为党作出卓越历史性贡献的“红色牧师”含冤逝世，时年59岁。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上海市委统战部为董健吾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举行隆重追悼会，骨灰安放在龙华烈士陵园。
本文为头条号作者原创。
转载请注明转自《党史博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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