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李先念的愤怒责问”
说说“李先念的愤怒责问”
双石
多年来，李先念有一个很著名的“愤怒责问”被煽情放大且广为流传——
……“奉命”，“奉命”，究竟奉谁的命令！？[]
——李先念这里所问的是“红四方面军三个军西渡黄河究竟是奉谁的命”。
必须承认，李先念这句话，的确问得有道理有底气，他也有资格这样问！
但是，我们也不得不遗憾地指出，在整个西路军幸存到建国后的军以上首长中，只有红三十军代军长程世才、政治委员李先念有理由有底气也有资格这样发问！这是因为：红四方面军西渡黄河后组成“西路军”的三个军中，只有红三十军的渡河可以认为是符合中革军委的意图的，也是在渡河成功之前得到了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同意的。
这个所谓“同意”，指的是1936年10月24日10时毛泽东、周恩来致彭德怀关于与张国焘商榷宁夏战役计划的指示，该指示要求彭与张国焘商榷以下问题:
⒈西兰大道及北线坚壁清野问题。
⒉大道以北海、靖以南地区构筑防御阵地问题。
⒊准备在该地区与北进之敌进行决战，企图消灭其一部，停止或遏阻其追击问题。
⒋三十军迅速渡河控制西岸，九军拟以暂不渡河为宜，尔后北进到海、靖线防御，四、五两军主力是否足够？[]
当时中央和军委并不直接指挥红四方面军，而是要通过张国焘掌控的红军总部对红四方面军部队实施指挥。所以，中央及军委在此间没有对红四方面军下过任何命令！而且，毛、周这个指示最重要最核心的部分是“准备在该地区与北进之敌进行决战，企图消灭其一部，停止或遏阻其追击”！
至于“三十这迅速渡河控制西岸”，那是因为红三十军几天前就已经在渡，只不过还没有渡成！所以，笔者强调“渡河成功之前”，指的就是在毛、周向彭总作出这个指示之前，红三十军的渡河行动已是既成事实！
而红三十军并不是红四方面军西渡部队全部，更不等于“西路军”！中央及军委，从来就下达过任何一个要红四方面军主力渡河的命令——更没有下达过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渡河的任何命令！
10月25日，红军总部朱德、张国焘以“一五八号电令”，批准了徐向前、陈昌浩“三军过河”之建议[]。这个时候，他们肯定已得知了中革军委首长日前两电所表达的“先南后北”之决心和意图，而作为“三军西渡”始动议者的徐向前、陈昌浩是否也得悉了中央的这个决心和意图，从徐、陈个人留下的文字中尚未看到。
然而，“朱张”也好，“徐陈”也好，仍然还是按自已的决心和意图去行了事。
当日，徐向前、陈昌浩致电红军总部朱、张首长并四方面军各军首长，通报“九军决今夜跟进渡河”[]，下午16时，朱德、张国焘在向中共中央报告“夺取宁夏的作战部署”时，就已经将他们日前与彭德怀取得共识且“完全同意”的部署，变成了一个面目全非的“具体化之方案”：“一、四方面军布置我们原则上同意徐、陈二十四日的电所提意见，四方面军主力应速渡河抢占一条山、五佛寺、永登、红城堡、古浪一带地区，重点在控制五佛寺渡河点在我手中和对由兰州北进敌为有力之拒止。留出一部机动部队，于一条山、五佛寺之线，以便将来适时协助一方面军在中卫、灵武段渡河。其河右岸郭城驿前线部队，尽量迟滞吸引会宁方向之敌，该掩护部队将来如必须渡河时，其一部可于掩护任务完成后，在靖远下游至五佛寺段渡河。”
“朱张”在此电中还宣布：“控制西兰大路十月份在我手中之任务已大体完成”，同时还提出“从五佛寺出中卫，或经蒙古包去取定远营，一则地较窄，一则四天露宿似不便，以由宁夏附近去取定远营为好。”[]
这也就是说，红四方面军要过河的三个军，张国焘也无意用于“向中卫攻击”。
——这可是“朱张”10月16日部署电中，已经明确了的任务啊！
与此同时，彭德怀也将红军总部的这个部署电告了中共中央[]，而就在这一天，彭德怀根据毛泽东、周恩来日前指示作出的部署设想本来是这样的：
毛：
㈠政治形势不利敌人持久企图迫我就范，蒋拼命一干仍有可能。但应估计其内部动摇。
㈡对策：尽量迟滞敌人于会宁、甘沟驿、青家[江]驿地区，然后诱敌深入郭城驿南北，我集中四方面军全部、一方面军之四师消灭胡敌一路，平服南平[敌]再行过渡。如此着不灵应以有力部队进占泾川镇，尔后争取时间，主力于靖待冰期。
㈢张对此计划还是犹豫不扩大[决]，着急电徐来协商，一切估计有为可能。我亦在各高级干部中开始此项鼓动。此计划是否同意，盼即刻电复，以便放手进行。
彭德怀
（中央档案馆126卷12号）[]
彭德怀的这个电报，查阅并向李先念、陈云提供52份电报的人不可能查不到，但他们无视了！不仅无视了，而且还有意藏匿了——在他们编撰出版的所有文献汇辑中，均没有收入这份电报，这是为什么？
然而中共中央在收到这两个电报之前，显然对“九军决今夜跟进渡河”的既成事实以及“朱张”当日部署还蒙在鼓里，所以毛泽东、周恩来在当天致朱德、张国焘、贺龙、任弼时、徐向前、陈昌浩的电报中，仍然在强调：“根据敌向打拉池追击及三十军已渡黄河的情况，我们以为今后作战，第一步重点应集注意力于击破南敌，停止追击之敌。我处南北两敌之间，北面作战带阵地战性质，需要准备两个月时间。不停止南敌，将使尔后处于不利地位”，仍然在部署“以九军以外之一个军接三十军渡河……”，仍然在期望：“待敌前进时消灭其三四个团，即足以停止南敌矣”，“在南敌确实受严重打击后，第九军从中宁渡河”……[]。
直到次日凌晨时分，得知了徐陈决心和“朱张”部署的毛泽东、周恩来才不得不无可奈何地“追认”了这个“既成事实”！但同时，他们也再次强调了“先南后北”的方针，以及红四方面军已渡河部队向中卫前进“准备袭取定远营”的战役意图：
甲、三十军、九军过河后，可以三十军占领永登，九军必须强占红水以北之枢纽地带，并准备袭取定远营，此是极重要一着。
乙、等二三日后如真实胡敌无北进之意，再以一个军渡河不迟。目前，瞬[封]南村敌应取击破手段，仅取抗击手段不够。[]
这里可能需要说明的是：中央之所以一直强调红九军暂不渡河，是因为除了红三十军外，红九军是红四方面军的兵员最多战力最强的另一支主力部队，这样的主力部队理所当然地应用于“打击南敌”这一迫在眉睫的当务之急上。
10月26日，徐向前、陈昌浩致电红军总部朱德、张国焘，告以“即遵二十五号收到总部一五八字批准二十四号提议之电示，决以三十、三十一、九三个军迅速渡河”，“今十七时我们即出动过河指挥[]”——连方面军总指挥部也要过河。而这个决定显然是在已获悉了毛泽东、周恩来日前电报内容后作出的，而且并未对为何置中央意图于不顾作出任何解释。
这里有一个问题，是所有企图把红四方面军主力西渡黄河说成是奉“中央及军委命令”的当事人和史学工作者必须面对和作出解释的：如果徐陈首长24日当天及次日并不知道中央及军委“先南后北”、“准备在海、靖以南与北进之敌决战”的意图，那么红四方面军主力“奉军委命令渡河”之说从何谈起？如果徐陈首长当天及次日已经得悉中央及军委“先南后北”、“准备在海、靖以南与北进之敌决战”的意图，那么就会产生另外一个问题：为什么不执行毛、周这个电报最核心的这个内容，而一门心思只想渡河，而且不仅是“三十军渡河”？
要想把毛泽东、周恩来1936年10月24日10时对彭德怀的指示电说成是中央及军委下达的令红四方面军主力西渡的命令，那就必须面对这样一柄双刃剑！而对他们来说，这是一个解不开的扣，或者深陷其中无法自拔的逻辑悖论！
而当年发生的事实是：徐陈于1936年10月25日提出的有悖于中央意图的建议张国焘立即照准不误，同时也在当日17时致徐、陈首长电中再次对“去中卫”提出疑义：“首先查由一条山经中卫去夺宁夏地区，或由中卫去取定远营，一般地形条件如何，一条山、五佛寺一带粮食情况如何，是否允许用四个军去打中卫、北关须考虑”，“你们应以一部在靖远下游陡城堡、东海[湾]一带，收集渡河（船只），控制这些渡口，虎豹口船只将来亦可同夜赶到陡城堡，四方面军（后卫）将来从该处渡河” []。
远在保安的毛泽东瞅明白了：张国焘无意于宁夏，他仍然孜孜于“西进”。试想：如果“四个军去打中卫”不成，那么还调这么多部队过河去干什么哩——而且连“四方面军（后卫）”都要过河？过河后又用于哪个方向哩？当然就只能是一个逻辑指向——西进！
当晚21时，毛泽东致电彭德怀，提醒道：“国焘有出凉州不愿出宁夏之意，望注意。[]”
27日5时，在中央的三令五申之下，朱德、张国焘作出了如下部署：
徐、陈并报毛、周：
甲、毛、周电令目前作战重点，系注重击破南敌，停止追击。我各部应即遵照这一指示执行。
乙、为击破南敌，德怀已令第一师在郭城驿东北待命，必要时第一、第二、七十三，三个师都可参加战斗。
丙、四方面军除三十、九两军及指挥部已过河外，其余各部应停止过河。
丁、四方面军部署：
⑴三十、九两军，即由你们中去一人指挥，迅速占领大芦塘、眼井堡、大营盘、三塘驿、五佛寺地区，以一个军向中卫延伸，一个军准备夺取战略要地定远营。
⑵四、三十一两军即以一部逐渐迟滞敌人，准备于郭城驿附近与敌决战，消灭敌之突进部队，而停止其前进。
……
朱、张
十月二十七日五时[]
同日，彭德怀向中央报告：
甲、大帅（指张国焘）以各种方法使我不能与徐陈见面并破坏打击蒋敌停止追击的计划，更企图将总部移乾盐枱堡使育英不能与其他干部会谈。
乙、西北局有剧烈斗争，朱德、傅忠（钟）、陈昌浩三同志拥护中央，张全无进步，代表了一条明显的取消主义道路。
丙、本日决去徐陈面谈。
丁、前廿五日间以朱张彭三人发电给徐陈贺任，发后才给我看，一种阴谋强奸式的，以后联名电报作为无效。
彭[]
彭德怀当然不可能“与徐陈面谈”了——当天，徐、陈已从大芦子赶往河堡口。
——彭德怀的这个电报，仍然被人无视或藏匿了！
那天向中央告状的还有时任红一军团政治委员的聂荣臻——
张以各种方法破坏打击追敌计划，此点不仅是证明他怕胡宗南，更包含着继续向甘凉肃以至新疆逃跑之实质及一贯路线。[]
同一天，在从大芦子赶往渡口前，徐向前、陈昌浩又进而要求“四方面军全军西渡”：
朱、张、彭、毛、周：
甲、敌如先知我已渡河，估计其企图一面增兵兰州，施行拦头政策，一面从西南方向我压迫，飞机朝夕扰乱。现船只十六只，船钉用完，不易隐蔽，西岸掩护部队至少须三个团，如渡河时间延长，渡河点恐有被敌切断，船只有彼敌破坏之可能。
乙、为着迅速实现宁夏战役计划及便利迎接一、二方面军渡河起见，提议四方面军全部渡河，以一个军对待兰州之敌，四个军迅出中卫、宁夏，并放船到大庙及中卫，迎接一、二方面军。
丙、如果一、二方面军可单独完成宁夏战役计划，无须我们在技术力量上配合时，提议四方面军亦须全部渡河，准备（在）兰州、平番间与敌部分决战，亦乘机占兰州之线死守均较妥当。
丁、四方面军如不全部渡河，各方掩护顾此失彼，不但开路、掩护、决战都难完成，甚至根本影响战役计划，望重决速示，万勿坐失良机。我们已至大芦子，三十军除一个团今晚渡河外，余部已全渡河、二十七师一部及军直明晨前可渡河。
徐、陈[]
这个电报的口气如何，语气如何，笔者不予置评。不过在中央已经三令五申而且红军总部朱、张首长已经有了“遵从中央指示”的部署后，还在“三军过河”的建议上更进了一步，不光是要“四方面军全军过河”，而且还是不管什么情况我们横竖都要“全部渡河”这般咄咄逼人的强硬态度，还要中央“重决速示”，请问，这还像不像是下级在向上级提出建议和请示工作？
显然，这封电报至少已经部分给出了 “三军竞渡为哪般？”的历史答案。
自然，也回应了李先念那个被某些人煽情放大且广为流传的“愤怒责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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