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在事实真相面前赵紫阳等人的态度及影响
这个报告的内容就是点破了一点，即卫建林没有改动任何一个字，是胡耀邦口讲的改了他自己手写的，改动是胡耀邦自己做的，卫建林只是负责校对。按照以往的惯例，以最后的发言为准，他按照薄一波的指示，以胡耀邦的发言录音为依据校改了胡耀邦手写的《我的表态》。事情的真相就是这样。
我在卫建林的报告上批了两句话：报告所写符合事实，如果有错误由邓力群负责。
卫建林报告送上去以后，胡和赵既不划圈，也不批示。但到了这一步，应该说事情已经清楚了。但是，在党内就传出来了：邓力群篡改胡耀邦的发言。邓力群篡改胡耀邦的发言，这样的人，我们不能投他的票、不能选他。这个不实之词成为一部分人在十三大选举之前进行串连活动的口实之一。
这个无中生有的问题，很快传到了党外，又从大陆传到港澳。当然，港澳得到的消息要比国内的晚。1988年1月《信报》就有文章，题目就是《邓力群篡改胡耀邦信件》；同年1月号的《镜报》月刊发文，题目是：《十三大后中共两种势力过招的新动态》，其中说到：邓力群私下篡改胡耀邦的检讨书，趁赵紫阳出访东欧诸国之际，以中共中央19号文件的名义下发全党，借此抵制和削弱赵紫阳"5•13"讲话的影响。从1986年开始，特别是1986年、1987年，香港的各种报刊都骂邓力群，在这以前，报刊中没有多少邓力群的名字。
对于这样一件事，我不想得出一种看法，即这是赵紫阳或胡启立授意传到党外去的。我认为这两个人还不会这样卑劣。但可以肯定的是中央机关里面同情胡耀邦的人、对邓力群有偏见的人，知道了这件事就添油加醋，就用了自己的脑子和嘴巴加以歪曲、捏造和诬陷。但是，谣言毕竟是可以澄清的。无论是赵紫阳或是胡启立，他们对于这件事情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是他们两个人把事情搞错了，而邓力群又把事情澄清了，他们不仅应该而且有责任在一定的范围内予以澄清，这起码是对别人负责，也对自己负责嘛。在同志之间，对于自己捅出来的漏子，总应该自己出来修补、澄清嘛，这样既能对得起自己、也才能对得起邓力群嘛。他们哪怕说这样一句也好呀，说：这个事情原来误会了，现在写了报告了，事情就算过去了、了结了。说一句这样的话，也算表示了对邓力群负责嘛。
我是书记处研究室主任，卫建林是这里的干部。报告写给我，我批个意见转呈上去，总应该有个回应、和我通个气。但是泥牛人海，杳无音讯。后来据中办秘书局传出，赵紫阳转给胡启立，胡启立退回秘书局，连个圈都没有，就压在那里了！说他们授意干这样的坏事，可能还不至于，但他们在这件事情上欠了邓力群的账！他们挑起的事端，连了结的勇气都没有。
这就是所谓“邓力群篡改胡耀邦检讨书”的前前后后。
三 讨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通知》的一些情况
1 我和王震不同意赵紫阳、鲍彤的修改
在生活会议后，中央起草了一个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通知》。这个《通知》是赵紫阳委托胡乔木、胡启立和我负责起草的，起草工作实际上在生活会议以后就开始了。1987年1月25日草拟出了一个初稿，即《中共中央关于当前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若干问题的通知》。文件遵循从毛主席到邓小平都一贯坚持的基本思想，强调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制度确立的重要标志、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
我们把《通知》稿子起草修改好以后就交给赵紫阳了，赵让鲍彤提修改意见。据赵紫阳讲，鲍看了以后，提出坚持社会主义已经与现在的情况不同了，现在是既要坚持社会主义，又要发展多种经济成份，这两者是互相矛盾的。鲍提出文件中的这个提法要修改，要改成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要否定四顶基本原则，核心是否定党的领导。赵紫阳没有表示不同意。这样，文件就按照鲍彤的意见修改印发政治局会议了。
我列席了这次政治局会议，发现文件的提法变了，就提出在这个重要的问题上这样修改不妥当，还是恢复原来的提法。王震也列席了这个会议，他说：是啊，只讲党的领导为核心不够，现在是社会主义时期，最好讲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经过讨论，赵说还是恢复原来的提法吧。
这样，文件就恢复了坚持党的领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个方针。这一点很重要。从这一过程看出来，赵在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多种经济成份要以公有制为主这个问题上，有不同的看法。起码是他自己同意了鲍彤的观点，即要发展多种经济成份，又要坚持社会主义，这是一个矛盾。赵紫阳同意鲍彤的修改，而且重用鲍彤这样的人。在“八九政治风波”中，鲍彤和他下面的一些人对赵紫阳产生很坏的影响。
2 邓小平和胡乔木坚持"四个现代化"前加上“社会主义”
这里要说一下，科委有几位类似鲍彤的人物，成了科委的骨干。赵紫阳当了总书记以后，科委的同志就特意把鲍彤推荐给了赵。书记处研究室解散以后，赵让鲍彤成立了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这期间的很多事情都与这些人有关系。方励之和科委的吴明瑜有非常密切的联系。方每次到北京，都要与吴明瑜见面，了解北京的情况。吴既给他提供情况，又给他出主意。
1978年召开全国科学大会时，郭老要作报告，胡乔木得到邓小平的同意，在报告中提到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地方，都加上了是实现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这个稿子交给科委征求意见时，科委提出现代化就是现代化，现代化不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把社会主义这个词都给勾掉了。稿子退回来，胡乔木看出了这个问题，把这个修改报告了邓小平，邓说：恢复。
从现象上看，这是文字、提法等技术性问题，但实际上这是思想倾向的反映。
直至4月份，宣传系统还是按照反自由化的部署和生活会议定的方向开展工作的，整个意识形态反自由化的情况有所好转。
四 赵紫阳"5•13"讲话前后
1 赵紫阳说讲话来自邓小平反“左”的压力
赵紫阳发表“5•13"讲话，情况发生逆转。赵紫阳说："今后，对四项基本原则的正面教育和对改革、开放、搞活的宣传应该并重，不仅不能偏废，而且要互相促进。"赵紫阳在讲话中还批评了一些对改革开放持怀疑、保留态度的观点，强调对经济体制改革要好好宣传，还应当逐步开展政治体制改革的宣传。
在“5•13"讲话之前，邓小平讲过两次话。第一次是1987年4月26日，邓小平会见捷克斯洛伐克总理什特劳加尔。赵紫阳对谈话进行了传达。赵讲，小平同志与捷克总理的谈话“是很有新意的，是很可以开窍的"，值得我们认真研究。下面就是邓的话："搞社会主义，一定要使生产力发达，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我们坚持社会主义，要建设对资本主义具有优越性的社会主义，首先必须摆脱贫穷。现在虽说我们也在搞社会主义，但事实上不够格。只有到了下世纪中叶，达到了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才能说真的搞了社会主义，才能理直气壮地说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⑥
赵说：原来没有那个“了”字，邓特意和他说，在“搞”字后面加个“了”字。
听了这个传达以后，我认为有些话说得恐怕不准确；如果不够格，那我们搞的是什么呢？对于"真的搞了社会主义"，我建议改为："现在我们也在搞社会主义，但说搞好了不够格。只有到了下世纪中叶，达到了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才能说真的搞好了社会主义，才能理直气壮地说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赵一直反对，赵说：不行、不行。
第二次是4月30日，邓小平会见西班牙工人社会党副总书记、政府副总理格拉。邓小平说："几十年的'左'的思想纠正过来不容易，我们主要是反'左'，'左'已经形成了一种习惯势力。现在中国反对改革的人不多，但在制定和实行具体政策的时候，总容易出现有一点留恋过去的情况，习惯的东西就起作用，就冒出来了。同时也有右的干扰，概括起来就是全盘西化，打着拥护开放、改革的旗帜。想把中国引导到搞资本主义。这种右的倾向不是真正拥护改革、开放政策，是要改变我们社会的性质。一旦中国全盘西化，搞资本主义，四个现代化肯定实现不了。”
接着，邓又讲：“中国搞现代化。只能靠社会主义，不能靠资本主义。历史上有人想在中国搞资本主义，总是行不通。我们搞社会主义虽然犯过错误，但总的说来，改变了中国的面貌。我们既有‘左’的干扰，也有右的干扰，但最大的危险还是‘左’。习惯了，人们的思想不容易改变。对青年人来说。右的东西值得警惕，特别是他们不知道什么是资本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因此要对他们进行教育。"⑦
在这一段谈话后面，原始记录中还有这样两句话：格拉问：邓小平同志的意思是不是右的倾向主要来自青年方面，“左”的倾向主要来自老年方面？邓洄答说：大体上差不多，但青年中也有"左"的，老年中也有右的。
这里把老干部称为“左”的代表，主要倾向是“左”，也有右的。在正式发表时，把这两句话删掉了。后来，赵紫阳在做自我辩解时说：所以要作“5•13"讲话，主要是来自于邓小平的反"左"压力。所谓反"左"压力，有文字根据的恐怕就是指这两次谈话了。
2 赵紫阳硬说邓力群同情"左"的观点
这时王忍之已经出任中央宣传部长。约在3月间，王忍之主持召开宣传部长会议，我也参加了。辽宁宣传部长汇报，他们省里的干部对一些问题想不通，概括起来是两句话：说资本主义(即发表自由化意见的)的挨批，干资本主义的(即搞私营企业的)没事。这是现实生活中的矛盾所引起的困惑，这些问题确实值得注意，应该给予回答。恰好此时，赵决定在这个会上讲话，就派他的秘书来了解情况，我就向他介绍说：大家在汇报中间讲了不少情况，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辽宁的干部所说的这两句话，对这两句话很需要用些心思，看看如何给予回答。后来，赵的秘书也直接听了一些人汇报，辽宁的同志当面也讲了这个反映。
不知道赵紫阳派来的这个秘书是怎么向赵反映的，赵后来讲话，虽然没点名，但意思是邓力群同情这种观点，赵对此加以批驳，认为这是“左”的言论之一。我听了赵的讲话，也意识到了他的这个意思，听话听声、锣鼓听音嘛。后来我在宣传会议上讲话，回答了这个问题。当然我的这篇讲话，赵不一定能看到。后来，赵在“5•13"讲话中，以这个反映为例，说这就是"左"的干扰、"左"的思想的显露；赵还把这两句话改成：说自由化的人挨批，干自由化的人没事。
“5•13"讲话前，赵准备了一个稿子。5月4日，他把这个稿子送给了邓小平同志。5月5日，邓有个批示："完全赞成。"
“5•13"讲话，讲来讲去，就是"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同等重要，两个基本点不是互相排斥的，而是唇齿相依的，要全面理解这两个基本点之间的关系，首先必须正确理解这两个基本点本身，不能用僵化的观点来看待"四项基本原则"，也不能用自由化的观点来对待改革、开放、搞活；而有的人就是强调"四项基本原则"，贬低"改革开放"。
3 赵紫阳无中生有攻击邓力群
“5•13"讲话的主要根据，赵自己说是：好像是3月份，中央党校开了一个座谈会，这个座谈会上的主张就是"四项基本原则"是纲，"改革开放"是目，提出了"纲目论"，对中央现行的方针、政策表示不同的意见。
在“5•13"讲话之后，赵与王忍之讲：那个座谈会是邓力群让卢之超到党校去布置的，意见也是邓力群的。我(赵)这个东西(即党校的座谈会材料)来自四个渠道，都说这个会是邓力群布置的，是由卢之超到党校去谈的，然后让江流召开会议，会议开了以后，江流就没有再参加会，让大家讨论"纲目"关系。赵当时说得很神秘。
在讲话前后，4月27日、5月9日、5月11日、5月18日，赵都反复讲为什么要作"5•13"讲话。后来，胡启立还专门整理了一个"赵紫阳同志在中央几次会议上的讲话要点"。这个要点分成四个大问题：第一个问题，为什么要召开理论、宣传、新闻、党校干部会讲这篇话；第二个问题，关于三中全会以来路线的两个基本点；第三个问题，关于社会主义优越性和吸引力的问题；第四个问题，关于团结大多数和建设理论队伍的问题。
在5月18日的会议上，他也没有说是哪个单位，就是列举了好几个所谓"左"的言论的表现，其中就说了有个别人讲"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是纲和目的关系，这是"左"的主要表现。
我知道彭真说过“四项基本原则”是纲、是总纲，但彭没说“改革开放”是目。我当时根本没有想到赵是冲着我来的，因为这些事和我根本不沾边，我既没有这种主张，更没有进行这种活动。在赵讲这些东西时，我一点也没被触动。当时，我只是想，这样一讲话，反自由化就夭折了。
王忍之告诉我：赵说他的材料来自四个渠道，宣传部是个渠道，党校是个渠道，其他渠道，我记不准了。
事实上，我既没有叫卢去组织这个会，卢也没有去过党校，更没有向江流布置这个工作。江流在这段时间曾找过我两次，根本不是谈这件事。蒋南翔当时任党校的常务副校长，蒋想把原来胡耀邦在党校时的一个秘书提起来任副校长，蒋认为：照理说，按工作、经历和起的作用来讲，江流应该当副校长，但考虑到与胡耀邦的关系，还是让这个姓陈的秘书当副校长，江流继续当教育长。蒋委托我作江流的工作，江流为这个事到中南海找过我。除此之外，我们别的什么事也没有谈。所以，在“5•13"讲话和5月18日讲话中连续讲这个事，我当时根本没想到这是针对邓力群的。这可真是一个冤案和错案啊！赵紫阳不是在和风车作战吗！
另外，赵还指名讲：王正萍在一次会上讲。包产到户破坏了集体经济的基础。实际上，赵歪曲了王正萍的话。从王正萍的讲话稿上可以看出来，王正萍说的是：个别地方实行包产到户，把这些地方的集体经济的基础破坏了。王正萍没有说在全国实行包产到户把全国的集体经济的基础破坏了。在材料里还点了王忍之的名，说他讲：这次反自由化是一次拨乱反正，材料里引了这个话。王忍之当场讲：我讲拨乱反正是有限制的，我是说在一定范围里面讲，可以说是又一次拨乱反正，不是概括地说总体的情况。
这些事一直到赵讲话，乃至后来很长一段时间，我都蒙在鼓里。我没有意识到这是对着我说的。有一次开书记处会议，我才感觉到气氛有一点不对。在我强调宣传工作中要反复宣传四项基本原则时，赵说了一句话，他说；这种做法坚持下去，总有一天没有饭吃。这是批评我是教条主义吧！我这才有感觉了。后来，赵让万里、胡启立召集北京一些单位开会；特别指明要让邓力群从头到尾参加。这个时候，我才意识到这是冲着我来的。
4 赵紫阳否定卢之超当中宣部副部长的提名
中宣部有个王大明，是朱厚泽任部长时的常务副部长(从北京市调到中宣部)，这个人写了个材料，说邓力群在宣传部搜罗了一批"文革"中的造反派，有名有姓。这件事也是王忍之和我讲的。其中有一个事情涉及到卢之超。卢在反自由化以前受到王惠德的压制，理夫这些人整卢。反自由化以后，我和王忍之商量，说卢是理论局局长，工作搞得还不错，也根本没有那些不妥当和错误的言论，是否把卢提上来当宣传部副部长，还继续分管理论宣传工作。有一次，在赵紫阳那里，宋平也在，我就把这个意见提了出来，赵说："这个人还能当宣传部副部长啊，有人来信检举他，说他是反军社论的起草者。"⑨
写检举信的人是谁呢？原来是《红旗》一个女校对，这个人和陈伯达的关系，在《红旗》机关传得沸沸扬扬。"文化大革命"中陈还把她扶起来领导机关运动，把一批同志打成"反革命"，其中包括卢之超。信是经过陆定一转的。党内发生的这些事真令人吃惊啊！
我说，这个事在干校审查了七、八年，老早已经搞清楚了。卢之超与这个社论的关系是这样的：卢当时在《红旗》工作，这个社论是林杰口述，几个人笔录整理的，而社论内容的渊源来自于林立果等造反派提出来的要反对军队的走资派的言论。这些事既有档案可查，也有当事人的证明。赵听了只好说：事实清楚了，但传闻厉害啊！
实际上，这是一条表面的理由，最主要的是：卢之超是所谓邓力群派去党校布置开那个会议的人。这样，卢后来在宣传部呆不下去了，他去中央文献研究室呆了一段，帮先念同志编《文选》。
上述事情也成为邓力群后来落选的一个重要原因，所谓直接反对“两个基本点”！
5，赵紫阳垮台，对邓力群的诬陷攻击得到澄清
这几年的事情啊，来得也快、去得也快。赵紫阳一垮台，这个事情很快就澄清了。1987年给邓力群栽赃，他不给你当面说，既然邓力群的问题这么严重，你就和他当面谈一次嘛，也核对核对事实嘛。到了1989年6月15日，中央党校的当事人--即所谓参加那个会议的几个人：江流、王正萍、邢家鲤、吴雄丞给副校长高狄写信转乔石、王震、宋平、王忍之，并报中央，说明事实真相。这以后又经过了很多专门的调查，查来查去，证明赵紫阳对邓力群的攻击全是谎言！全是虚构！这样，事情终于真相大白了。我把江流等人的信附在本文后面，说明这一段被人栽赃的历史。
6 胡耀邦、赵紫阳的根本不同
拿胡耀邦和赵紫阳来比较，确实是根本不同的。十二大后，尤其是十二届二中全会反对精神污染以后，胡耀邦在很多事情上不断地折磨我，一直折磨到1986年11月，他还在上海的党员负责干部大会上讲话，说我们让邓小平同志背了黑锅。在一段时间里，他口头讲、文件上批，但他是直截了当，批邓力群就点名批，不同意邓力群什么观点，就直接说；一旦情况清楚了以后，他就说没有事了，不记仇。应该讲，在这一点上，胡耀邦不搞阴谋，光明磊落；观点不同，他就讲出来，讲出来也是指名道姓。你把事情说清楚了，他也就烟消云散了。尽管后来又有反复，但他不积怨，有话讲在当面，讲清楚了，就没有事了。而赵紫阳却搞阴谋，他整了你，你还不知道他在整你。他搞那么大的动作，我当时虽然觉得他的意见不对，但没有觉得是冲着我来的；而实际上，很多事情都是冲着我来的。当然，也要承认，就像赵紫阳所说的，5月13日的讲话受到了邓小平的压力，邓认可老的"左"的多。这老的里面当然就包括邓力群嘛。也可能赵当面就和邓讲，自己所听到、所认为的邓力群的"左"的观点；而当他把党校的事情按那种样子报告邓，邓当然就支持他了。
五 赵紫阳撤销书记处研究室
事情发展下去，撤销我负责的书记处研究室就成为必然的事情了。1987年7月7日，中央开会，不知道哪些人参加了，正式决定撤销书记处研究室。7月9日，薄老正式通知了我。
1 作出撤销决定的经过
听说，从“5•13"讲话到做撤销决定之前，这期间，赵到东欧出访，行前他布置胡启立收集邓力群的材料。现在知道的就是所谓篡改胡耀邦的发言，其他还有什么材料，我不清楚。据说赵从东欧回来之后，胡启立就把这些材料送给了赵，赵又把这些转给了邓小平。经手人之一，就是被禹作敏收买了、给禹通风报信后来被判刑的那个中央办公厅的工作人员。这期间，李锐写了一封信给邓小平，告邓力群的状。其中有三个内容：一是生活问题，在延安的事情。邓小平讲，这个问题是过去了的事情，不要再提了。还有两个，一个是说邓力群宣传陈云著作、陈云思想，在宣传中间标榜自己，大概也讲了是邓力群提出了陈云思想的概念；第二个是说邓力群反对改革开放，其中引了我对李光耀一次讲话的评价。李光耀说：尽管北京实行对外开放政策，新加坡仍不能过分依赖中国，"不管他们会从一项经济安排中得到什么好处，如果他们从政治方面考虑决定同你断绝关系，他们就可能这样做。因此，我们必须牢记这一点。"李光耀还说："始终存在这样一种危险：如果同中国的经济合作范围扩大了，新加坡就会变得过分依赖中国。在同一个共产党国家打交道时，出现这种情况将是灾难性的。" ⑩对李光耀的言论，我讲过这个意见：你看，资产阶级政治家在和我们打交道时，是做了这样两手准备的，我们可也得用点心啊！这个话我确实讲过。李锐对我的这个意见，就加以歪曲，以此证明邓力群是反对改革开放的。这两条都很能打动邓小平的心。据说这个信也转给了赵紫阳，赵与李锐还进行过长谈。
在另一件事情上，也可证明赵紫阳这个人耍两面派。在他当总书记后，我那时还是书记处研究室的主任，他要找我们谈话，我也要找他谈呀，谈了很多，其中的一条，就是书记处研究室还要存在、还要发展。赵紫阳提出来，最好把书记处研究室改为中央政治研究室，他对此还讲了一些具体的意见。我当然同意了。赵紫阳、胡启立还有一些批示和说法，什么书记处研究室功劳大、人才济济啊。后来，就在研究室内部讨论了。讨论之后，5月18日给胡启立、赵紫阳、薄一波、杨尚昆写了一个报告。胡启立圈阅了报告没有表态。薄老看了，5月22日批示说："似以约力群同志谈一下，联系今后中央三组织的作用，慎重定夺为好。"5月24日，赵的批示是："同意薄老意见，这件事可缓办。十三大后，党中央的机构设置和改革应作统一研究，现在一般以不动为好。"杨尚昆(当时不在北京)6月25日批了：同意薄老的意见。
赵批了以后就出国了。回国后，7月7日就做了决定，不讲任何理由，就是一句话：撤销。
2 令人欣慰的事
听到这个撤销的决定，我个人的心情很平静。我和研究室的人讲，研究室是中央的一个工作机构，是领导同志的一个助手单位。每个领导同志，特别是第一把手，都需要组织适合他自己思想和工作习惯的助手机构。他――赵紫阳当总书记了，觉得这个机构不顺手，当然可以撤销。对他来说，有这个必要，也有这个权力。他可以另外组织他的助手机构嘛。所以，我和大家讲，这是正常现象，撤销就撤销吧。我没有觉得什么可惜和痛心，也没有觉得有什么不满意的。我甚至想，你既然不愿意让我帮你的忙，我也乐得清闲，何必惹这个麻烦呢。
现在看，这也许是反过来帮了我的忙。研究室发展到这个时候，也产生了一些工作和生活方面的问题。解散比之不解散，对很多同志的安排要好得多。如果一直在研究室，很多人就窝住了，起不来。解散后，研究室的同志分到了二十多个单位，这就给了这些同志表现自己才智的空间和机会，结果搞了两三年，他们就冒尖了。到现在来看，从研究室出去的人，担任副部长级以上职务的有十几个。如果一直在研究室，这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
尤其令我欣慰的是一件大事情——1989年"政治风波"一来，和我观点一致的人，没有一个表现不好的；而那些和我观点不一致的人，在风波中间却表现得不好。中国古话讲：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赵紫阳这样处心积虑地来对付邓力群、对付研究室，到了1989年"政治风波"，他就得到了报应。研究室究竟干了好事，还是干了坏事，室内的同志多数是好的，还是坏的，不用一年、两年就得出结论了。"八九政治风波"是个考验啊！
3 书记处研究室做了事培养了人
胡耀邦同志当中央秘书长以后，把国务院和中央办公厅的研究室合并成立了书记处研究室。从1980年成立，一直到解散，整整8年时间。在这段时间内，研究室确实做了不少事。参与起草、修改中央文件81份，帮助中央同志(包括赵、胡，还有老一代邓、陈、叶、李)起草、整理他们的文章、文集36种，合起来共117种。平均一年十四、五件啊。代拟中央、中办给各地的批复16件。还搜集了大量的材料：在一些问题上做了系统的调查研究，出了两个刊物，一个是《经济研究资料》，一个是《调查与研究》，后来两个合成了一个；在这之前，还有一个"供你参考"，帮助中央搜集材料，了解情况，做出决策，在这方面整理了几百份材料。此外，按照中央的决定，写介绍和阐述的文章上千篇。
上面说的那些，还不是研究室工作的全部，研究室最主要的成绩是为党的事业培养了一批人。中青年上来了，那个时候才40多岁，现在都50岁上下甚至60岁了。例如，谢宏这样的人，1965年大学毕业到《红旗》杂志社，还是一个毛头小伙子，学习成绩不错，但工作上无从下手，经过研究室几年的锻炼，分到出版总署后就出类拔萃了，后来到了《人民日报》当副总编辑。据我了解，在同时的几位副总编辑中，他的能力是比较强的。有一个丁振海，从研究室调到《红旗》杂志，后来担任《人民日报》编委、文艺部主任和海外版总编辑。他本人一再表示，如果没有在研究室的锻炼，以后的工作是无法胜任的。现在社科院的副院长李慎明，也在研究室工作过。还有从我们那里分到文献研究室的一个青年同志陈晋，我最近看到他的东西，特别高兴，整理出版了《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上、下)。我看了目录，他搜集了那么多材料，自己进行了整理，两厚本书啊！卫建林、王梦奎、滕文生、卢之超、有林这些人就更不用说了。所以，从这点上说，我还可以自我安慰。最主要的就是他们经得起考验。在风浪中间，他们能站得住。所以，说来说去，当时受点委屈，大家都感到不公正。赵垮台了，大家都感到这个人终于得到了报应。现在，更感觉到赵给我们帮了忙。想到过去，说到现在，感慨不少啊！
研究室都做了什么工作，在解散之后，我们也给中央写了一个报告，列了一个单子。
4 宋平给予的帮助
还有一点要说，研究室解散之后，在干部的安排、分配上，得到了宋平同志的帮助。宋平是管组织、人事的，他了解研究室，也了解研究室里几个比较出色的干部。尽管单位撤销了，但人员的安排，应该讲是很合适的。其时，中组部正好要成立党建研究所，他就把研究室三十几位同志调到了党建研究所，张云声、苏沛、邵平、张德成、赵少坪、王成福等同志都留下来了。后来，组建中央政策研究室，他又把几个骨干调去。他们在九十年代初期发挥了重要作用。所以，在这一点上，也可以看出，权力掌握在什么人手里，是至关重要的。
我这个人有个缺点，对有权无权，一向不放在心里，让干就干，不让干，我就干我自己的，无所谓。有一次，我和王震聊天，王老说你这个人不愿意做官、清高，这是一个大缺点。他说：你那个不行，太清高，不行。他就讲：我这个人就要掌权，就是要权啊！没权你就什么事情也办不了！
六 十三大中央委员落选
1 没有抬不起头
邓小平同志对我不高兴，让赵紫阳把研究室解散了，如果没有邓的同意，赵紫阳也实现不了他的预谋。在没接到李锐的信和赵的材料前，原来提名十三大的候选人，我是作为政治局委员列上的，接到李锐的信和赵的材料后，邓就加了一个括号：候补政治局委员。
十三大的代表，我当选了。中委的候选名单也提出来了，但中委实行差额选举，我从正式中委的名单中落选了。结果报告了邓小平，说没选上中委啊，邓小平的回话是：承认选举，不做变动；后来又说，到中顾委做中顾委的常委。结果，中顾委常委也没选上。
就我来讲，对落选一点反应和不高兴都没有，也不是，我的思想境界还没有修炼到这样一个高水平。中委和中顾委常委落选，对我有刺激，当天晚上睡得不太好，情绪有那么几天不舒畅、不愉快，总觉得不太公平，也有点尴尬。但是很快就想通了，没有觉得这有什么大不了的。心情就平静下来了。
我记得落选以后，我到王老那儿去聊天，恰好万绍芬也在那里。她也落选了，急得不得了，跑到王老那里去诉苦，让王老给想办法。王老就对万绍芬说，你应该向邓力群学习，他不是也落选了吗，他不在乎，你何必那么着急呢。
这倒确实是这样一种情况，有些人想不开，从此以后就抬不起头了。我自己没有抬不起头，我没觉得对不起党、对不起同志。
2 赵紫阳做了手脚
在这里面，也要说一下，赵紫阳在此事上是做了手脚的，他底下的人进行了活动。解散研究室的通知就是一句话：解散书记处研究室。7月14日发通知，所有接到通知的单位，不讲别的，很自然就会想到，邓力群这个人不行了。好人也会这么想，更不要说那些对邓力群有偏见的人了。据说，也不知道是真是假，费孝通这些人当天知道了我落选的消息，互相打电话说：邓力群落选了，大快人心啊。当然有一些人是会幸灾乐祸的。所以，解散研究室，是赵紫阳破坏邓力群名誉的一着棋；尽管你小平同志提了名，我赵就做些手脚，给你邓力群泼一身脏水。
还不止这一件事。先念同志证实有人去湖北团活动，让他们不要选邓力群。这是赵辛初告诉他的。赵说：有人到我们这里来活动，不让选邓力群，我(赵辛初)倒是投了邓力群的票。辽宁后来也证实有人去活动嘛，上海也证实有人去活动嘛，贵州也有人去活动。其他的地方有没有人去活动，我就不清楚了。
十三大代表二千多人，中央委员实行差额选举，我得到的票是一千六百多张，在三分之二以上，没投我的票有五百多张。这个结果，除了上面提到的原因，还有其他原因，留待人们思考吧。
七 保持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和政治品格
1975年到1987年，是我政治经历中最重要的十二年。在这十二年间，自然界的春天秋天交替出现；我的政治生涯，也有顺境与逆境的转换。作为党中央的参谋、助手，我遭遇了三次打击。第一次是华国锋要解散国务院研究室；第二次是胡耀邦免去我中央书记处研究室主任的职务，任命王兆国为主任；第三次是赵紫阳把书记处研究室撤销了。平均四年一次，这是我过去从未经历过的。
十二年的风风雨雨，我的心情时起时伏，既有高兴，也有难过。但总结一下、回顾一下，在风浪的冲击中，我没有失去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政治品格和政治情操，更没有失去共产党人应有的理想信念。以我的生活道路来说，处理好在逆境中的人生观问题，对别人有参考价值啊！
这里面还要讲到，家庭成员对我的支持和帮助，这是我没有倒下来的重要因素。我受重用时，老罗和儿女们并没有表现出特别的高兴。比如说我当选为书记处书记了，我没在乎，回到家里我也没有讲，他们看到报纸以后，也没有特别高兴，还是跟以前一样。按照老百姓的话说，吃饭时没有因此添一个菜，酒也没有因此喝过一次，很平静地对待我受重用。同样，在1987年的十三大上，我落选了，有几天我的心情不好，但家里并没有埋怨。他们也很平静地承受了这种打击，家庭生活照样和谐。包括我的儿子邓英淘、女儿罗小韵，他们跟我的思想、感情都是一致的。1976年"四五"运动时，邓英淘多次去天安门，回来后写了诗、写了词，抒发自己的悲愤心情。罗小韵的照相照得好，她在天安门广场照了不少相，有些相片获了奖，记录了历史的瞬间。即使我受重用，儿女也没有提出升官发财，没有利用我的地位谋私，让人家指着脊梁批评。英淘做学问，小韵照相，都是普通工作人员。
留在我档案里的材料，有两份是我家人的笔迹。一个是关于《论总纲》写作经过的书面报告，是我口述、老罗笔录的。我们都是老实人，我怎么说她就怎么记，我没有想过写假报告，她也没有提出这里含蓄一点，那里隐藏一点，就是如实地记录。另一个是1977年5月24日，我和王震到邓小平那里谈话。这个谈话记录是我回来后口述、邓英淘记录的。那时是风波过后开始见到希望了。
我本人、我的家庭，在我顺利时没有喜出望外，在我难过时也没有消沉，更没有倒下去爬不起来。很多共产党员的家庭都是这样的啊！共产党虽然多灾多难，但有多少个家庭为了实现共产主义理想共赴党难啊！在这一点上，我的家庭继承了他们的传统，可以与之为伍！这是我和老罗感到宽慰和自豪的。
附录：江流等四同志致高狄并转乔石、王震、宋平、王忍之并报中央的信(1989年6月15日)。
高狄同志转乔石、王震、宋平、忍之同志
并报中央：
一、1987年六月上旬，中央党校在全校学工人员中传达了一个白头文件，题为《赵紫阳同志在中央几次会议上的讲话要点》。在阐述三中全会以来路线的两个基本点时，赵紫阳同去说：“有这样一种观点：把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搞活看成是纲和目的关系，这是不对的。在我春节讲话之后不久，就有人发动了这样一次讨论会，提出这种论点，其目的不外乎要贬低改革，打着四项坚持之旗帜，否定改革、开放之政策，是有的。就是要把我们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引向贬低改革、否定改革的歧途上去。
在讨论这个文件的过程中，会上会下，校内校外，广泛流传说：赵紫阳同志指的是中央党校研究所召开的一个会议上的观点，这个会是江流发动的。中央党校一位副校长在向省、部级干部学习班学员传达文件时解释说，这件事就出在党校。另一位副校长在昆明一次学术讨论会上也说过，"纲目论"出自中央党校。六月十六日在校委听取各单位学习讨论的汇报会上，高扬校长说："紫阳同志找我谈党校工作时，查问过这件事。"在这次汇报会上，研究所负责人如实地讲清了情况，中央办公厅派人参加了这次汇报会。汇报会前后，中办的同志还做了调查。本来事实已经很清楚，所谓"纲目论"出自党校之说，纯系子虚乌有，但领导上却一直不肯实事求是地予以澄清。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仍继续在这个问题上做文章，追查所谓"纲目论"的上头来源，还追查中宣部1987年2月编印的《关于若干理论问题的一些材料》、《若干言论对照》(注：这两个材料的内容，汇集了思想理论界违反四项基本原则、宣扬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一些观点，并与1986年末学潮的标语、口号、大小字报加以对照)是谁搞的，怎么搞到党校来的？还采取种种手段打击和伤害了与其有关的同志。
1987年3月11、12日，中央党校确实召开了一个学习讨论会。会议由马克思主义研究所、理论动态编辑部、理论月刊编辑部联合召集，得到主管教学科研工作的教育长的同意，有教师学员共40余人参加，中心议题是全面地正确地理解和掌握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两个半天的会议内容和气氛都是健康的，发言的整个基调都是热情洋溢、满怀深情地肯定三中全会路线的正确性和重大意义，阐述和论证全面理解和贯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坚持改革开放两个基本点。同志们学习领会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关于三中全会路线的表述的历次讲话精神，一致强调两个基本点不可分割，在这个总前提下发表了各自的理解，是完全正常的。讨论会上没有人说过"纲、目"的话，更没有人反对和贬低改革。这是党校师生在校内举行的一次学习讨论会，怎么会、为什么要无中生有地制造出一个所谓"纲目论"的假案来呢！这次讨论赵紫阳讲话，追查、批判所谓"纲目论"的事件，其影响遍及全国党校系统和思想理论界，它打击压制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同志，助长了坚持和散布资产阶级自由化观点的人的气焰，扭转了根据邓小平同志1986年12月30日讲话(即中发[87]一号文件)所确定的大方向和有关部署，造成了人们思想上的混乱。而这一切严重后果，其源盖出于赵紫阳同志的这个讲话。根据未经核实的虚假材料，制造所谓"反对和贬低改革"的"纲目论"，大兴问罪之师，乱扣政治帽子，其手段与其产党人是多么不相称！两年前的许多情况人们记忆犹新。从1987年1月以来，赵紫阳同志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个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大事上，开始是划框框，设置障碍；继而突然转向，大批"思想僵化"；在四、五月里一系列讲话之后，竟使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中途夭折。自此之后，在中国的大地上，一些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的人受到保护，更加扩大其影响，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更加泛滥起来，以致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
我们希望中央在这次解决赵紫阳同志问题的过程中，对这个所谓“纲目论”的假案，查明真相，澄清事实，辨明是非，给予实事求是的公正解决。并由此总结经验教训，全面贯彻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在思想理论战线认真清理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造成的恶果。
江流 王正萍 邢家鲤 吴雄丞
1989年6月15日
注释：
①邓小平：《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O月版，第194页。
②1987年6月2日，胡启立致紫阳、一波同志的信。打字复印件。
③1987年6月2日，赵紫阳在胡启立来信上的批语。手稿复印件。
④1987年7月14日，薄一波致力群同志的信。手稿复印件。
⑤1987年7月16日，卫建林就起草中央3号文件补充材料之四、之五的经过给力群同志的报告。手稿复印件。
⑥邓小平：《社会主义必须摆脱贫穷》。《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225页。
⑦邓小平：《社会主义必须摆脱贫穷》。《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229页。
⑨《中办通报》1987年第18期：邓小平会见西班牙工社党副总书记、副首相格拉的谈话。
⑨1967年8月1日《红旗》杂志发表社论："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40周年"。社论说："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们要把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揭露出来，从政治上和思想上把他们斗倒、斗臭。同样，也要把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揭露出来，从政治上和思想上把他们。斗倒、斗臭。这些家伙，还在垂死挣扎。不久以前，武汉地区党内和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勾结起来对无产阶级革命派进行镇压。""事实证明，我们必须进一步地开展革命的大批判，把党内和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彻底干净地扫进垃圾堆里去。只有这样，才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目前，全国正在掀起一个对党内、军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批判运动。这是斗争的大方向。"
⑩1985年9月30日《参考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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