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是九哥】主席的表弟，林总的班长、国军的中将……
题图这位帅气的国军中将就是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人，此人名叫文强，毕业于黄埔四期，当过林总的班长（黄埔学生班），和恩来同志一母同胞的小弟周恩寿是黄埔同班同学，是为数不多参加过恩来同志和邓颖超同志婚礼的人。早期做过我党四川省委常委兼川东军委书记，他自己说：“毛泽东在井冈山才做苏维埃主席才管12个县，我在川东管23个县……。”这个直呼主席大名的人还是主席的族表弟，主席的生母文七妹是他的族姑母。根据文强自己的回忆录，他打小就认识主席家三兄弟，而且和主席的三弟毛泽覃关系不错，因为出生于1905年的毛泽覃和出生于1907年的文强年龄最接近，比较容易有共同语言。
大家看到的这张题图照片是目前能够找到的不多的文强的照片，从军服上看，这是国军将级官佐的军服，而且是“二花”中将军衔，推测时间应该在1946年左右。1946年，未满四十岁的文强晋升为国军中将。关于这张照片，九哥还要告诉大家的是，但凡长着一对招风耳的人通常都比较聪明，但大多是“一根筋”，缺乏变通。
文强是长沙人，在长沙读高中的文强受夏曦（这个夏曦有机会可以专门写一篇，在鄂豫皖推行左倾政策，杀了不少自己人，长征途中被一条小河淹死了，推测是因为民愤太大，被基层官兵干掉的）的影响，用母亲给的一个金镯子做路费，走水路到了广州，投考黄埔军校，是黄埔四期生入学考试的第三名。这一年是1925年，文强只有17岁，与此同时，林总也从湖北赶到了广州，也通过了黄埔军校的入学考试，后被编在第四期步兵科，此前和文强同班了三个月，文强后来被编入政治科。
关于文强投考黄埔军校还有一段插曲，据文强自己说，他南下广州的时候，表哥毛泽覃因为没有旅费，也是他带到广州的，但毛泽覃投考黄埔失败，未被录取，后来进了主席主持的“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
文强和林总的关系十分一般，按说同龄的一个湖南人和一个湖北人应该好交流，但据文强的回忆录，由于林总一次步枪走火，被关禁闭，两人还曾动过手。文强和周恩寿倒是一见如故。文强说了一辈子湖南官话，一直到老仍然一口湖南官话，那是一种介于普通话和长沙话之间的一种口音。而周恩寿的口音据九哥推测和总理的口音应该基本一致，因为周恩寿的早年经历和大哥恩来同志几乎是一致的，也是10岁出头去天津投靠的“四叔”。很难想象这两个人竟然能够成为挚友，为此，周恩寿还带文强去参加大哥的婚礼。据文强的回忆录介绍，文强提出要送一份礼物，恩寿没钱，就说“他们共产党不兴这一套”，文强说，“共产党也是人，何况是你亲大哥，空手太失礼了。”后来，文强去买了一张洒金红宣，写了“花花圆圆寿寿”六个字，作为贺礼。在长沙时，文强曾经在徐特立（这个人也曾经是主席的老师）任校长的艺术专科学校专门习练过书法，毛笔字很漂亮的。
以下为文强对第一次见总理的回忆：
周恩来对我说：“你有个姑母，还有个姑父，姑父姓李，你知道吗？”我说：“我的姑姑我怎么能不知道呢？她是湖南省立师范毕业的，嫁到李家，我姑父是宁夏人，这两个人都到法国留学去了，这个我小时候就知道。” 周恩来高兴地说：“他们两个都是我的同学，后来他们到里昂大学去了，你姑父学建筑工程，你姑母学美学。”“不错，我的姑父已经当了湖南公路总工程师。” “噢”，周恩来说，“那么高的地位了嘛。” 我说我的姑母在湖南大学教美学，周恩来说：“他们两个人都搞得很好啊。” 他又问：“你晓得徐特立吗？”我说：“徐特立，我喊他老师嘛。他也是我姑母的老师，后来办了一个艺术专科学校，徐特立是校长，我是他的学生。另外，我的父亲跟徐特立关系特别好，都是湖南长沙人嘛。”周恩来说：“徐特立跟你父亲是同乡，我跟你姑母是同学，你到了这里，我们又是革命同志了。” 我当时想，哎呀，这么近的关系了。
之所以我要原文照录文强的回忆录，是想让朋友们看看总理的统战工作有多高明和细致。首先，总理作为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显然对文强的社会关系事先做了摸底调查，可以想象这一段对话，对一个只有18岁的青年会带来什么样的震撼效果。用文强自己的话说——哎呀，这么近的关系了。
1926年1月，文强、周恩寿和林总同一天宣誓入党，带领他们宣誓的就是恩来同志。二个月后，黄埔的中共党员又在国民党元老邵力子的介绍下，集体加入了中国国民党。中山舰事件爆发后，尚在黄埔读书的文强宣布退出国民党，公开了自己中共党员的身份。文强参加过南昌起义，加入起义部队前，文强的职位是营级指导员，而那时林总还只是一名连长。南昌起义失败后，文强潜回长沙家中蛰居了一段时间，后又悄悄潜入四川寻找组织。那个时候国共因为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已经彻底分裂，这个时候还能坚持找组织，无疑是需要很大的勇气的。在成都，文强巧遇同为中共党员的黄埔四期同学廖宗泽，在廖宗泽的帮助下进入了四川党组织，很快就凭借自身的才干，担任了四川省委常委兼川东军委书记的高位，与国民党四川军阀展开了游击战。
1931年1月，因叛徒出卖被捕，但很快就被地下党营救了出来。重新回到四川省委的文强被时任四川省委书记怀疑，感觉生命都没有保障，于是携妻子（时任四川省委妇女部部长）脱离四川党组织，潜入上海。文强潜入上海的目的是希望自己的老师周恩来为自己洗脱冤屈，没成想因为顾顺章的叛变，上海党组织已经被彻底破坏，只好和妻子重新回到长沙家中。
文强在长沙找到了一份报刊编辑的工作，但平静的生活没有持续多久，就因为他在报纸上的文章得罪湖南军阀何健遭到通缉，文强只好再一次离家出走。也是命数使然，在上海的茫茫人海中，文强竟然有一次遇到了廖宗泽。此时的廖宗泽已经彻底脱离了共产党，并且是戴笠身边的红人。经廖宗泽介绍，文强和学弟戴笠（戴笠是黄埔六期，但戴笠的年纪比很多黄埔一期生都大）相谈甚欢。这里面有两个因素，其一，戴笠本人显然很有人格魅力；其二，军统在日本随时可能入侵华北的情况下，做了大量民族救亡的工作，而这一切和热血澎湃的文强十分契合，文强从此成为军统的干将。
抗战胜利后，文强担任军统局东北办事处处长。因策反华北、东北伪军部队有功，1946年1月被晋升为中将。在东北期间，他与时任东北九省保安司令部司令长官的杜聿明成为莫逆之交……
在军统做的风生水起的文强很快就遭到了打击——刚刚晋升中将只有两个月的文强忽然失去了靠山，戴笠飞机失事死了。而代表军统最强地方势力的文强成为了毛人凤、郑介民和唐纵必须争取的力量。文强在这三股势力中很难保持平衡，无奈只好选择退出。
1948年1月，他利用与湖南省主席、长沙绥靖公署主任程潜同乡的关系，调任湖南绥靖公署第一处中将处长、办公厅主任。1948年9月中旬，文强接连接到蒋介石和徐州剿总副总司令杜聿明的来电，要他速去徐州剿总担任副总参谋长。直到此时，文强的人生看似风光无限，但仔细分析，每到紧要关头就会出现拐点——如果在四川不被俘，在共产党内一直干下去，凭借其过人的组织能力，应该是一种不一样的人生。如果戴笠不死，文强迟早会成为军统的二号人物，甚至戴笠退出军统，他就是戴笠接班人的不二之选。如果文强没有接到徐州剿总副总参谋长的任命，最后的结果应该是和程潜、陈明仁一起起义，无论最终得到什么地位，至少不会蹲27年监狱。
和硬骨头黄维（参见【这里是九哥】国军第一硬骨头——黄维）一样，文强在被关押期间也坚持不写“悔过书”。国共两党这一点上高度一致，国民党抓到共产党，也让共产党写“悔过书”（参见【九哥说历史】康生在山东为何独赴刘格平的宴）。其实，从文强骄傲的内心来说，自己已经背叛过一次誓言（背叛过共产党），再背叛（背叛国民党）一次还是人吗？所以文强不止一次对管教说：“毛泽东是我表哥，朱德是我的上级，周恩来是我的老师和入党介绍人，刘少奇算是我同乡，林彪是我同学，这么多共产党大官和我在一起，我却成了国民党，是他们没有带好我，要写悔过书也应该他们写，我不写。”也正是因为文强的“硬骨头”，直到1975年3月17日，他才在最后一批战犯特赦中出狱。
出狱后，总理把他招到301医院的病床前，责备道：“你为什么不早一点写悔过书？”看着病床上形销骨立的老师和曾经的人生引路人，文强能说什么呢？无非唯唯诺诺，当然不能再说什么刺激的话了……
1987年的一天，文强去看望原国军中将军长郑庭笈，郑庭笈拿出一张有200多人合影的巨幅照片给文强看，文强一眼认出坐在中间穿着大红旗袍的女人是自己的学生蒋志云，接下来有陆续认出了40多人。郑庭笈惊讶于文强超人的记忆力的同时，也好奇文强如何会认识这么多前国民党军长大员。文强说自己在军统工作了十几年，接触的可不都是军政大员吗？
文强给自己的师母，时任全国政协主席的邓颖超打了一个报告，希望去美国见见曾经的同事。报告很快获批，文强以80岁的高龄开始了为期三个月的美国之行。在旧金山，文强见到了自己的两个弟弟，文国仪和文中侠，在芝加哥见到自己和第一任妻子的儿子。三个月时间，见到了大批曾经的同事和故交。
当年的中秋节，恰逢文强80大寿，蒋志云和丈夫（黄埔六期生）在家里张罗着给文强做寿，寿礼是一张24寸的文强的中将免冠照（就是题图这张）和一千美金，并告诉文强，他在台湾有100万美金的存款，希望文强找时间去台湾领回来。这100万美金的由来是：中将每月固定工资４００美金加１２００美金特别费，三十多年连本带利……
其实，这绝对是一个特例，那么多被关在功德林的国民党战犯，没听说过谁在监狱里还给发工资的。我们做统战，国民党何尝不是在做统战。文强当时活跃度很高，全国政协委员的身份不说，单是黄埔同学会常务副会长和北京黄埔同学会会长的身份，如果真的去了台湾就糗大了。
好在文强拒绝了美金的诱惑，也没有去台湾，只是故交旧友叙旧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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